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作为全国首轮4家单位之一，接受了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认证专家组的全面考察和评估，办学成效获专家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这所2016年由浙江大学与浙江省委、省政府共同创办的全国首家研究生层次实体化工程师学院，如今已走过10年的改革探索之路。10年间，这里累计培养工程类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13000余人，毕业生在国家急需行业、关键领域就业比例超过85%。

从“全国首家”到“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这所学院究竟在体制机制上动了哪些最难“啃”的骨头？日前，《中国教育报》记者专访了该学院院长张光新、党委书记薄拯。

破体制之困 让企业成为“合伙人”

记者：学院的“实体化办学”究竟解决了什么根本问题？

张光新：传统校企合作往往是“学院+企业”的点对点合作。这种模式难以规模化、制度化，企业始终是“客人”而不是“合伙人”。

2016年建院之初，我们就决定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实体化办学。我们希望通过建设实体化的工程师学院，为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校企联合培养搭建一个刚性载体，让校企合作从依赖个人关系的“点对点对接”，升级为依托实体平台的“实质性合伙”，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设计课程、共建实验室、派驻导师。企业面对的是一个有独立决策权和持续运行保障的长期伙伴。

记者：有了实体化的“壳”，如何装上校企协同的“核”？

张光新：2023年，我们成立了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理事会，实行校企双理事长制，理事单位覆盖了航天科工、国家电网等11家行业领军企业。理事会不是虚设机构。按照理事会章程，重大事项须经2/3以上理事单位代表出席且获得与会代表2/3以上表决同意方可通过。2026年的理事会年度全体会议上，理事单位代表围绕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学院建设深入交流，为学院“十五五”发展规划建言献策。企业真正坐在了决策桌上。

在制度层面，学院建立了51项制度文件，包括《校企协同培养实施办法》等，从制度层面明确了企业在招生选拔、课题确定、实践指导、学位评定中的全过程协同权责。

数据更能说明问题：近3年，学院累计获得企业捐赠及软硬件设备支持总价值超过6000万元，卓越培养项目累计获得企业专项人才培养经费2.13亿元。校企合作从“学校找企业要资源”，变成了“企业把资源送进学校”。

记者：除了资金，企业的深度参与还体现在哪里？

张光新：还体现在人才的双向流动。2025年起，学院试点校企双向挂职制度，首批6位校内导师担任航天科工、国家能源集团等央国企的产业处、科技处、开发处处长。同时，我们也推动7名行业导师获评浙江省首批“产业教授”。

导师的深度融合，才能保证培养的深度融合。学生接触的不是“企业派来的挂名导师”，而是真正在一线带领技术攻关的总工程师。反过来，校内导师走进企业担任实职，才能真正理解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记者：学院在宁波、衢州、台州设立了3个地方分院。校地合作办分院，很多高校也在做，浙大的模式有什么不同？

张光新：我们的模式叫“地方研究院—工院分院—特色产业”一体协同发展。核心区别在于：分院不是“放一个招生点”，而是把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服务作为一个整体嵌入地方。

以衢州分院为例：分院与衢州“两院”一体化运行，开设“高端化学品先进制造”等院士首席科学家领衔的卓越培养项目，培养的学生直接服务当地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

截至目前，3个地方分院累计吸引地方资金超43.9亿元，汇聚专职教职工668人，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人，引育国家级人才28人。分院累计培养工程硕博士1200余人，孵化地方企业221家。这组数据充分说明：卓越工程师培养不是“消耗”地方资源，而是激活地方产业的内生动力。我们还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山区26县，把优质工程教育资源下沉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最基层。

破培养之困 把学生“扔”进真战场

记者：学院的“项目制”培养模式和传统的“导师带学生做课题”有什么区别？

张光新：传统模式是“导师有什么课题，学生就跟着做什么”。而我们的“项目制”是反向设计——先看产业有什么“卡脖子”难题，然后组建跨学科导师团队，再招收跨专业研究生，成建制地组织攻关。每个项目由院士等战略科学家领衔，依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点工程项目和企业重大横向课题，在全校范围内遴选多学科导师团队。学生不再分散在各个院系，而是集中到工程师学院统一培养。导师团队既有来自重大科技专项的专家学者，也有重点企业的总工程师和行业导师。

记者：这种模式如何确保学生真正“在真场景解决真问题”？

张光新：我们有刚性制度保障。学院严格落实工程硕士入企实践不少于1年、工程博士不少于2年的实践时长要求。近3年，2329个研究生课题均源自企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或国家重大工程关键瓶颈。

我们的逻辑是：把学生从课堂“扔”进工厂车间、戈壁油田、深海装备的现场，在真刀真枪中磨炼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有个学生王尊博，深度参与中国石油首个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从设计到建设到投产全过程参与——这种经历，是在课堂上永远学不到的。

破评价之困 把“指挥棒”交给产业

记者：“唯论文”是工程教育长期以来的顽疾。浙大是如何突破的？

薄拯：我们走了两条路：一是实践成果申请学位，二是贯通人才培养与工程师职称评审。

记者：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如何保证含金量？

薄拯：关键在于让企业专家做“阅卷人”。学校出台《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实施细则》，建立了“可行性论证—成果鉴定—学位答辩”全链条审查机制，明确规定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研究生的学位授予各环节中“企业专家不少于半数”。以2022级工程博士杨阳为例，他围绕“50万吨/年燃煤烟气低能耗低胺损二氧化碳捕集技术开发及工程实践”申请学位。在此之前，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费维扬领衔的鉴定专家组对成果进行了严格鉴定。最终，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该成果创新性突出、工程实用价值高、综合效益良好，完全符合工程博士实践成果要求。截至目前，学院已有9名工程硕博士以实践成果获得学位。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正在制度化、规范化运行。

记者：“三证融通”是浙大的另一张名片。为什么这个制度如此重要？

薄拯：2016年，经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权，学院成为全国首所开展毕业生工程师职称评审的高校。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在获得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同时，可以同步获得工程师职称证书——这就是“三证融通”。

这个制度的本质是打通学校教育与职业发展的制度壁垒。一个研究生毕业时不仅拿到学历学位，还直接获得工程师职称，意味着他入职后可以缩短从“学生”到“工程师”的适应期，更早地承担核心技术攻关任务。自2019年首届毕业生获评工程师职称以来，学校累计已有1800余名毕业生获得工程师职称证书，2025年全日制学生获证比例接近90%。

记者：卓越工程师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能力，更要有家国情怀。浙大在卓越工程师的思政教育方面有什么特色做法？

薄拯：我们的核心做法是将思政教育与“工学交替”培养模式深度融合，以紧密的校企协同育人为根本驱动，推动校企党支部结对共建，邀请国家卓越工程师奖获得者开设“卓工大讲堂”，组织学生前往国家重点工程一线研学实践等，引导学生立志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我们还创新打造了红色工程师馆，结合浙大百年文脉与求是精神，挖掘工程报国的人物事迹，以此作为弘扬“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卓工精神的核心平台与教育基地。

记者：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浙大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核心打法”，您会怎么说？

张光新：我想用三个“破”来概括——破零散、破壁垒、破同质化培养模式。这也是学院十年改革探索的精神内核。具体来说就是：实体化运行、项目制组织、全方位训练、全链条协同、多元化评价，让学生在解决产业真问题的过程中，从“会读书的人”成长为“会创造的人”。

《中国教育报》2026年09月09日 第06版

作者：本报记者 张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