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元宵节前后，南京瑞麟路陶宅内，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正在设宴款待日军佐官。前厅灯火通明，席间摆着从镇江购来的鸡鸭，日军军官推杯换盏；后宅却传出哭喊声。一个依附侵略者而获得权势的人，最终也没能保住自己的家人。
这场宴席发生在南京沦陷后的特殊时期。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随即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实施大规模屠杀、抢劫、纵火与强奸。惨案持续数周，城内秩序崩溃，南京安全区成为众多难民暂时栖身之地。
日军占领南京后，最急于解决的并非救济百姓，而是寻找一批愿意听命的中国人，替他们维持表面上的行政秩序。原有官员大多离开，留下的人又不愿背负骂名。日本人找来找去，目标落在下野官员、商人、留日学生以及慈善团体负责人身上。
陶锡三并非普通商贩。1937年时，他已经62岁，早年留学日本政法大学，回国后参与清末新政，做过江苏省咨议局议员，也当过律师。退出政界后，他经营汤山陶庐浴池，并担任南京红卍字会分会会长，在地方上颇有声望。
红卍字会带有宗教和慈善色彩，长期从事救济、施粥、掩埋尸体等事务。陶锡三曾组织人员救助日本地震灾民，这段经历使他与日本方面早有接触。日本人看中的，正是他的地方身份、社会关系和慈善团体背景。
有意思的是，陶锡三过去常说红卍字会“不问政治”。但日本军方提出建立伪自治机构时，他还是被推到了台前。据相关史料记载，孙茂荣等人从中联络，日本驻南京方面也予以认可。1938年1月1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成立，陶锡三出任会长，办公地点设在保泰街警察厅。
那块牌子挂起来后，南京城并没有因此恢复正常。自治委员会一面张贴“皇军是我们的救星”等标语，一面配合日军驱赶安全区难民。许多百姓亲眼见过屠杀，哪里还敢返回原住处？可伪警察和地痞却奉命破坏棚屋、捣毁炉灶，甚至切断粮食和燃料供应。
更恶劣的事情发生在妇女身上。日军特务机关要求自治机构搜集中国妇女，供日军强奸和奴役。王承典熟悉南京下层社会，便与乔鸿年等人带着日军特务进入难民收容处，强行挑选妇女。美国学者史迈士留下的记录中，曾提到短时间内就有数十名妇女被带走。
这类差事并不好做。日军要多少人，伪机构就必须交出多少人。一次，伪警察厅长王春生未能按要求选送500名妇女，据记载曾遭日军特务机关长当众掌掴，随后被免职。伪职人员表面上有权，实际上只是日本军方手里的工具。
陶锡三也把自己当成了日本人的座上宾。那天，他为了招待日军佐官以上军官，专门派人到镇江采购鸡鸭。席间，日本军官夸奖中国菜肴，他听得十分得意。可就在酒宴进行时，日军侍卫闯入后宅，对陶锡三的姨太太和女儿施暴。
听到哭声后，陶锡三赶到内室，试图阻拦，却被刺刀挡住。他只得返回前厅，请求日军军官出面。对方没有惩罚士兵，反而笑着说：“送给我吧。”随后，两个受害者被日军用被子裹住，抬往兵营。
这段经过见于后来的相关记述，细节或有出入，但它所呈现的逻辑并不难理解：侵略军从未把汉奸当作平等的合作者。陶锡三可以替他们搜罗妇女，可以替他们张贴标语，却不能因此获得真正的安全，更谈不上尊严。
宴席之后，陶锡三称病不去自治委员会办公，并多次提出辞职。日本人起初并不批准，因为伪机构需要他的名望来装点门面。1938年1月29日，陶宅又遭日军洗劫，佛堂中的经书也未能幸免。家人从地上拾到一张日军部队明信片，陶锡三据此要求调查，得到的答复却是“不知，无从查询”。
1938年3月14日，陶锡三再次递交辞呈，声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履行会长职责，并承认自己原本不涉政治，却因日本方面强行推举而就任。十多天后，辞职终于获准。接替他的是孙茂荣，但自治委员会的寿命也没有多久。
1938年3月28日，日本扶植梁鸿志建立伪维新政府，自治委员会随即被替代。陶锡三后来又出任伪维新政府立法委员，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仍继续担任相关职务。他没有因为早早辞职而洗脱责任，反而因持续为伪政权效力，留下了更清楚的政治选择。
抗战胜利后，南京首都高等法院依据《惩处汉奸条例》判处陶锡三有期徒刑八年，后经减刑改为两年，家产被没收。陶庐浴池后来被改作蒋介石的温泉别墅。1948年4月，他刑满出狱；两个月后在南京病逝，终年73岁。
同一个红卍字会内部，也并非人人都走上了陶锡三的道路。副会长张南梧曾利用组织身份和日本人签发的通行条子，帮助一些抗日军民离开难民区，还安排人员掩埋城内外尸体。相关行为暴露后，他被迫离开南京。
乱世之中，身份只是外壳，选择才决定一个人的历史位置。陶锡三拥有声望，也有机会拒绝日本人的安排，却把慈善组织的影响力交给侵略者，最终既没有保住名节，也没有得到日本人的信任。一分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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