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父亲和祖辈，谁带孩子更合适？这也许是一个人类学问题|乔治·艾略特|类人猿|莎拉|赫迪|达尔文

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阿信想先问问读者中的各位家长朋友：从你的孩子呱呱坠地之日起到现在，ta带给你幸福感最多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可能会有不少读者说：孩子第一次开口喊“爸爸妈妈”的时候、第一次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孩子偷偷给自己准备节日礼物的时候……

但在2024年发表于《人口与经济》杂志的一篇题为《生育的幸福效应》的论文中，作者在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至2018年的数据后发现，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当年达到峰值——换句话说，从大样本上来看，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幸福感其实是呈下行趋势的。

除去激素变化等生理因素带来的影响，幸福感下行的一个核心原因，相信很多家长都感同身受：养大一个孩子，真的太累了！

婴儿期要半夜喂奶、换尿布，幼儿期要整天提防ta调皮捣蛋，上学了要给ta辅导功课，等孩子进入青春期，大大小小的冲突就更多了。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个体从降生到身心成熟的过程实在是太过漫长，漫长到大多数时候，都需要有人专门带孩子。对于一些家庭，谁来带孩子这个问题，甚至会成为旷日持久的冲突的导火索。

我们很容易形成这样一幅时间图景：前工业时代，带孩子的工作几乎都由母亲完成；进入工业时代，双职工家庭和外出务工家庭比重大幅上升，祖辈开始广泛参与抚养；相较而言，母亲总是在抚养上付出更多的一方，也更容易因抚养问题而退出职场，而父亲更容易在抚养过程中缺位；上述性别差异，在其他动物特别是近亲的灵长类上也能观察到，所以它归根结底是一种生物的本能，即所谓“母职”与“父职”。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所谓“母职”与“父职”，究竟是基因的枷锁，还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虚构？

当代人类学泰斗莎拉·布莱弗·赫迪（Sarah Blaffer Hrdy）在其跨越20多年写就的“父母他”三部曲（《母亲的身份》《异亲的照顾》《父亲的时间》）中，对人类的抚育模式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研究，颠覆性地提出：

母性并非无条件的利他本能，而是自然选择塑造的一套灵活应对策略；男性深度参与养育不仅是社会观念的进步，更有深刻的生物学基础；而由祖母、姨母及其他“异亲”（alloparents）构成的合作抚育体系，则塑造了人类理解他人、产生共情的独特能力。

以下，我们分享由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人类学系附属教授许晶为这三本书撰写的导言，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本文摘编自书中导言（许晶撰），原题《人类抚育的自然史》

部分内容有删节

谁在抚育人类后代？为什么？

出生于1946年的莎拉·布莱弗·赫迪（Sarah Blaffer Hrdy）是当代享誉世界的演化人类学家、灵长类动物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是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先驱。她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退休之后，与丈夫在北加州的农场种植核桃，致力于恢复当地生态环境，实践天人合一的理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赫迪的学术成就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曾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哲学学会会士，并获得古根海姆奖等殊荣。她不仅学术成就卓越，更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莎拉·布莱弗·赫迪

中信出版这次引进的《母亲的身份》《异亲的照顾》《父亲的时间》这三本书的英文原版分别出版于1999、2009和2024年，每一本书都结合了人类学、生物学、动物行为学、神经科学、内分泌学、发展心理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视角，分别讨论母亲、异亲和父亲抚育后代的自然演化史。这三本书连同她更早的著作《从未演化的女性》都是在国外风靡一时的科普书，不仅促使学术界重视女性和婴儿在灵长类—人类演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还更新了大众对人类抚育的理解。

这一系列著作构成了一部交织演化历史与现实关怀的宏伟史诗，带领读者从遥远的更新世（第四纪大冰期的核心阶段，常被称作“冰河时期”），甚至更早的地质年代一路走入21世纪。她以严谨的科学方法和敏锐的洞察力探索关乎世界命运的问题——是谁在抚育人类后代？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在今天似乎不言自明，但它承载着亿万年的演化历史，也折射出自达尔文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学术发展历程。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母亲对婴儿的生存至关重要。同时，人类的异亲抚育（alloparenting）现象也十分普遍，例如外祖母帮忙带孩子；但父亲的投入差异很大。从演化视角理解人类行为与心理的起点，就是将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陌生化，对理所当然的人类抚育模式追问为什么。

理解赫迪的著作，先要理解她融合达尔文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治学信念。她既深信自然选择作为科学认知方式的优点，又知晓性别偏见如何影响科学家的理念。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这一派的达尔文主义者。艾略特与达尔文都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都读过对方的作品。1882年，也就是达尔文逝世那一年，像艾略特这样的中上层阶级女性才获得了财产权。

左：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

右：乔治·艾略特（1819-1880）

正如艾略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形成与演化论的共鸣，赫迪的作品也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扩展了达尔文的思想，修订了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理论长期以来只强调雄性竞争的思想范式。

性选择理论由达尔文于1871年提出，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得到重新关注：作为自然选择的特殊形式，性选择压力促使个体竞争交配机会；性选择的出现是由于两性之间的差异，雌性哺乳动物排卵、妊娠、哺乳，其生育成本高于雄性，因此两性围绕生殖成功率展开了演化博弈。

在赫迪成长求学的年代，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活动还是以男性为主体，那时的演化理论也以雄性为中心，雌性在宏大的演化叙事里只是被动的边缘角色。赫迪的第一部演化人类学/灵长类动物学著作名为《阿布山的叶猴：雌性与雄性的生殖策略》（1977），其中剖析了叶猴社会中的雄性杀婴行为。她从女性视角出发，共情叶猴母亲的困境：“每隔27个月左右，它们就要面对一只试图杀死自己幼崽的陌生雄性。”这是灵长类动物学家首次在田野调查中强调雌性为保护自己和后代的利益而施展的复杂生殖策略，然而学界对这本书的评论焦点仍然落在雄性竞争，忽略了性选择中作为主体的雌性。

为了修正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赫迪写出了第一本畅销书《从未演化的女性》（1981），她也成为“演化论女性主义”的标志性人物。此后，《母亲的身份》《异亲的照顾》《父亲的时间》三本书层层递进，将母亲—婴儿—他人（也包括父亲）的互动视为理解人类演化的核心，共同刻画出人类抚育的自然史：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看似自相矛盾——既青睐生育超出自身抚育能力的后代的母亲，又配以抚育支持极不稳定的父亲，但这实为硬币的两面……母亲之所以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抚育压力，父亲的抚育投入之所以存在巨大差异，是因为两性都在一个高流动性的体系中完成了演化，而异亲往往会提供补偿性帮助。”（《异亲的照顾》）

赫迪也格外重视婴儿的主体性：

“人类两性——无论是否为父母——都会被婴儿的转化力量所影响。负责这种转变的神经基质既存在于两性之中，也存在于异亲与父母之中。”（《父亲的时间》）

人类学界很少有学者能像赫迪这样，既对生物学抱有严谨的态度，又对文化保持同等的尊重。她本科专业是文化人类学，她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探讨的是玛雅神话。后来成长为演化人类学家的赫迪将生物与文化的交织运用于对母职、异亲和父职的分析。例如性选择理论的核心就是两性的非对称性，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paternal uncertainty，即雄性无法便捷确认亲子关系）是灵长类演化的重要背景，而雌性的繁殖策略之一就是对父亲身份信息的操控。

从赫迪举的例子来看，女性无法像母狮那样通过遗传方式实现一胎多父，但文化的安排很有意思：在资源长期不稳定、成人死亡率高的社会，例如亚马孙河流域的部落社会，一些母亲会设法为孩子安排“额外”的父亲，这些部落形成了关于“可分父权”的传统观念，缓解了男性之间的嫉妒。

赫迪认为，生物与文化从来不是对立的，她推崇“达尔文+艾略特”，反对两种极端立场：一种将生物基础等同于本能，将女性锁定在母职角色上；另一种否认生物基础，拒绝演化视角。

2003年，赫迪曾如此劝诫人类学同行：“除非我们能找到一条建设性的路径，去超越‘生物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二元对立，否则人类学将把对人性及人类多样性的研究领地拱手让给其他学科——遗憾的是，这一过程早已悄然开始。”在全球性别政治逐渐步入极端立场的今天，赫迪的提醒尤为珍贵。

母亲、异亲与父亲

如今重温赫迪的作品，不仅可以汲取科学营养，更能体会生命的联结与共情。让我们跟随作者穿越时光：新生儿的哭声不仅能改变人类母亲、父亲和异亲的神经内分泌水平，也能激起其他哺乳动物母亲的回应，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久远的时间尺度下理解人类抚育的演化历程。

为什么跟类人猿新生幼崽相比，足月的新生儿有这么多脂肪？婴儿可爱迷人，头皮散发着奶香味，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自然选择，才成为天生的感官陷阱？婴儿为什么对他人脸庞、面部表情和视线如此敏感，婴儿的凝视隐藏着怎样的演化秘密？

在所有哺乳动物中，灵长类母亲与幼崽之间的纽带最为牢固，而其中，相较于全身心投入抚育的类人猿母亲，为什么人类母亲面对自己的婴儿有更多矛盾心理，会偏心，甚至会弃婴、杀婴？这种矛盾心理有没有生物学基础？人类母亲遭遇的两难处境只是现代产物吗？“母性”究竟是什么？

《母亲的身份》英文版于1999年问世，赫迪一反早期演化理论只强调雄性竞争的性别偏见，把女性和婴儿的主体性置于聚光灯下，破除了“母性=女性本能”的迷思。

根据生命史理论，生物在有限资源条件下要在生长（growth）、生计（maintenance）与生育（reproduction）之间权衡。赫迪的老师、社会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提出了亲子冲突理论（Parent-Offspring Conflict），即由于亲代与子代之间共享的基因比例并非百分之百，导致双方在资源分配上存在演化利益的差异。

人类的亲子冲突体现在多方面——母亲和胎儿之间、想断奶的母亲和不想断奶的婴儿之间、想把爱分给所有孩子的母亲和想独占母爱的婴儿之间等，这些冲突在人类抚育的独特演化轨迹中格外明显：在所有类人猿幼崽中，婴儿体形最大、发育最慢，但人类的生育间隔更短，生育率也更高，因此抚育压力更大。人类母亲从远古时期就要在生存和生殖之间取舍，条件艰难的时候，还要在多个幼儿之间取舍。正是在这样的选择压力下，人类母亲演化出高度条件性的灵活适应策略，得以保障至少一部分幼儿存活。幼儿也并非被动接受命运，而是在主动博弈：他们要吸引照护者的关爱，甚至与兄弟姐妹竞争。

这就是为什么赫迪说，母爱需要被激发，激发母爱是新生儿的演化挑战。婴儿的可爱、哭泣、凝视等行为都是吸引照护者关爱的信号，而母亲对自己婴儿的反应，受到源于哺乳动物的、灵长类的、人类的生理反应的混合影响（《母亲的身份》），受到婴儿信号的牵制，也受到生态、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因此母性既非刻板本能，也不是神话迷思。

养一个娃需举整个村庄之力，除了母婴之间的协同演化，合作抚育（cooperative breeding）这种古老策略也是自然选择为母职困境提出的解决方案。

26岁的我，初为人母不知所措，幸亏有母亲在身边帮忙。记得我母亲给外孙换尿不湿的时候一脸骄傲：“我生你那时候一看到屎尿就觉得恶心，可是现在我闻着外孙的屁股都是香的！”为什么我的母亲在年龄增长后，心境会有这样的变化？隔代亲有没有生物基础？

26岁的赫迪尚未生育，在印度拉贾斯坦邦深山老林里观察叶猴种群。她看到一只牙齿磨损严重的年老雌猴为保护幼崽，一次又一次与体重是自己两倍、长着匕首般锋利犬齿的雄猴搏斗，心中震撼不已。这次经历让赫迪重视衰老雌性对物种演化的意义，思考为什么女性绝经之后还能存活很长时间，而不像我们的灵长类近亲绝经不久就死去。

赫迪从利他行为的演化视角理解合作抚育的自然历史。她援引汉密尔顿（William D. Hamilton）法则（又称亲缘选择理论，kin selection theory），当亲缘系数×收益>成本时，利他行为就可以被自然选择保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工蜂这样的真社会性生物。演化人类学的祖母假说认为外祖母、祖母等异亲协助母亲承担抚育工作，在人类演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赫迪则更进一步，在《异亲的照顾》中延续女性—婴儿—人类社会认知的叙事，提出合作抚育不仅保障了更新世幼儿的生存福祉，而且塑造了人类的高度社会化倾向。

《异亲的照顾》本是《母亲的身份》一书的“连体婴儿”，赫迪认为没有异亲照顾就无法解释人类母亲及其幼儿的特点。与生俱来追求主体间交往、渴望相互理解是智人与类人猿的重要区别，赫迪称之为“情感现代性”，人类幼儿与照护者的交流就是鲜明证据。其他类人猿也面临心智理论（亲子读心）和马基雅弗利式社会操纵竞争的选择压力，为什么唯独人类脱颖而出，演化出深刻的社会认知？

赫迪找到了解答问题的线索：不同于对幼崽具有强烈独占欲的类人猿母亲，人类母亲容易信任异亲来共同照护婴儿。她批评此前的主流理论中“猎手+战士”的男性叙事过度关注群体内合作对更新世晚期群体间竞争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抚育后代这样更古老的动力：“从演化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共同照护和供养后代，群体内外的所有战略博弈与冲突，都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咕哝与挣扎。”（《异亲的照顾》）她认为人类的长寿、漫长的童年和发达的大脑，都是在合作抚育背景下出现的特质。

人类父亲为阐释抚育行为的自然历史出了一道难题。他们虽然不像大自然的父性典范海马父亲那样能孕育幼崽并分娩，也算得上哺乳动物中罕见的超级奶爸：5400种哺乳动物中仅有5%存在雄性直接抚育幼崽的行为，而我们的类人猿近亲中没有雄性会常规性地照顾新生幼崽，相反，在地位竞争激烈的灵长类群体中，雄性还会攻击和杀掉陌生雌性的幼崽；然而，人类父亲在抚育后代方面的投入差异很大，有的养父会全心全意地爱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也有很多生父对孩子不闻不问，“丧偶式育儿”屡见不鲜。

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这些差异纯属文化建构，还是可以借由演化视角解释？幼儿如何转变男性，让他们的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发生与母亲类似的变化？从婴儿出生起就承担主要照顾职责的父亲与只起辅助作用的父亲，他们与幼儿相处时被激活的大脑图像有何区别？

《父亲的时间》在前面两本书的基础上写作而成：人类祖先在更新世环境变动、资源匮乏情境下演化出更依赖集体的合作抚育模式，这为男性与婴儿相处创造了条件。赫迪认为，亲密接触时间（TIP, time in intimate proximity）是激发父爱的关键因素，作为幼儿主要照料者的男性大脑会出现像母亲大脑那样联结古老情绪调节网络和新近社会认知脑区的神经激活模式，而神经科学家正在研究的异亲抚育基质能为人类合作抚育学说添加更丰富的佐证。

《父亲的时间》弥补了前两本书的不足：演化人类学长期忽略对父职的讨论，赫迪则结合最新研究，追溯男性抚育潜能的生物学基础。她对父职自然史的分析充满女性主义智慧：从合作抚育而不是男性集体协作狩猎的视角重新理解人类高度社会性（例如共享意向）的起源。她改写了狩猎者以肉换性（男性以蛋白质供养家庭以换取父亲身份的确定性）的刻板叙事，援引狩猎—采集部落的新研究，论证女性采集者对家庭生计的贡献。她梳理了当代社会变革如何唤醒深藏于每位男性内心深处的古老潜能，塑造出全身心投入抚育的新型父亲。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赫迪的著作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我很喜欢她在书写人类祖先故事时将个人经验融入其中，她的人生历程也折射出时代发展轨迹：她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传统优渥家庭，曾提到自己的母亲与外祖母应对父权制的智慧，鼓励女孩读书上学；她回忆自己年轻时既渴望实现学术抱负，又想与孩子建立安全型依恋关系，因此感念丈夫与异亲对自己科研和育儿的支持；她提到自己的父亲很少拥抱他最疼爱的小儿子，而她21世纪的女婿全情投入抚育，令她惊喜；初为外祖母，她亲身检验理论假设，测量与小外孙的亲密接触如何改变她和丈夫“爱的激素”（催产素）水平。

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学者需要走过多长、多难的路，才能脱颖而出，青史留名？她在《母亲的身份》结尾提到，为了兼顾女性与男性的观点而成为更称职的学者，她相当辛苦，时常觉得自己像是在孤岛上抛出一个个装了信息的瓶子。她的目标是纠正演化论思想长久以来隐含的偏见，但不能拿自己的另一种偏见来搪塞。这不是容易的事，但多年以后她终于不再觉得自己是流落孤岛的人。她成了浮在海潮上的人，底下有一群海豚托着她，这群海豚都是演化论研究者和女性主义者，他们正顺着别人前导的潮流行进。赫迪开拓的道路鼓励了千千万万女性学者，也让我深受触动。

从她的人生故事出发，赫迪领我们见识广阔奇妙的天地，纵览数百万年甚至亿万年光景，从人类到灵长类、哺乳动物、脊椎动物，甚至昆虫世界。《母亲的身份》英文版书名Mother Nature，不仅指代“母性”，还指“大自然母亲”。她在一档播客里俏皮地说，“大自然母亲是位节俭的老太太”，“世界上许多看似跟我们毫不相干的生物，其实都是我们的亲戚”。赫迪在《异亲的照顾》的致谢里写道：“更新世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历史场景。”

她的著作不仅回溯亿万年光景，也“见众生”，让演化人类学研究走出象牙塔，回应当代社会有关抚育与性别的公共议题，为人类抚育的自然史赋予新的生命力。女性“生计、生育双生涯”的困境始终是赫迪关注的焦点：在非洲昆人社会，女性背着孩子采集，每年要走2400千米以上，有时把已断奶的孩子留在营地由异亲照顾。

赫迪在《母亲的身份》前言中坦陈，自远祖以采集为生的时代至今，世界虽然历经巨变，但母亲们遭遇的两难情境，其基本轮廓惊人地一致。赫迪认为，比起我们的远古先祖，现代女性的处境更为艰难：母性与追求地位的野心在远古并不冲突，彼时女性地位与母亲繁衍的效率相关，而现代女性对事业的追求时常与生育相冲突，更需要社会及制度支持，从而实现合作抚育。

当然，我们阅读演化人类学、演化心理学的著作，也要避免“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把有演化根源的行为模式视为道德标杆。例如，赫迪认为女性绝经以后还能存活很久是合作抚育的自然选择，并不是在呼吁今天的退休老人放弃享受生活，帮忙养娃。理解大自然如何塑造母亲、异亲、父亲与幼崽，是为了知晓我们的来处，从而更智慧地选择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