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兵的日记:我在南京救了一对父子,转头却看见尸山血海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黄昏,南京大方巷《朝日新闻》支局附近的小山坡上,空地上黑压压蹲着四五百个中国人。

空地的一边是一道倒塌后残留的黑砖瓦墙。

夕照将那道焦黑的墙壁染成暗红。

六个人一组,被从人群中拉出,背对墙壁站成一排。

距离他们身后二三十步远的地方,日本兵端起步枪。

“砰”的一声齐射,六人直直往前倒下去。

身子尚未落地,后排士兵冲上前,刺刀捅入后背。

“噢”的一声——断魂鬼一般的呻吟,在小山坡上荡开。

然后又是六个人。

再六个人。

今井正刚站在几十步外,手里攥着相机。

快门被军部封死了,贴条上冷冰冰写着“严禁拍摄前线处决”。

旁边一位同行摄影师低声嘀咕了一句:“想留下影像,可得把眼睛当底片。”

今井没有接话。

他是东京《朝日新闻》的随军记者。

《朝日新闻》南京分社就设在大方巷。

两天前——十二月十三日——日军攻陷南京。

今井随军入城,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就目睹过一场屠杀:俘虏们在二十五公尺宽的城墙上排成一列,日本兵端着插上刺刀的步枪,齐声大吼,一个接一个刺落城外,血雨喷向半空。

他站在那里,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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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天在城墙上看到的,与此刻山坡上正在进行的,似乎是两件不同的事。

枪声没有停。

每一次齐射之后,山坡上就少六个人。

蹲在空地上的四五百人毫无抵抗意志,一排排地看着前面的人倒下。

周围的妇女和孩子茫然地望着——但如果仔细看他们的脸,那上面写满的是恐惧和憎恶,因为倒下去的是他们的父亲、丈夫、兄弟。

今井的耳朵里只听见枪声和惨叫。

夕阳将黑墙染得通红。

就在这时候,人群中响起一个声音。

“记、记者先生,救救我!”

今井循声望去。

他认出那个人了——那是常来报馆做西装的杨老板,身边还抱着十几岁的儿子。

杨老板不是军人,今井知道这一点。

他在这座城市里驻了不短的时间,认得这张面孔。

那孩子他也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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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井走向正在指挥屠杀的军曹,说:“他们中肯定有无辜的人,救救他们吧。”

军曹看了他一眼。

今井是记者——日本记者——这个身份在此时此地是一张通行证。

军曹抬了抬下巴,让他从人群中把人指认出来。

杨老板拉着儿子从人群中跑出来,躲到了今井的背后。

“这对父子是开西服店的,经常出入日本的报社朝日支局。”

今井说,“让他们回到家里去。”

军曹没有反对。

可以放两个,其余照章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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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上蹲着的四五百人一下子全站了起来。

他们像看到了救星,涌到今井跟前,抓住他的外套袖口。

今井转脸去看军曹。

军曹的脸冷峻得像一块冰。

今井知道,他救不了这些人。

他带着杨老板父子转身离开刑场。

晚霞正在消失。

身后,枪声又响了。

那些蹲在空地上的无辜男女老幼,四五百人,全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了。

这就是所谓的皇军的勇武?

今井在心里问自己。

屠杀老百姓算什么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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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什么也写不了。

什么也拍不了。

他拍下的照片不会发表——军部会盖上“不许可”的印章。

日本军方的新闻审查严苛至极,所有随军记者的稿件和照片都要经过审查,凡是对军方不利的一律没收。

违规的记者要受严厉处罚。

《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后来回忆说:“在战场上听到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暴行,但这些事是绝对不能写的。

只让写些什么在战场上邂逅的友情和前后方的佳话等。”

今井带着杨老板父子消失在暮色中。

山坡上的枪声持续了很久。

那天夜里,南京城没有安静下来。

城门大开,卡车一辆接一辆往下关方向驶去。

今井听说江边要集中处置更多“俘虏”。

十二月十五日夜间,他走出大方巷《朝日新闻》办事处的大门。

马路上是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

数千人,人头攒动。

他们被绑缚在一起,连成一列长阵,弯弯曲曲望不见尽头。

今井知道这些人是要被押赴屠场的。

他尾随着队伍,一路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

天色微明。

扬子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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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码头是一座黑黝黝的尸山。

尸体层层堆积。

在那些尸体之间,晃动着人影——五十个,或许一百个人。

他们在日军刺刀的逼迫下来回走动,把尸体拖到岸边,丢进江里。

微弱的呻吟,流淌的鲜血,抽搐的手足。

他们不声不响地忙着,像在演一出哑剧。

月光下,整个码头微微闪光——那是血。

浑浊的扬子江像一条黑带子在流淌。

乳色的晨雾覆盖在江面上。

江水把尸体冲得漂来漂去,像漂流的木头。

有些尸体肿胀发黑,像被充满了空气。

今井站在岸边。

他是记者,他是日本人,他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

但他此刻看见的东西,超出了他所有关于“战争”的想象。

苦力们把尸体丢完,作业结束了。

他们被排列在长江岸边。

“哒哒哒……”机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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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面朝天,翻身仆地,腾空跃起——一一跌落江中,被滚滚波涛卷走。

结束了。

一个日本军官站在旁边,说:“这里被杀害的中国人大约是两万人。”

两万人。

今井不知道这两万人里有多少是士兵,有多少是老百姓。

他只知道,两天前他救出了两个人。

而这里,有两万人。

今井后来与另一位记者中村正吾有过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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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是很想写出来啊!”

今井说。

“那是以后的事,眼下可不能写。

不过我们真是看到了呀!”

中村说。

他们确实看到了。

整个十二月,南京城都在被杀。

十二月十七日,日军举办了进入南京城的阅兵式。

而在两天前——就是今井站在江边看着两万人尸体被丢进长江的那天——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停尸场。

今井正刚没有在当时写下这些。

他写不了。

日本军方不许可。

他拍的照片被盖上“不许可”的印章,永远不会出现在日本的报纸上。

他和所有日本随军记者一样,只能写“皇军”的英勇、“圣战”的光荣。

《中央公论》特派记者石川达三写了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送审时被查禁,本人被以“将虚构作为事实,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名处以监禁缓刑。

从此再没有日本记者敢写日军的暴行。

今井把这一切咽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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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没有忘记。

十九年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今井正刚在《文艺春秋》特辑《我在那里——目击者的证言》上发表了文章。

他用文字写下了那个黄昏的山坡、那道黑色的墙、那个西服店老板和他儿子的脸、那支望不到头的队伍、那座黑黝黝的尸山、那阵机枪声,和那个军官说的“约有两万人”。

一九四六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今井正刚作为证人出庭。

他说:“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夜间,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办事处前面马路上,看到数千人头攒动,一望无际的中国人群,被赶赴下关屠场。

在天色微明的扬子江畔,一片黑黝黝的尸体堆垒如山……”

今井正刚救出了两个人。

杨老板和他的儿子消失在南京的暮色里,再没有人知道他们后来的下落。

山坡上那四五百人,江边那两万人,和南京城里被屠杀的三十万人,永远留在了那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黄昏,大方巷附近的小山坡上,夕阳将一道黑色的砖瓦墙染成通红。

一个日本记者从枪口下带走了两个人。

他转身离开时,身后响起了枪声。

他再也没有忘记那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