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5日，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项摆在谈判桌上的重大问题，是日本战败后是否向中国支付战争赔偿。按当时的估算，这笔钱数额巨大，但中国最终作出决定：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
这不是忘记战争，更不是轻描淡写地翻过旧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逐步扩大，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4年的苦难。大量城市、工厂和交通设施遭到破坏，伤亡与流离失所更难以用数字完整呈现。
日本投降时，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胜国，当然有权提出赔偿要求。战后国际社会曾对日本的赔偿责任进行评估，但日本本土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赔偿方案几经调整，实际执行远没有最初设想那么顺利。
国民政府时期，确实从日本拆运过一批机器设备，作为战争赔偿的一部分。不过，随着国共内战爆发，国内政治重心发生变化，对日索赔逐渐被搁置。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也从惩罚和限制转向扶植，意在把日本建设成东亚反共体系的重要一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日赔偿问题并没有消失。只是新中国当时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对立加剧，日本又处在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体系之中，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相关会议，索赔自然受到牵制。
更棘手的是，台湾方面后来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约》。1952年4月28日，该条约在台北签署，台湾当局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承认这份条约，但日本却常以此作为推脱理由，双方关系长期无法正常化。
局势的转折出现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破冰。日本感受到东亚外交格局变化，主动寻求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田中角荣访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会谈开始时，田中角荣使用了“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这样的表述。周恩来当即指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严重灾难，不能只说成添了麻烦。”这句话很重，也很有分寸，既没有回避历史，也没有让谈判陷入情绪化争执。
在历史责任得到确认、日本方面作出道歉之后，赔偿问题再次被摆到台面上。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时，明确表示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田中角荣对此显然十分意外，因为这意味着日本不必承担一笔难以承受的巨额支付。
不过，毛泽东作出的选择，与此前台湾方面单方面放弃索赔，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取得政治主动、完成国家统一代表权转换之后，基于外交布局作出的主权决定；后者则是在特殊政治处境下作出的安排，不能混为一谈。
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签署。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表示对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深表反省；中国则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中日两国结束长期不正常状态。
放弃赔偿，并不等于没有代价，也不等于单纯追求日本谅解。中国当时需要争取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需要打破封锁，改善周边环境，同时为经济建设创造条件。若把一笔一次性赔款与长期合作放在一起衡量，选择的意义就不只是金钱问题。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推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他参观新日铁，乘坐新干线，还提出要到日本寻找“现代化的经验”。这次访问后来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观察外部世界的重要一步。
从1979年起，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陆续展开，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持续多年，涉及铁路、港口、电力、通信、环境等项目。它不是战争赔款，不能拿来替代历史责任，但对中国早期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确实产生过影响。
有意思的是，放弃的是赔偿请求，保留的却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外交可以选择向前走，史实却不能被删改。1972年的决定，既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战略，也留下了一条清楚的底线：战争责任必须承认，民族苦难不能被一句“添了麻烦”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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