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植物考古实验室内，显微镜下，一粒粒黝黑的炭化种子静静躺在培养皿中。它们大多只有一两毫米大小，却跨越了3000多年的时光，从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的土样里被浮选出来，重新出现在世人眼前。“外人看炭化种子黑乎乎一团，但带着问题去解读，就会发现其中蕴含大量历史信息。”近日，《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出土植物遗存分析与研究》的英文论文发表，参与植物考古鉴定、分析和研究全过程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韩斐博士，向记者揭秘商周时期古蜀民众的农业面貌和饮食图景。
炭化农作物遗存诉说金沙社会普通居民的农业活动
金沙遗址早已因太阳神鸟、玉琮等重量级文物家喻户晓。长久以来，大众目光大多聚焦于金沙遗址祭祀区高等级遗存，而对于金沙社会古蜀平民的日常生活却较少了解。2017年—201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基建，在位于金沙遗址西北部磨底河北岸的黄忠小学，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这一地点南距金沙遗址祭祀区约1100米，是一处典型的一般居住型聚落，从考古发掘者田剑波副研究馆员处获悉，共发现灰坑、灰沟、窑址、墓葬等262处遗迹，出土的器物以陶器为主，未曾发现金、玉、青铜类等珍贵器物，表明这一地点为金沙社会中下阶层，即普通居民使用的一般居住聚落遗存。
为了解金沙社会普通居民的日常农业生活，研究团队对35个灰坑、灰沟、墓葬和陶窑等遗迹单位进行针对性采样。研究材料包括50份土样，共计246.6升。在发掘现场，研究人员用孔径0.2毫米的筛网，对土样进行小水桶浮选法处理。样品阴干后带回实验室，借助体式显微镜和超景深显微镜对炭化植物遗存逐一进行拣选、鉴定和统计工作。
浮选结果令人惊喜：317粒较为完整的炭化植物种子中，农作物种子共计284粒，占出土植物遗存总量的89.6%；杂草种子仅出土33粒，占总比的10.4%。“炭化植物种子中，农作物遗存是主要组成部分，且种类较为丰富，包括水稻、粟、黍三种种类。”韩斐介绍。在农作物遗存当中，水稻占比约为76.8%，出土概率50%；粟占比约为17.9%，出土概率26%；黍占比约为1.4%，出土概率6%。其中形态较为完整，可鉴定的稻谷218粒、粟51粒、黍4粒，另有11粒因主要形态特征破损而暂无法区分是粟还是黍的小米碎块。综上，这批样品为了解金沙社会普通居民的农业面貌拿到了第一手的植物考古实物资料。
“很多人对考古的印象主要是大型器物上，而作为科技考古学的重要分支，植物考古学关注研究的对象则非常细小，从那些埋藏在土里的炭化种子等多种植物遗存中去探寻问题和答案。”韩斐一边指着显微镜下炭化稻谷颗粒，一边向记者解释。“植物有机质在普通环境极易腐烂，只有遇火炭化又没有完全烧尽，依靠碳性质稳定才得以有机会保存下来为我们所发现，因此也是极为宝贵的。这些黑乎乎的炭化遗存，只是古代食物偶然留存的一小部分。如果尝试去还原古代农业面貌，需要丰富的样品材料来提供较为可靠的植物考古证据。”
稻为主、粟为辅 古蜀人的“主食版图”
“根据目前已发表的植物考古数据及这批样品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推测金沙社会商周时期是‘以稻为主、粟黍为辅’的农业体系。”韩斐对记者说。这意味着在3000多年前的金沙普通居民聚落，古蜀先民食用最多的农作物种类应该是稻米，粟是重要的辅助食物种类，黍则占比较少。当然，关于金沙先民的食谱构成，不同功能区及不同区域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在日后的样品分析过程中还需要运用多种科技考古方法，结合多种考古证据促使这项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化。
为什么水稻占据如此压倒性的优势？韩斐解释说：“基于学界现有的植物考古研究，成都平原桂圆桥一期（距今约5100—4600年）农作物以黍、粟为主；至迟于宝墩文化时期（距今约4500—3700年），水稻的农业地位已经有了明显提升，并成为农业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稻作农业主要受到了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而粟作农业则可能经川西北山地峡谷，受到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传入。
那么，古蜀人是否“爱吃大米粥、小米粥”？面对记者的问题，韩斐严谨地笑了：“我们不能直接判定古人‘爱吃’什么，只能推测金沙遗址一般聚落先民日常所食用的农作物种类以稻米为主，小米则属于辅助食物。至于稻米做成什么食物，是粥、是饭还是其他，由于目前还没有发现考古实物证据，我们尚无法做出推定。”
至于能否精确量化“一年多少天吃稻米、多少天吃小米”，韩斐明确表示：“植物考古的研究是基于出土样品的数据统计分析，而获得数据的核心原理是通过科学的量化与分析方法，将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数量转化为能够反映古代人类植物利用行为、农业活动等的可靠信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开展包括植物考古田野和实验室在内的一系列工作进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将零散的植物考古遗存转化为可量化、可比较的数据，并结合考古出土背景，遵照严谨的研究逻辑与推理方法进行分析与研究，从而揭示古代社会先民与植物资源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的研究也是通过对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炭化植物遗存，以小见大，尝试去探看古代社会的农业活动面貌，而把考古数据直接换算成古人每日的饮食占比这一问题并不是我们的研究目的。”
粟多黍少 古蜀先民因地制宜的农业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研究发现——在粟、黍这对北方“兄弟作物”中，粟的数量优势极为明显。“粟的出土绝对数量共计51粒，占农作物遗存的比率为17.9%；黍的数量最少，共计4粒，占农作物遗存的比率为1.4%。”韩斐指着显微镜下的样本说，“金沙遗址其他地点也呈现类似特点。成都平原其他商周时期遗址的浮选结果，也显示出粟的数量远多于黍。”
为什么古蜀先民在粟和黍之间，明显倾向于多种粟？“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韩斐解释道，“从生态特性来讲，粟单位面积产量高于黍；口感上，粟也比黍更好。成都平原水资源条件相对充足，粟的生长虽然比黍需要更多的水量，但在这里并不是问题，因而粟的种植更受先民青睐。”
她进一步指出，黍的出土数量较少，可能也从侧面反映了金沙遗址这一时期暖湿的环境气候——因为黍的增加一般是气候干冷变化的显性指标，而近年金沙遗址的孢粉分析研究也认为，这一时期总体上属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温暖湿润气候。
更深层的线索或许还隐藏在传播路径里。韩斐告诉记者：“粟黍作物从甘青地区，经川西北山地峡谷传入成都平原。金沙先民在接纳北方外来作物的时候，结合了本地的环境条件做取舍——这是因地制宜做出的选择，充分体现了古蜀先民的农业智慧。”
杂草种子仅占10.4%，这一数据说明了什么？“杂草占比偏低，说明农业是当时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韩斐说，“这或许和农田管理水平存在一定关联，但是影响农田管理水平的因素比较复杂，不能单凭这一项指标下结论，还需要植硅体、同位素等其他考古证据综合佐证。”在她看来，金沙先民形成水稻为主、粟黍为辅的多元农业模式，主动吸收外来北方作物，还因地制宜优先多种粟，充分展现了古蜀人的农业策略与生存智慧。
3000多年前，当古蜀先民在稻田里弯腰劳作、磨底河畔播下粟种时，他们或许不曾想到，那些偶然经历火烧炭化、又未被完全燃尽的植物种子，会成为今天破译古蜀人餐桌的“密码”。古蜀人用稻粟兼作的农耕智慧，为金沙社会发展提供食物能源和基础支撑。
记者 王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责任编辑 王欢 编辑 刘春春 审核 庄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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