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谷雨
编辑｜李梓新
刘爷爷深深地低着头，凑近了，我才看见他浑浊的眼眸里，泪水几乎要滚落下来。
刘爷爷前几天才入住，我这几天都会来和他聊聊天。找到刘爷爷的时候，他在房间里，刚刚上完厕所，在卫生间洗尿壶。护理员姐姐说他一定要自己干。说他是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保护爷爷的尊严。爷爷通情达理，他不想麻烦别人。
等刘爷爷忙完一阵，护士姐姐来了，要测血压。测完血压，工作人员又来邀请他打麻将。爷爷一直乐呵呵的，很客气，人来人往，我一直找不到和他聊天的机会。麻将桌上有四位爷爷奶奶，刘爷爷要等一会儿，我终于可以和爷爷说话了。
爷爷虽然坐着轮椅，但神志很清晰，我不需要大声说话，他也能理解我在问什么。
我却不知道说什么了，他太清醒了。
“您在这儿吃得好吗？”我问。
“好！我昨天吃了两大碗。”
沉默，有很多想聊的，却不知道说什么。
“您在这儿无聊吗？”
“我在这儿活动可多了。不无聊。”刘爷爷依然笑呵呵的，像他这样乐观的老人在康养中心很少见。
“那您年轻时喜欢做什么呢？”
“我年轻那会儿啊，我画版画。现在眼睛不行了，腿也不行。”爷爷用手拍拍大腿，轮椅上的两条腿和强壮的上半身对比显得很瘦弱。
“那您喜欢写文章吗？”想到爷爷是文化人，不免好奇我们是否有共同爱好。
“我不写，我写得不好。”
我实在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聊了，正要悻悻地离开。
“我前几天把您写进我的文章里了，您要我念给您听吗？”我突然想起一个话题。
“好呀，你别蹲着，你坐。”
“好啊，我念给您听。”
“上午开始思考今天的公众号写什么，要写在择木栖里一天的所见所闻。
但爷爷奶奶的故事，我还没有开始走进去。”
“爷爷您能听清楚吗？”我抬头望了一眼爷爷，担心他耳朵不好。
“可以，你接着念。”
“总喜欢把老人和小孩做对比，但要走进一个人，老人显然要比小孩子困难得多。我昨天还信誓旦旦和领导说，要整理一些问题问老人，了解他们的故事，然后记下来；今天，我就遇挫了。
我仔细读一下爷爷在手工作品上写的内容，今天的活动是剪贴画，做完爷爷要求要在柿子篮旁边写几个字：‘又……是……一……个……丰……收……年。’”
我停顿了一下，继续读下去：
“剪贴画是一个篮子，把剪下来的柿子图案贴在篮子里。我并没有想到爷爷为什么在此写上这句话，只是泪目。我不知道‘丰收年’让他想起了什么。只是看着那篮柿子，我忽然意识到，‘丰收’对我只是一个词，对他也许不是。我问爷爷年轻时候是做什么的，他说做工程测绘。‘那您是科技人才哦。’我不知道还可以说什么，只觉无知在厚重面前应一言不发。”
我抬头望了一眼，发现爷爷的头埋得很低，像是睡着了。
“我想走进爷爷奶奶们的世界，想知道他们的故事，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有厚度的人。厚度不在书里，大概就在这样的时刻。那筐柿子后来被收走了，但爷爷的那几个字留在了我脑海里。”
读完，我望着爷爷，他看着我，眼眶红红的。看着他，我也说不出话来。
“我还要接着写您，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不止刘爷爷，择木栖每天都有很多故事发生。
早晨八点半上班，我的第一件事是去改各楼层的小黑板，写今天的活动是什么，顺便和爷爷奶奶们聊聊天。
杨爷爷说，他活过平均年龄，已经走向死亡了。他口齿清晰，话很多，不会有人把他联想到死亡，但我无法反驳。我无法站在长辈的角度思考人生，因为我还在期待生活的精彩。
一位坐在过道边的奶奶，我和她打招呼。她已几乎失去听力，但还能看到。看到我嘴巴在动，她也和我讲话。她告诉我她孤独，手指指着眼镜比划眼泪往下流。奶奶坐在大厅人来人往最热闹的位置，佝偻着背，是如此的衰老。
二楼新来的张奶奶年轻时一定是个厉害人物。我上楼的时候她正大声指责，言语密密麻麻，感觉积累了很多情绪，其他老人也躁动起来。我听奶奶诉苦，慢慢地，我问她“您是想聊聊天吗？”她没有回答我，而是慢慢讲起了她的经历。
“杨谷雨！不要跟她讲了！”听着听着，我惊觉自己被一位护理员吼。她戴着眼镜，薄薄的嘴唇，我和她没有过交集，能感受到她不喜欢张奶奶。
“你一定要相信我是好人。”这是张奶奶刚刚跟我讲的。此刻，我是相信的。
没有辩解，也没有吵闹，我把张奶奶劝回了房间。
“我是主席保下来的人。”张奶奶神情坚定地说。我半信半疑，直到她的描述逐渐脱离现实。
“她是不是有精神障碍？”我不禁冒出这个念头，她和曾经的我太像了。
此刻，我知道张奶奶需要的不是一个结论，但看着刚刚的护理员，我无能为力。
回到一楼，空调的凉气让我想起搭在座椅靠背上的衣服，穿上。我的工位在房间靠墙的角落，最靠里的谭老板正打电话，旁边的另一位社工小陈在处理老人的消费券。她来得比我早，听说社工的人员总是在变动。
十一点半吃完午饭，午休两个半小时，然后准备下午的活动。
下午的活动是“时光物件故事会”，有营销部门的红姐帮忙，还邀请了谭老板来打头，先讲述他的老物件。说是让爷爷奶奶们表达自己，其实夹带着我的私心：我想听他们的故事。
活动很成功，有十位爷爷奶奶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唯一遗憾的是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录像留念。中途我给石爷爷录了一段，发在他的家属群里，家属很感激。
活动结束，爷爷奶奶们需要有人反馈。
“刘爷爷，您今天讲得好呀！”爷爷坐着轮椅，打包好的小度放在靠窗的床上，小小的房间放了两张床，显得有些杂乱。刘爷爷讲完他的小度语音智能屏，我和他反馈，心里五味杂陈。老人满心期待地讲，需要的是别人的鼓励。
”你不要再让那个老头讲了！听都听不清楚。“我找到她时，六楼的刘奶奶生气地跟我说。茶几上，花瓶里的鲜花开的正艳，她和老伴儿一起住，房间宽阔而敞亮。
人与人之间并不总是善意，人老了也是如此。如果他们知道我曾生病的真相，又会如何看待我？
“有精神病史可以在成都的养老院做社工吗？”我在搜索框里打下这几个字。第一次为自己的病史感到紧张，我大抵是喜欢上这份工作了。
入职的体检并不严格，老师没有询问过我是否有病史，就这样，没用上几天前医生开的康复证明，通过面试，我就入职了。
养老院叫“择木栖”，取“良禽择木而栖”之意，有一百五十多位在住老人，是一家很新的康养中心。我每天走路就可以上下班，工作是认识老人们，带他们做活动。每天参加活动的老人，有五六十位。领导管得宽松，我有充分的空间自由发挥。他们说，希望我把这当成自己的一份事业，而我原本只是想找一份工作消磨时间。
已经在家躺两年了，爸妈催我走出去。生活费的减少，心理上的压力，我找了一份客服工作。客服工作简单，但熬不过日复一日在格子间的机械沟通，我想离职了。
考虑过很多行业，客服是门槛最低的，适合彼时脑子不好使的我。除此之外，就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养老护理员是我能想到一个不错的方向。
边做客服，我开始了解养老行业，在微信上搜离家近的养老院。一篇公众号推文的角落里，发现一位院长的电话，他说他们不招人，把我推给了另一位院长。然后，稀里糊涂地，没有做上养老护理员，我成为了一家养老院的社工。
社工这活儿可不是谁都能干好，它需要耐心、细心和对老人的关心，领导说，我适合干养老。半信半疑地，我组织了几次活动，认识了一些老人，慢慢发现，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甚至都忘记了几天前还是病怏怏的样子。
“我被医生确诊了精神分裂症，后是抑郁症，又被诊断为分裂情感障碍。”
直到我在一门线上写作课的自我介绍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公开的文档，我发现删除也抹不了写过的记录。
“领导知道了会怎样？”我慌了，从不为生病自卑的我，第一次生怕有人会因此拒绝我。
直到豆包告诉我“在四川，有精分病史且已康复的人员，法律上可以在养老院工作，没有省级或市级的统一禁令。”我才放下心来，暂时松一口气。
门外知了长鸣，厨房里盘子碰撞的清脆声响不时传来，混杂着空调的低沉轰响，我的困意逐渐来袭。
周六早上是最忙的时候，刚刚忙完，趴在门口的桌子上眯一会儿，随时都可能有老人家属过来，我需要给他们开电梯的门禁。
“你知道他多大吗？”杨爷爷问我，他散步回来，显然认识一旁的石爷爷。
“九十四啦！”我大声回答，石爷爷出门的时候我才问过。
“九十四。”杨爷爷边说边用手比，手在空中顿两下。
“那您今年多少岁啦？”
“还差两个月八十九。”
石爷爷听不到，但显然看懂了我和杨爷爷的对话，”他比我小五岁”。
石爷爷年轻时是第二人民医院的院长，前几天邀请他在活动上讲故事，在台上，举手投足间依然有领导的风范。我和杨爷爷一样姓杨，他是显字辈，跟我过世的爷爷一个辈分，每次看到他都格外亲切。
“多与老人沟通，先熟悉我们的客户和需求。”钟总是养老院最年轻的一位股东，他对我有很高的期待。每次我发了公众号，他都会点赞，但我不敢想象他得知我有精神病史后的反应。
要告诉他吗？我找不到告诉他的理由，但内心感受告诉我，他应该知道。
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蝉鸣依旧。没有开空调，八月末的热气还笼罩着，空气中混着饭菜的味道，今天是回锅肉和酸菜鱼。
今天有奶奶过生，下午要拖着音响和灯光牌去庆祝，热闹的场景，活脱脱海底捞即视感，老人们都喜欢。
前几天办了8月长者集体生日会，那时我刚刚入职三天，临时接到这个任务，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现场却是爷爷奶奶自我介绍完，我想不出来别的，只会说“好的，下一位是刘爷爷”。
直到活动结束，我对流程不熟悉、言语不通顺、缺乏感染力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在公众号写下这样的话：“第三天，学到一件事：搞砸了不可怕，可怕的是搞砸了不敢写下来。”
钟总看到了，私信我说“杨谷雨加油哦，第三天就敢主持已经很厉害了，让我站起来肯定手足无措。“确实有安慰到我。
蝉鸣越来越聒噪，我和我的病史和长辈们在养老院该如何自处？慢慢地，我开始厌倦于这个问题。
我告诉了钟总自己有精神病史的过往，在汇报完工作之后。
然后是看似平静的等待。
终于，他回复了我：“辛苦”。
他紧接着要说什么呢？等待，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他没有继续回复。
又是等待，终于收到一条消息通知，“不用介意这些。”
“你是健康的人。你要保证自己健康，另外就是要尽快承担起院内的工作。”
对于我的病史，我不再有秘密感。但这份松弛仅仅发生在我内心。现实里那层无形的条件，依旧悬在那里。
回想起第一次见到钟总的场景，是在我试用期的第二天，周年庆活动上。
“这人和我本科导师好像”，我坐在大厅角落，一边操作电脑，控制幻灯片的播放。我面对着观众席，一位戴黑框眼镜，穿格子衫的男士格外显眼。
刚刚在办公室他和我打过招呼，他认识我，不过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看过你的简历，很优秀。”
回想起这两年的状态，我不禁心虚。
“工作之后发现接触的人和学校的圈层差别很大。希望你能尽快适应。”他继续说道，言语间透露出一股精英阶层的气质。
导师留给我的记忆并不好，我对他也多了重厌恶的滤镜。过去那段记忆挥之不去，但对离开时不好的结局，我还是抱有修复关系的期待。
活动结束，在餐桌上，得知他是钟总，是养老院的四位股东之一。出于礼貌，我主动加了他的微信，他说多交流。
第一次找他聊天，是说关于建养老AI语义库的想法，他认真听了，还给了很多关于行业的洞见。后来我经常找他聊天。
我有写公众号的习惯，钟总点赞的第一篇是《择木栖生活记录｜允许自己有不完美的成长》，发布没十分钟他就给我点赞了。还沉浸在被点赞的喜悦中，“杨谷雨加油哦，第三天就敢主持已经很厉害了，让我站起来肯定手足无措。“他竟然给我发了私信。
后来，我每天写自己在择木栖的所见所闻，他都会点赞。
可能是康复后对权威肯定的渴求，也许是对昔日师生关系的遗憾。慢慢地，我希望看到他的身影，期待他的点赞，期待他的信息。
直到《今年七夕怎么过？》，我开始在公众号里发自己的私事，他并没有点赞。
对话慢慢冷了下来。
慢慢发现，工作才是我们相处的桥梁，我把对钟总的热情转移到了工作上面。
“钟总，我前几天不是在跟您说做活动的科研吗？我发现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有位老师，专门做老年抑郁的非药物干预研究，跟我们平时做的故事会、美食节活动挺匹配的。我在想，如果能以咱们机构的名义跟她谈个合作，我们就有专业老师来指导，还可以争取挂个"高校教学科研实践基地"的牌子。”
“我们欢迎合作的，运营相关具体合作的工作要和谭主任沟通。”
我周末也来到择木栖加班。第二天，我做好了研究计划，准备和谭主任联系。
时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生病，看着闪动的光标，我陷入了沉默。
“一定要结题。”那是我的目标。
拿国创快一年了，验收在即，可我的实验数据还是一团糟。不知哪儿来的自信，我知道自己这次会结题，就像我当初知道自己会拿最好的项目。
导师的表情不太好看，但他说给我的实验结果加三张图片，应该没问题了。回到公寓，我开始构思研究报告。翻看了学长学姐往年的很多报告，我开始有点感觉，可以写了。
不确定框架怎么搭，先列出所有想到的条目，不着急，慢慢改，“一定会写出来的。”我告诉自己。
昏天黑地的十天，然后我写出来了。
“这是你自己写的吗？”导师难以置信——没有辅导，没有修改，这是我自己完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报告。是的，我顺利结题了。
接下来的一周，项目的框架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坐在公交车上，恍惚间一整个框架在窗外的风景之上。
“我被中央看上了。”我把震惊的发现分享给同学。
“你生病了。”辅导员对我说。
“有位学姐，她保研去了浙大，结果和身边人比起来自己不再那么优秀，喜欢的人也不喜欢她，她就崩溃了。”
我知道，导师是在警醒我，可我不服气。赌气般地，我去和已经保研去中山大学的师兄表白，果不其然被拒绝，我和实验室很多人讲这件事，想证明可以多么无所谓。
“你能力不足，却想得到太多。”这是我导师又一次对我的评价。
这一次，我崩溃了。
我承认，我确实想得到很多，我想发论文，我想保研去北大，可我知道梦想本就要奋力去追。我付出的是每天六点起床，凌晨一点入睡，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泡在实验室。可是导师没看到，因为我没有成果。
再也憋不住了，我在实验楼下嚎啕大哭。我试图回想当时到底有多难过、多失望，可回忆已经替我忘记了，只记得在楼后面的花园里放声大哭，师姐从三楼听到了下来安慰我。
我再也不想留在这个地方。
后来中科院的王老师让我去读博，我是全班第一个拿到offer的学生，我开心极了，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我用事实证明了导师说的是错的。
直到我去了北京，王老师不要我了。
我哭不出来，说不出话，时间仿佛暂停了。此后，我开始出现怪异的想法，认为所有言语都意有所指，认为所有行为背后都发生着我不知道的什么，妄想是导师让王老师放弃我。
慢慢地，我不再悲痛，甚至发现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起点：我在中科院看到了院士，参加了大型的学术会议，听了专家的学术汇报。我逐渐发现自己被中央看上，我被悄悄纳入了中国的人才库，朋友圈里的所有人都是我的智囊团。
我给朋友们分享我的喜悦，没有人真的为我感到开心。
我没有生病，却被辅导员劝回家了，她说室友怕我伤害她们。简直荒谬，但是父母已经到学校来接我了，我无力反抗。
没有回老家，我去了成都和姐姐一起住。姐姐工作忙，一周也见不到几次，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没有学习，没有社交，也没有人在意我。我以为进了人才库他们就会让邀请去念书，可一次次期待落空，微信的一次次已读不回。我最后也没有保研，我主动放弃保研了，因为我失望透顶。
爸妈不给我拿生活费。我用最后的钱买了一大堆矿泉水和啤酒，我开始绝食，我放弃这个世界了。
直到我不再有力气，躺在床上，爸爸却出现了。
爸妈把我送进了医院，在精神病医院我接受了良好的治疗，混乱的思维逐渐清醒。
后来知道精神分裂症曾经被称为“早发性痴呆”。我不认为奔逸的思维、奇妙的想象和“痴呆”有勾连，可又不得不承认疾病后期我迟缓的现实反应和对学习的无能。
出院后，事实与幻想的沉重落差让生活显得格外无聊，曾经的怪异行为让我无地自容，我真想死。
妈妈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我一次次否定轻生的念头。我像一个失能的老人，又像一个刚开始吃饭的婴儿，有关生命的一切，从头开始，只有年龄不能再重来。
“妈妈，我还想住院。”
第二次住院，我被诊断为抑郁症。护士说我整日坐在角落，我应该和其他病人交流。
我尝试了与人沟通，可言语是如此匮乏，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没有联想，没有想象，生活就是坐在椅子上等时间流逝。出院后，我把个性签名改为“生活的一大勇气是克服无聊”。我在努力活下去。
我想看书，我想学习，我想找回曾经的自己，我报了各种各样的课，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什么也没学会。
巨大的挫败感没有再将我打倒，因为爸妈找人给我算过命了，我在走壬寅大运，流年不顺，等我熬过这段时间，我会成为相当有出息的人。
我坚信算命先生的话，只要熬过去，我会浴火重生。
我在等一个转折，等一个蜕变。可重生没有想象得那样突如其来，我尝试了考研，尝试了重新去科研院所实习，尝试学一门手艺，尝试融入社会，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你今年必须要工作。”已经在家躺两年，爸爸给我下达了死任务。自尊心的重建也让我不愿再家继续啃老。
找了四个多月的工作，从事业单位，到央国企，到大厂，再到小公司，现实的捶打让我的自我定位逐步降低。
“只要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好了。”我逐渐看清了自己在社会里的位置。
我去做服装店的导购，可是记不住产品信息，我被劝退了。
终于找到一份可以接纳我的工作——抖音外包客服。不知道能不能胜任，至少我找到工作了。
阔别三年，我终于重新走进了社会，我重新开始有了社交，头脑逐渐清醒起来。
我不再满足于这份没有前景的工作，我想追求自己的事业。我辞职了。
养老是目前准入门槛最低，我能够到最有前景的行业。我去学习了养老护理知识，准备做养老护理员。
“你的简历很优秀。”院长看到了我的潜力，没有让我做一线的护理工作，让我成为了一名社工。七“最近对养老工作有没啥新的认识？”入职一个月了，我还是经常和钟总交流。
没有了最初的冲劲，生活开始趋于平淡。我的工位搬到了养老院大门旁，顺便给老人家属们开门禁。
家属并没有注意到我。她推着轮椅准备出门，前面坐着的是余奶奶。
要不要打招呼呢？阿姨没注意到我，我可以当个透明人。
打个招呼吧，虽然不熟，既然认识。
“余奶奶好～”
余奶奶并没有什么反应，我尝试过很多次和她沟通，她从来不说话。但家属笑了，见我叫奶奶，她特意多跟我说了几句。
进来的人一批又一批，出去的人一批接一批，我坐在门口，给老人家属们开电梯门禁。
“妈说你主持得好！小杨，她刚刚跟我说的，她都记得到。”
我认出是余奶奶的女儿推着她回来了，有点诧异。奶奶夸我主持得好？
原来她记得。
写作感想：
我今年24岁，对于人生已不是一张白纸，但对社会还像个初来乍到的新人。我通过写作疗愈自己，写作感想，也逐渐变成了我的写作“敢想”，我想成为一名作家。
我的写作史还很短，这是我正式写下的第一篇文章，但我的自我思考史，已经和我的人生一样长。
曾经，我喜欢大量输出自己的想法，那时的写作更多停留在个人感受的表达上。生病的经历让我逐渐变得内敛，也让我开始渴望与读者建立连接。
于是，我减少了直接输出自我想法，转而尽量写下事实，把判断和思考留给读者。后来，我把自己的文字发给人工智能，请它帮我评价。它说，我的文字开始呈现出非虚构纪实的色彩。
我把这句话当作一种鼓励，也把它当做正式开始写作的信号。
本文来自三明治「非虚构短故事学院」，9月短故事招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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