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沈阳空军机关，李赤然的工作调动方案出现变化。原本拟任沈阳空军政治委员的他，后来没有进入沈空领导班子，而是被调往南京军区空军，担任副政治委员。这次变动，看似只是职务名称不同，背后却牵动着当时东南沿海的军事形势。
李赤然当时所在的空军第2军，归沈阳空军领导。长期在一个系统内工作，使他对沈空所属部队、干部情况和部队作风较为熟悉。若留在沈空，他不必从头摸底，许多工作能够迅速展开。
调往南空，情况就不一样了。
南京军区空军所辖区域包括京沪宁一线以及东南沿海部分地区，防空任务复杂，作战值班压力很大。对于一名刚调入的领导干部来说，熟悉部队、掌握雷达体系、了解机场和战备部署，都需要时间。可当时的南空，恰恰缺少的就是“慢慢适应”的时间。
有意思的是，沈阳方面也曾希望李赤然留在本系统工作。干部调动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既要考虑本人经历，也要顾及部队工作的连续性。李赤然熟悉沈空情况，留任确实有现实便利。
但东南方向的理由更为紧迫。
1962年，蒋介石集团不断释放反攻大陆的信号，先后采取征集兵员、延长服役期限、召回预备役人员以及征用民用船只等措施。种种动向被判断为军事准备的一部分，东南沿海随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同年，全军展开大规模紧急战备。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要求有关部队做好人员、物资和作战准备。空军、炮兵以及其他地面力量陆续向沿海方向加强，京沪宁地区的防空任务明显加重。
在这种背景下，南空领导班子的安排，不能只看编制上的升降。谁熟悉空军政治工作，谁能够迅速下到部队，谁能在紧张状态下稳住干部和官兵，都是需要认真权衡的问题。
据当时的安排，李赤然到南空后先任副政治委员。空军方面原本有让余立金进一步调任空军领导机关的考虑，但在调整没有完全落实之前，余立金仍兼任南空政治委员。这样一来，李赤然虽然到了南空，职务却没有立即转为政治委员。
这也解释了标题中“调去后却担任副政委”的原因：不是李赤然个人工作能力发生变化，也不是原有任命被简单否定，而是战备形势和领导班子调整相互交织，最终形成了一个过渡性的安排。
从军队编制看，大军区空军机关通常属于正兵团级建制，军政主官一般由正兵团职干部担任，副职则多为副兵团职。李赤然此前为正军级干部，无论担任沈空政委，还是到南空担任副政委，实际都属于职务上的提升。
到南空后，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职务变化上，而是尽快熟悉新单位。军、师、团和雷达部队，都成为他调查研究的重点。机场在哪里，部队怎样轮换，雷达站如何值班，干部队伍有什么特点，这些具体问题，必须通过实地了解才能掌握。
空军部队不同于普通地面部队，防空作战依赖预警、指挥、通信、歼击航空兵和地面保障等多个环节。一个环节出现迟滞，就可能影响整个体系。李赤然到任后频繁下部队，正是为了避免只看文件、不懂实际。
1965年，余立金调任空军政治委员，离开南空领导岗位。按通常理解，李赤然似乎有可能顺势接任南空政委，但实际安排并非如此，南空政治委员由其他干部接替，李赤然仍任副政治委员。
这次没有继续晋升，说明军队干部使用并不是单纯按照任职年限递进。战区任务、班子结构、干部专长以及上级对整体工作的考虑，都会影响具体安排。个人资历重要，却不是唯一依据。
1969年，李赤然接到免职命令，离开南空，回到家乡安置。地方上对他的生活作了照顾，修缮住房，安装电话，并配备小汽车。此后八年，他在家乡生活，直到1982年5月接到空军正式离休命令。
离休时，他按正兵团职待遇办理，但从实际任职经历看，最终仍是从南空副政治委员的位置上退出军队领导岗位。沈空政委的任命没有真正落地，南空政委也没有接任，这段调动因此成为他军旅生涯中颇为特殊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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