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l NYTIMES Opinion
在特朗普式政治叙事发展到当下这个阶段，我们对这位总统的行事套路早已熟稔：矢口否认一切；绝不道歉。抢占所有聚光灯。反击、还击、提起反诉。即便落败（尤其是落败之时），也要宣称自己取得胜利。煽动怨恨可以博取支持，本土主义可以博取支持；残酷行事就算尚未完全常态化，也正一步步变成常态。规则与传统是傻瓜才会恪守的东西；所有人就算不算腐败，也至少都可以被收买。
诚然，这些都是特朗普总统的本能。但在成为特朗普的本能之前，这些本是罗伊・科恩（Roy Cohn）的行事逻辑。
凯・伯德（Kai Bird）与妻子兼首席研究员苏珊・戈德马克（Susan Goldmark）合著的新作《美国恶棍》（American Scoundrel，或译“美国无赖”），是一部罗伊・科恩的传记。科恩是 20 世纪一名行事阴狠的律师，威斯康星州年轻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美国红色恐慌时期，他担任麦卡锡的首席法律顾问；后来，年轻的地产开发商特朗普被指控歧视黑人潜在租户时，科恩又出任特朗普的代理律师。《美国恶棍》很大程度上是一本追溯 “我们何以走到今日” 的著作，书中展现：科恩的狡诈、偏执与毫无底线如何影响麦卡锡，又浸染到特朗普身上，并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
2016 年大选获胜次日，特朗普致电好友兼顾问、长期与科恩交好的罗杰・斯通（Roger Stone）。这位当选总统怅然谈起 1986 年便已离世的科恩：“罗伊要是能看到这一刻该多好啊。”“唉，我们真想念他。” 仅仅数月之后，当时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未能为特朗普提供庇护，令总统大为光火，他愤然质问：“我的罗伊・科恩在哪？”
倘若他真的想找到科恩，特朗普只需要照照镜子。
《美国恶棍》一书几乎每一页都能看到科恩与特朗普的相似之处，对比昭然若揭，伯德几乎无需刻意点明。举例来说，科恩年少时便依仗身为纽约法官的父亲的权势，正如特朗普日后仰仗父亲弗雷德・特朗普的财富与人脉。16 岁时，科恩就给辖区警局打电话帮自己高中老师撤销交通罚单：“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我父亲是谁。” 后来他又借助父亲的影响力，谋得纽约联邦助理检察官一职。
科恩极度热衷于宣扬自己的功绩，“如果世人不知道，那就算不上胜利”，他刻意结交八卦专栏作家，保证自己时常登上新闻头条（其实他本就自带曝光度：早在为麦卡锡效力、成为全国知名人物之前，他参与起诉朱利叶斯与埃塞尔・罗森伯格一案，就已经让他在法律圈和反共阵营声名鹊起）。伯德写道，对科恩而言，“个人忠诚高于一切”；他漠视法律条文，有一句名言精准概括其观念：“别跟我讲法律，告诉我法官是谁。”
他还总是拖欠账单，伯德写道，“这也是特朗普从科恩身上学到的又一点”。和他的这位门徒一样，科恩多次遭到起诉，还常年遭到美国国税局税务稽查。1980 年他的生日宴会上，朋友们送给他一个印着他怒容头像的蛋糕（文中没有提及是否配套制作 T 恤）。同时认识他俩的人发现，特朗普部分口头禅 ——“说实话”“我跟你说”（“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and “I can tell you” ），都源自科恩。
科恩同样热衷于谈论集会人数规模。1963 年，他就伪证、妨碍司法指控作无罪辩护之后，站在曼哈顿法院门外对一众记者宣称，这是 “自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以来我见过规模最大的人群”。1980 年，他在华盛顿举办派对庆祝罗纳德・里根当选，大肆炫耀到场的一众名人——包括芭芭拉・沃尔特斯、安迪・沃霍尔（Barbara Walters and Andy Warhol）等人，还吹嘘 “我们这里人山人海”。
顺带提下，科恩也常年保持一身古铜色晒黑肤色。
除行事风格和性格气质之外，科恩与特朗普拥有同一套政治范式。伯德写道，科恩 “极为擅长表演式政治”：嘴上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出行却乘坐劳斯莱斯，在自己名为 “反抗号” 的游艇上举办派对。二人看待历史都 “戴着阴谋论的有色眼镜”，将对手贴上共产主义者、激进分子、“深层政府” 爪牙的标签。伯德引用肯・奥列塔 1978 年对科恩的人物专访：科恩抨击自由派，指责他们执着于 “我们必须获得全世界的喜爱，可全世界偏偏憎恨我们”，而不去聚焦本国国家利益。伯德提出：“特朗普外交政策当中那套强硬做派，并无多少原创性。这套东西源自科恩。”
伯德写道：“20 世纪 50 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演变为本土主义、‘美国优先’论政治，改造了现代共和党，让该党充斥着对旧建制派、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以及自由主义文化的怨恨情绪”，而科恩正是串联起麦卡锡与特朗普的关键纽带。读《美国恶棍》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这本书的书名为什么不用复数形式。
一位深度采访过科恩的记者给出的评价，放在特朗普身上同样贴切：“他心中藏着一大堆几乎不加掩饰的偏见，只要其中某一条能为自己所用，他就会拿出来大肆宣扬。” 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是：这套手段还能管用多久？
伯德写道：“罗伊・科恩所代表的麦卡锡主义，生命力远远超过麦卡锡本人，在此后数十年持续荼毒美国政治版图。” 即便特朗普本人受战争拖累、民意支持率走低、受年龄所限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特朗普主义同样可能发生演变，并继续存续。
“为什么麦卡锡本人身败名裂，麦卡锡主义却没有消亡？” 伯德抛出这一问题。他得出部分结论：尽管艾森豪威尔的一众顾问，包括他的弟弟米尔顿・艾森豪威尔，都力劝总统 “彻底扳倒麦卡锡”，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始终拒绝直接攻击这位参议员。伯德写道，即便麦卡锡主义撕裂国家、侵蚀共和党，总统依旧 “不愿冒政治风险，去驳斥麦卡锡那套逻辑假设”。艾森豪威尔认定，无视这名参议员，要好过正面交锋反而抬高他的声势。
特朗普执政时期，共和党领导人无数次做出过类似权衡算计，最终结果令人痛心，且早有预兆。从最初觉得可笑，转为不安，再到妥协容忍，直至彻底屈服，这个下滑过程短暂却落差巨大，而我们或许还会在谷底滞留相当长一段时间。伯德写道，麦卡锡退出历史舞台很久之后，麦卡锡主义的偏执妄想依旧 “成为美国社会常态的一部分”，在国民心理上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而曾受麦卡锡得力助手科恩熏陶的特朗普，学会不断去撕扯这道伤口，让它流血不止。
伯德擅长书写美国建制派人物，他过往著作的传记主角包括吉米・卡特等总统、麦克乔治・邦迪等幕僚，以及罗伯特・奥本海默等科学家。科恩总是游离在这些故事的边缘，作为一股反建制力量，既依托建制派生存，又不断破坏建制派。如今，随着特朗普登上舞台，科恩的政治理念取得胜利；建制派遭到排挤、拉拢、瓦解。伯德写道，留下来的，是一套关于美国权力的 “颠覆性对立叙事”。
今年早些时候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特朗普称，能约束自己权力的只有他本人。“我自己的道德底线，” 他说，“我自己的心智。这是唯一能阻止我的东西。” （“My own morality,” he said. “My own min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stop me.”）伯德并未做此对比，但特朗普这番话，又一次让人想起 45 年前科恩接受《阁楼》杂志采访时的表态：“我很久以前就下定决心，要制定属于我自己的规则，依照我个人的选择、判断与良知行事。”
我们的罗伊・科恩在哪？他正坐在白宫椭圆办公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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