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女子自驾广东，返程后发现自己怀孕，联系同行男子，对方不认|国庆|广东|张丽|红梅|自驾|邓丽君|陈建国

40岁女子自驾广东，返程后发现自己怀孕，联系同行男子，对方不认

我叫李红梅，今年四十出头，在县城中学教语文，离婚六年，独自拉扯着上高一的女儿。日子过得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就像我们家门口那条护城河，平静地流着，偶尔泛起几个水花。

去年国庆前，大学室友张丽在广东惠州组织同学聚会，说毕业后快二十年没见了，趁着假期聚一聚。我本来不想去，来回两千多公里，油钱过路费加起来不是小数目。但张丽在电话里说：“红梅，你一个人待着也是待着，出来散散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住我家，不用花酒店钱。”

我心动了。这些年围着讲台和女儿转，确实很久没出过远门。跟女儿商量，她说：“妈，你去吧，我去我爸那住几天。”前夫再婚了，但女儿跟他关系还行，我也就放了心。

出发那天是九月三十号凌晨，天还没亮透，我把行李箱塞进那辆开了八年的白色朗逸后备箱，导航设好终点——惠州巽寮湾。上了高速，天慢慢亮起来，阳光从挡风玻璃斜照进来，照得中控台上的小和尚摆件影子拉得老长。车里放着老歌，邓丽君的《小城故事》，我一个人跟着哼，感觉忽然年轻了好几岁。

到了服务区休息，我下车伸懒腰，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丰田汉兰达，开车的是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人，也刚下车，正弯腰活动腿脚。我们几乎同时走进便利店，他让我先拿水，我客气地道了谢。他买了红牛和面包，我买了矿泉水和一包话梅。结完账出门，他忽然说：“你也去广东？”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他说：“我看你车牌是本地的，我也是。去那边有点事。”我说去参加同学聚会。他又说：“一个人开这么远，挺厉害的。”

我笑了笑，没多说什么。各自上车，继续赶路。中午在服务区又碰上了，这次他主动走过来，递给我一罐咖啡：“提提神，还有一半路呢。”我接了，说了声谢谢。他叫陈建国，在县里一个事业单位上班，也是离婚的，去广东看一个朋友。我们聊了几句，他说：“要不一起走吧，有个照应。”我想了想，答应了。

接下来的路程，我们两辆车一前一后，偶尔在服务区碰头，交换一下路况信息。他是个话不多但很细心的人，会提醒我前方有测速，会问我要不要休息。天黑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服务区停下来吃晚饭，自助餐，三十八一位，他非要请客，说“遇到就是缘分”。我推辞不过，就由他了。

吃饭时我们聊了很多，他知道我教语文，笑着说：“我上初中时语文最差，作文老不及格。”我说：“那是没遇到好老师。”他哈哈笑起来，眼角有细细的皱纹，笑起来挺好看。他说他有个儿子在读大学，前妻带着，他每个月给抚养费。“一个人惯了，”他说，“有时候半夜醒了，觉得屋子里空得慌。”

我心里动了动，没接话。

到了惠州，张丽在高速出口等我，我跟着她的车去了她家。陈建国跟我挥了挥手，说：“有缘再见。”我也挥了挥手，心里没当回事，就是路上遇到的一个人罢了。

同学聚会很热闹，二十年的时光把一群青涩的姑娘变成了中年妇人，有的胖了，有的秃了，有的打扮得珠光宝气，有的一身家常。大家喝酒唱歌，回忆当年谁暗恋谁、谁在宿舍哭鼻子，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张丽拉着我的手说：“红梅，你还是老样子，就是瘦了些。”我说：“一个人带孩子，哪能不瘦。”

在惠州待了四天，去了海边，看了日出，吃了海鲜。临走那晚，张丽问我：“回去一个人开，行不行？”我说：“没事，来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她说：“要不你等两天，我老公有个同事也要回我们那边，可以结个伴。”我说不用。

五号早上我上了高速，开出去大概两个小时，在服务区加油的时候，忽然有人喊我：“李老师！”我一回头，是陈建国。他笑着说：“真是巧，我昨天回来的，也在这歇脚。”我也笑了，说：“太巧了。”他说：“要不结伴吧，反正一路。”我点头。

回程的路上我们熟络了很多，他会用对讲机跟我说话，偶尔开个玩笑。在赣州附近堵车堵了一个多小时，他下车走过来，靠着我的车窗跟我聊天，递给我一袋橘子，说“自己家种的，甜”。我剥了一个，确实甜。

下午的时候，我有点犯困，开着开着方向偏了一下，他立刻在对讲机里喊：“李老师，醒醒！靠边休息一下！”我吓了一跳，赶紧靠边停车。他也停下来，走过来敲我的窗：“你这样不行，疲劳驾驶太危险了。”他说，“要不你在我车上睡一觉，我帮你开一段？”

我犹豫了一下。他说：“你放心，我不是坏人。你车跟着我，到了服务区你再换回去。”我看着他的眼睛，很诚恳的样子，就点了头。我把车停在服务区，上了他的车，副驾驶座上铺着一件干净的外套，他说：“你眯一会儿，到了叫你。”

我靠着椅背，本来只是想闭闭眼，结果真的睡着了。醒来时天已经快黑了，车停在一个服务区，他不在车里。我坐起来，看见他站在车外抽烟，背影在暮色里显得有些孤单。我下车，他说：“醒了？看你睡得香，没叫你。前面还有个服务区，你在那换回去，今晚住一宿，明天再走。”

我看着他，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感觉。这么多年，除了我爸，好像没人这么照顾过我。我说：“谢谢你。”他笑了笑：“谢什么，路上遇见的，都是缘分。”

那天晚上我们在服务区的旅馆住下，各开各的房间。第二天一早继续赶路，傍晚的时候进了县城地界。在最后一个服务区，我们要分开了，他往东，我往西。他站在车边，看着我，说：“李老师，留个电话吧，以后有空出来坐坐。”我给了他号码，他也给了我。他说：“保重。”我说：“你也是。”

回家后生活恢复了老样子，备课、上课、改作业、给女儿做饭。十月下旬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不对劲，老想吐，浑身没劲，还特别嗜睡。一开始以为是胃病犯了，去诊所开了点药，不管用。后来同事见我脸色不好，说：“红梅，你该不会是有了吧？”我笑着说：“我都四十了，怎么可能。”但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

我去药店买了验孕棒，回家一测，两条杠。我坐在马桶上，半天没起来。手抖得厉害，又测了一遍，还是两条杠。我四十岁，离婚六年，怀孕了。孩子的爸是谁？我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是陈建国。

那个服务区的夜晚。我们各自回房后，大概十点多，他敲了我的门，说买了点水果，问我吃不吃。他进来坐了一会儿，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各自的孤单。他说：“红梅，你要是愿意，咱们以后处处看。”我心里是愿意的，但嘴上没说出来。后来，后来就发生了那件事。我当时想，四十岁的人了，又不是小姑娘，你情我愿的事，没什么好矫情的。但没想到，一次就中了。

我犹豫了三天，还是拨了他的电话。响了好几声他才接，我说：“陈建国，是我，李红梅。”他说：“哦，李老师啊，有事吗？”语气很客气，跟路上完全不一样。我深吸一口气，说：“我怀孕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你说什么？”我又说了一遍：“我怀孕了，是你的。”他笑了，是那种很轻的笑：“李老师，你别开玩笑。咱们就那一次，怎么可能？”我说：“真的，我测了两遍。”他说：“那你去医院查了吗？验孕棒不一定准。”我说：“还没去。”他说：“那你先去查了再说吧。”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动。女儿放学回来看见我发呆，问：“妈，你怎么了？”我说没事，有点累。晚上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又慌又乱。第二天我去县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出来，妊娠六周多，时间完全对得上。

我又给陈建国打电话，这次他接了，我说：“医院查了，确实怀孕了。”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红梅，咱们都是成年人了，那晚的事，你情我愿的。但你说是我的，得有证据吧？”我说：“除了你还能有谁？”他说：“那我就不知道了。你离婚这些年，难道就没别人？”

我气得手发抖：“陈建国，你还是不是人？”他说：“你别激动，我就是就事论事。这样吧，你先把孩子打了，费用我出。”我说：“我不要你的钱。”他说：“那你要什么？要让我负责？我自己日子还过不明白呢，我儿子上大学，我每个月还要还房贷，我拿什么负责？”

我说：“我没要你负责，但你不能不认。”他说：“我没说不认，但你得拿出证据来。亲子鉴定，你舍得做吗？做了是我的，我认。但不是我的，你也别找我。”说完他就挂了，再打过去，不接了。

我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旁边一个老太太递给我一张纸巾，说：“闺女，怎么了？”我摇摇头，说不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像是掉进了冰窟窿。我白天上课，晚上失眠，胃口越来越差，人瘦了一圈。同事们看出我不对劲，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胃不舒服。女儿也很敏感，有天晚上她做完作业，坐到我身边，说：“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看着女儿的脸，她长得像我，眼睛大大的，眉毛淡淡的。我忽然觉得特别对不起她，她跟着我本来就吃了不少苦，现在我又弄出这么一档子事。我说：“没有，妈妈就是最近累了。”她说：“妈，你要是有事就跟我说，我长大了。”

我把她搂进怀里，眼泪又下来了。

那段时间我反复在想，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四十岁的高龄产妇，风险大，而且我一个人，拿什么养？女儿明年就高三了，正是花钱的时候，我一个月工资四千多，除去房贷和日常开销，剩不了几个钱。再添一个孩子，日子怎么过？

可每次想到去打掉，我心里又像刀割一样。毕竟是一条命，我肚子里的一块肉。我四十岁了，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做母亲的机会。我甚至想过，也许这个孩子是老天给我的礼物，让我在孤单了这么多年之后，重新有个寄托。

但陈建国那头死咬着不认，后来电话干脆不接了。我去他单位找过他一次，他在办公室见我去了，脸色很难看，把我拉到楼梯间，压低声音说：“李红梅，你什么意思？到我单位来闹，你想让我丢工作是不是？”我说：“我不闹，我就想当面跟你说清楚。”他说：“有什么好说的？我不是说了吗，做亲子鉴定，是我的我认。你要是不做，就别再来找我。”

我说：“好，做就做。”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答应。他说：“那行，你等孩子大一点，能做的时候联系我。”说完转身就走了，留我一个人站在楼梯间，听着楼上楼下办公的声音，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回家以后我开始认真查亲子鉴定的事，最早要怀孕十六周才能做羊水穿刺，算下来得等到明年二月份。还有将近四个月，这四个月我怎么熬？

更麻烦的是，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瞒不了多久。我们学校虽然不像外面企业那么苛刻，但一个离婚的中年女老师突然怀孕，传出去指指点点少不了。而且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女儿说，她才十六岁，能不能接受她妈又怀了个孩子？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个小孩在我面前跑，我追上去，小孩回过头来，白白胖胖的，冲我笑。我醒了以后，天还没亮，窗外下着小雨，滴滴答答敲在空调外机上。我躺在床上，眼泪顺着眼角流进枕头里，心里忽然就定了。我要这个孩子，不管多难，我都要。

决定下了，反而没那么慌了。我开始认真吃饭，虽然还是吐，但逼着自己往下咽。我去医院建档，医生听说我四十岁，又问了婚育史，看我的眼神有些复杂，但也没多说什么，开了叶酸，嘱咐我定期产检。

最难的是跟女儿开口。我想了很多种说法，都觉得不妥。有天晚上她洗完澡出来，头发湿漉漉地坐在沙发上写作业，我坐过去，看着她。她抬头说：“妈，你今天老看我干嘛？”我说：“乐乐，妈妈有件事想跟你说。”

她放下笔，坐直了身子，看着她这个动作，我鼻子一酸。我说：“妈妈……怀孕了。”她瞪大了眼睛，嘴巴张了张，半天没说出话。我赶紧说：“是妈妈不好，没考虑周全。但妈妈想留下这个孩子，你……你同意吗？”

她低下头，手指绞着校服衣角，好久才说：“谁的？”我说：“一个……一个认识了不久的人。”她说：“那个人呢？”我说：“他……他不知道。”我没敢说实话，怕女儿去找他闹。

她抬起头，眼圈红红的：“妈，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我说：“没有，是妈妈自愿的。”她说：“那你为什么要留着？咱们家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明年就高三了，你还……”她说不下去了，站起来跑回自己房间，砰地关上了门。

我在她门外站了很久，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心里像被人攥着一样疼。那天晚上，她没出来，我也没睡。第二天早上，她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学，出门前看了我一眼，说：“妈，你好好吃饭。”然后就走了。

我知道，她是心疼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日子一天天过，我的肚子开始显怀，穿宽松的衣服也遮不太住了。学校里终于有人看出来，先是跟我关系好的王老师悄悄问我，我说是“意外”。她没再多问，只是拍了拍我的手说：“红梅，你辛苦了。”后来消息慢慢传开，背后难免有人议论，我都当没听见。

十二月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是我妈打来的。她跟我爸在乡下住，平时很少打电话，一般都是我打回去。她一开口就说：“红梅，我听你舅妈说你……你又有了？”我舅妈在县城医院上班，估计是看到我的建档记录了。我说：“妈，是。”她沉默了半天，说：“谁的？那人呢？”我说：“先不说这个了，妈，我打算生下来。”

我妈在电话那头哭了，说：“你一个人怎么带啊？乐乐都那么大了，你这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我说：“妈，我知道难，但我舍不得。”她哭着说：“你跟你爸一样，死倔。”我爸去世五年了，他生前也是个大倔驴。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和车，心里空落落的。但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又觉得有一股暖意。

元旦过后，我去医院做唐筛，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年轻的孕妇，老公陪着，小心翼翼地扶着，一会儿问渴不渴，一会儿问累不累。我站在后面，默默看着，说不羡慕是假的。但想想，这么多年都一个人过来了，也不差这一回。

二月初，到了可以做羊水穿刺的时候。我联系陈建国，这次电话通了，我说：“可以做了，你来吧。”他迟疑了一下，说：“行，在哪家医院？”我说了县医院的名字，他说：“好，后天上午。”

那天我早早去了医院，心里七上八下的。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来，穿着一件黑色羽绒服，脸色不太好看。见了面，也没什么话，医生把我们叫进去，说明了一下流程和风险。整个过程很快，抽完羊水，医生说结果要等两周。

出了医院，他站在门口，说：“结果出来告诉我。”我说：“好。”他转身要走，我喊住他：“陈建国。”他回头。我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没想讹你。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你有过一个孩子。”他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没说别的，走了。

那两周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十四天。我每天数着日子过，晚上睡不着就起来看窗外的月亮，从弯变圆，又慢慢缺下去。女儿这段时间对我好了很多，虽然话不多，但会主动帮我洗碗，有时候还会摸摸我的肚子，小声说：“弟弟还是妹妹？”那一刻，我心里又酸又甜。

结果出来的那天，我一个人去的医院。医生把报告递给我，说：“根据检测结果，支持陈建国为胎儿生物学父亲。”我拿着那张纸，站在医院走廊里，手抖得厉害。说不清是松了一口气还是更紧张了。

我给陈建国发了条微信，把报告拍了照发过去。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他回了：“我看到了。”又过了十几分钟，他打来电话，声音听不出情绪：“李红梅，真是我的？”我说：“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说过了，我要生下来。”

他又沉默，然后说：“那……我们谈谈吧。”

第二天，我们约在县城一家茶馆见面，要了个包间。他比上次见憔悴了不少，眼袋很重，像是没睡好。我们面对面坐着，他先开口：“红梅，对不起，之前我……我态度不好。”我没说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他说：“我不是不想认，我是……我是怕。我离婚以后，日子过得乱七八糟的，我怕担责任，怕麻烦。我承认，我怂。”

我看着他说：“那你现在想怎么样？”他说：“报告我看了，是我的，我不赖。但你说要生下来，我……我想想都怕。咱们都四十了，再来个孩子，养到二十岁我都六十了。而且你一个人，我……”我说：“你不用管我怎么养，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你不认，我也生。”

他抬头看着我，眼睛里有红血丝：“红梅，要不咱们结婚吧。”

我愣住了。他说：“我知道这话说得晚了。但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很多，我儿子不在身边，我一个人也是一个人。你要是愿意，咱们搭伙过日子，一起把孩子养大。”

我放下茶杯，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这个场景我在脑子里想过很多遍，但真到面前了，我反而迟疑了。我说：“你是因为孩子才想跟我结婚的？”他说：“一开始是。但这段时间我老想起咱们从广东回来的路上，你在车上睡觉的样子。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挺踏实的。”

我说：“我得想想。”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开着车，县城的路灯一盏盏往后掠过去。我心乱如麻。结婚？我四十岁了，还要不要再相信一个男人？他之前不认账的样子还在眼前，谁能保证以后不会再出幺蛾子？

晚上回到家，女儿在写作业，我坐在沙发上发呆。她看出来我有心事，过来坐到我旁边：“妈，你去医院了？结果怎么样？”我说：“结果出来了，是他的。”女儿咬了咬嘴唇：“那他怎么说？”我说：“他说……想跟我结婚。”

女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妈，你想结吗？”我看着她的脸，说：“我不知道。”她握住我的手，说：“妈，不管你结不结，我都支持你。但我不想你受委屈。”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女儿真的长大了。

我花了三天时间想这个问题。最后我约陈建国出来，在护城河边的小公园里，边走边谈。我说：“结婚可以，但有条件。”他说：“你说。”

我说：“第一，咱们先不领证，先住在一起试试。你也说了，都是四十岁的人了，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合不合适得住在一起才知道。”他想了想，点头：“行。”我说：“第二，孩子生下来，不管以后咱们怎么样，你都要负做父亲的责任。抚养费、上学、看病，你不能推。”他说：“这个当然。”我说：“第三，你要跟我女儿搞好关系，不能让她觉得被冷落。”他说：“我尽量。”

我说：“那行，等孩子生了再说。”

三月份，我休了产假，搬进了陈建国的房子，三居室，收拾得还算干净。他提前把次卧布置成了婴儿房，买了小床和尿布台。我看着那些小东西，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女儿周末过来住，刚开始有点拘束，陈建国倒挺会来事，买了她爱吃的草莓，还帮她装了个新书桌。慢慢地，两个人也能说上几句话了。

四月初的一天晚上，我躺在沙发上，忽然肚子一阵剧痛。陈建国正在厨房做饭，听见我喊，跑出来一看我脸色发白，二话没说抱起我就往楼下跑。到了医院，医生说是早产迹象，要住院保胎。那一晚他在医院走廊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看见他趴在床边睡着了，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胡子拉碴，心里忽然软了一下。

保胎保了半个月，总算稳住了。出院那天他来接我，扶着我的胳膊，小心翼翼的，像扶着什么了不得的宝贝。我笑他：“不至于。”他说：“至于，你肚子里揣着我闺女呢。”我说：“你怎么知道是闺女？”他说：“我梦见过，白白胖胖的，冲我笑。”

我心里一动，想起我也做过同样的梦。

五月中旬，我生了个女儿，六斤八两，哭声响亮。陈建国在产房外等了好几个小时，护士抱出来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眼圈就红了。后来他跟我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一开始不认这个孩子。他说：“我差点错过了她。”

女儿取名叫陈诺，他说是“承诺”的诺，说他欠我的承诺，用一辈子还。

现在孩子快满月了，白白胖胖，确实爱笑。陈建国下了班就回来抱孩子，笨手笨脚地换尿布、冲奶粉，嘴里还念叨着“爸爸的乖闺女”。女儿乐乐每周都来，抱着小妹妹不撒手，还教她喊“姐姐”。

有时候半夜起来喂奶，我坐在床边，看着熟睡的陈建国和摇篮里的孩子，窗外月光照进来，一地银白。我常想起去年国庆那条漫长的返程路，想起服务区的相遇，想起他递给我的那罐咖啡和那袋橘子。人生的路口太多，谁也不知道哪个转弯会遇见谁，哪次停留会改变一生。

前几天，陈建国下班回来，从包里掏出一个红本本，是购房合同。他说：“我把我那套老房子卖了，添了点钱，在你们学校附近买了套新的。以后你上班近，乐乐上学也方便。”我看着他，说：“你什么时候办的？”他说：“偷偷办的，想给你个惊喜。”

我接过合同，翻了翻，上面写的是我们俩的名字。我说：“陈建国，你疯了吧？”他嘿嘿笑：“疯就疯吧，反正这辈子就这一回了。”

我抱着女儿，看着窗外的夕阳，红彤彤的，染得半边天都是暖色。我想，日子就是这样吧，有苦有甜，有丢有捡。四十岁这一年，我走了一段最远的路，遇见了一个最不靠谱的人，却捡回了一个最踏实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