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化用自顾炎武《日知录》中的一句话：“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最早将此句化用的人是梁启超的好友麦孟华。
1900年，麦孟华在《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中写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经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引用，逐渐成为名言。
但顾炎武原本想表达的，和今天很多人的理解并不一样。
他在《日知录》中将“亡国”和“亡天下”分而论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一个王朝灭亡，一家一姓换了主人，这是“亡国”；社会秩序崩溃，百姓无法生存，人与人互相残害，才是“亡天下”。
所以顾炎武紧接着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一个王朝能不能保住，首先是皇帝、大臣和享受权力俸禄的“肉食者”的责任。
对明末陕西的饥民，或是在赋税徭役下勉强活命的百姓来说，明清亡不亡，责任怎么也轮不到他们先背。
真正需要普通人共同维护的，是“天下”，也就是社会本身，是人的生存、安全和基本秩序。
到了晚清，这套思想重新被维新派发现。
梁启超认为：“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
为什么维新派如此强调国民责任？
因为他们发现，一个长期没有权利的人，很难产生对国家的责任感。
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与清军交战，一些地方百姓围观、做生意，甚至把战争当热闹看。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也有人给洋人带路、趁乱抢掠。
这当然可以骂麻木。
但问题是，一个平时既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公共参与，只负责纳税、服役和服从的人，为何到了王朝危亡时，突然就负有神圣责任？
这就像公司平时只想着压榨员工，到了竞争最激烈的时候，又突然要求所有人以公司为家。
所以晚清维新派谈国民义务的同时，也不断强调国民权利。
可今天很奇怪。
有人特别喜欢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谈普通人的劳动权益、收入和生存处境，却突然不说话了。
外卖骑手猝死，很少见他们高喊“匹夫有责”；普通劳动者被欠薪、过劳，也不见他们痛心疾首。
只有需要个人奉献的时候，国家、集体、大局才被搬出来。
可三百年前的顾炎武反而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
他承认人有自己的利益，治理社会不能要求人人消灭私欲，更不能靠道德口号让人无条件牺牲。
所谓“公”，不是把无数人的“私”踩碎。
恰恰相反，是让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利益都得到安顿以后，才可能形成真正的“公”。
三百多年过去，顾炎武反而显得很现代。
如果一个社会只要求匹夫承担天下的责任，却不愿承认匹夫在天下中的权利，那么所谓“匹夫有责”，最后很容易变成一句专门要求普通人牺牲的道德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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