文|杨洪于
教师节将近，与师兄弟谈起我们共同的导师，众人各有所念；思来想去，纵然才微力屈，还是决定落笔为文，把平日相处聆教的所见所感付诸笔端，记下我对先生为人治学的真切认知。
一次去烟台公干，与一家注塑企业的董事长攀谈起来。对方得知我的导师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教授杨卫民，语气便突然有了变化：“杨老师啊，那可是咱们产业里做实事的人，这么多年有他参加的塑料行业会议，我都愿意去。他讲的可都是产业里的‘干货’，全是生产线上用得着的学问。把我们的难题当课题，杨老师从不做纸面文章，只解决问题！”
那一刻，车间里的机器还在嗡嗡作响，但杨老师那一番谆谆告诫仿佛又在我耳边回荡：“学问要落地。”这句话在跟他读博那几年，早就种在了我心里；此番在制造产业一线，从企业家口中听得，回忆的种子仿佛再度伴着阳光甘露、和风细雨破土而出。
杨卫民老师外表斯文儒雅，但对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位拥有高标追求和刚强品质的学术“硬汉”。三十多年前，面对精密注塑机技术难题，杨老师从国外深造归来后，带领团队深入攻关，推动我国注塑装备发展。一路行来，且不说他收获的400多项专利、700余篇论文，以及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重磅奖项，更传奇的是他曾因长期劳累诱发主动脉夹层，心脏一度停跳20分钟，只能依靠机械血泵维持脑部供血，最终靠着意志挺了过来，回到科研工作中。
杨卫民老师对自己要求严，对学生也是。他认为，搞工科尤其不要空谈，应把产业的难题当课题，“要把学生带到江河湖海里去游泳，在战场上学会打仗”。所以我们这些博士生有时会被他送出象牙塔，送到产业端，让科研不再是书本上的推演，而是步入“产研互济”的科研攻关模式。同门王修磊读博期间，经常驻扎在济宁通佳机械厂，一起攻关车用储氢罐注塑制品的科研项目；博士生陈明军在山西的煤矿企业，研究课题聚焦井下除尘，与工人们一起下到矿井，进行佩戴测试验证，为预防“尘肺病”亲力亲为。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杨老师对学问的刚性要求，让同学们形成了实干、厚朴的学风。他丰富的实操经验，也让他在各类命题或宏观或微观的阐释中，都能做到游刃有余。初听老师讲课，那些原本晦涩的分子链结构、聚合反应机理，经他一讲，像摊开在眼前的织物纹理，清晰又鲜活。当时便想，能把学问讲得这样透彻的人，心里一定装着对这个领域最本真的热爱。
几年朝夕相处、耳提面命，更深刻地感受到他心系产业的学术情怀。他从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因学问而学问，总想着这些知识能如何变成工厂里的生产力，看问题总带着“这东西能怎么用、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的较真。所谓“经世致用”的追求，大抵如此。
犹记得，我在写一篇文献综述时，当我拿着初稿交到他的面前，跟他汇报读了多少文献时，他说：“既要往理论深处钻，把基础研究做‘顶天’，又要往产业一线扎，让工程应用能‘立地’，你现在做人工智能垂直领域研究，不要为体现文献多而参考文献，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与见解。”那次的交流让我重新树立了对综述性论文的看法，不能困于文献多寡，贵有独立洞见。此后我拿出了更高质量的论文，更因此深刻地改变了我的思维模式和研究习惯。
先贤曾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对学生要求甚严的杨老师，亦有“即之也温”的柔性一面。
杨老师治学不辞劳苦，深谙“科教兴国、人才为本”的道理。他常说，培养一个学生，就是为国家点亮一盏未来的明灯。除了尽全力为学生们争取研究机会、提升科研设备水平之外，杨老师还多次捐出自己的科研收入和奖金，为家境贫困的学生提供助学金。平时，更能体察青年科研人员的现实难处，用心托举一代代工程学子成长、成才。
他对企业的态度也非常温和，从未有拒人千里的冷漠。他以言传身教的方式阐明自己的态度——把研究做进产业里，把技术变成产品，把中国原创推向世界。实验室就应该连着生产线，学问要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国家竞争力，这样的研究才有分量。
所以他始终关注大趋势，也解决小问题。那个终日穿梭在实验室和生产线上的身影，那个既严厉又温和的老师，在我们心中，早已是当之无愧、受人敬仰的学者大家。
把学问做在祖国大地上，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中。技术攻关，他有着凝霜为剑的刚强坚毅；为人师表，又有着春风化雨的语重心长。张弛有度，刚柔相融，这才成就了一名工程学者真正的学术视野与人生格局。
这也是新时代的大国学者当有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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