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两端陷入沉默。这是两个人隔着距离，一同在咀嚼同一个沉重的命题。
“那你建议我该怎么做？”唐纳德问道。
“伪装。我刚刚说过，这是1972年最重要的生存法则。”科恩的语气重新变得严肃，“假装你信心十足，能掌控全局，并不在乎任何拒绝。把这份伪装维持足够久到变成习惯。就会成为你的本能。当本能成型，这份伪装，就和真实的底气没有两样。到那个时候，你便无需再伪装，因为你已经活成了你扮演的那个人。”
“这是你的亲身经历？”
“这就是我的一生。”科恩说完，语气骤然轻快，像拳手打完十二回合，拼尽最后力气对着镜头展露微笑，“新年快乐，唐纳德。欢迎来到大联盟。”
电话挂断。
唐纳德把听筒放回座机。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指，拇指在微微颤抖。这可能是肾上腺素在翻涌。每一次和科恩谈话，都会给他的神经留下这样的印记，如同一道微弱却持久的电流。
思索片刻，他再次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串号码。
铃声响了三下，有人接起。
“沃克斯曼。”
“乔治，我是唐纳德。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听筒传来纸张翻动的沙沙声，紧接着是沃克斯曼独有的语调，“现在是十一点半，你不在派对上？”
“我在家。你在忙什么？”
“我在重算你的财务模型。就是圣诞节前你交给我的那份股本回报率的预测。我早就跟你说过，要重新核算。”
“我知道，但今天是新年前夜。”
“新年前夜属于项目已经落地的人。你的项目还悬在半空，所以我没有新年夜。找我什么事？”
唐纳德走到窗边。街角的人群愈发拥挤，鞭炮被点燃，一串红色火星冲上夜空。
“科恩刚刚打来电话。他说，欢迎来到大联盟。还说1972年，处处都是硬仗：区划变更、环境评估、社区听证会。没有人是真正准备好的。”
“科恩说得没错。我认识他十五年，他对坏事的预判，从来不会出错。”
“那你怎么看1972年？”
沃克斯曼沉默片刻。电话那头传来放下钢笔的声响，椅子向后挪动发出吱呀的摩擦声。
“你确定要在除夕夜听大实话？”
“所有人都在给我灌香槟，讲励志的空话。我现在需要一盆冷水。”
“好。”沃克斯曼清了清嗓子，“新年你要面对三层博弈。第一层，技术层面。区划法规、环境评估、施工合同、融资条款。这一层最为复杂，但相对可控。只要人力到位就能解决。好律师、好建筑师、好会计师，你现在全都具备。”
“第二层呢？”
“第二层，政治博弈。你要说服至少六个互相抵触的利益集团，让他们相信你的承诺全都发自真心。工会想要高薪，要求全部雇佣工会工人；银行想要压缩成本，希望用工灵活；社区团体要求配套低收入住房与公共空间；市议会看重税收与就业；环保局看重绿地与水质；贾维茨参议员，希望项目不要给他惹来麻烦。你许下的每一项承诺，都会损害另一群人的利益。一亿八千万美元的预算，不可能满足所有人。你只能让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拿到了别人得不到的关键利益。”
唐纳德把身体靠在窗框上。街上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喇叭声、歌声混杂在一起，一群年轻人手挽手穿过十字路口，调子跑调，歌声模糊。
“第三层？”
“第三层，历史包袱。这是最难把控的一环，完全不受你的掌控。这牵扯到你的父亲五十年代的旧事，那是这座城市尚未愈合的种族伤疤。帕森斯在俱乐部提起的旧案，不是孤立事件，是纽约建筑行业长期存在的排斥现象，这套体系至今没有根本改变。1971年，建筑行业里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占比，依旧远低于城市人口的整体比例。工会的大门，依旧对少数族裔紧闭。你提出的学徒培训基金、本地就业承诺，如果落实到位，会成为你最大的政治筹码；可一旦执行走样，哪怕仅仅是看上去没有落实，就会变成套在你脖子上的重枷。媒体会翻出你父亲当年的旧案，把过往记录和你1972年的雇佣数据摆在一起。不需要评论、分析，仅仅是并列，就足以让你在听证会上哑口无言。”
唐纳德拇指的震颤慢慢平息。肾上腺素依旧在体内奔腾，但此刻有了明确的目标，不再是科恩留下的躁动。
“那我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
“你说科恩对坏事判断很准。那你能不能对好事判断一次？”
沃克斯曼淡淡一笑。“我不是科恩。我不擅长预测未来。我的本事，是把每一种选择背后要付出的代价摊开给你看。想听代价吗？”
“说。”
“倘若1972年，你不在合同里写明少数族裔承包商的硬性指标，不在学徒基金管委会吸纳社区代表。你的利润会更高，银行顾虑更少，工会也会更加支持你。可等到项目推进到关键节点，一枚定时炸弹就会引爆，那就是你的信誉。信誉一旦在纽约建筑业崩塌，重建它，远比盖一栋大楼更耗费时间。”
“如果我实打实兑现承诺呢？”
“施工总成本会上涨8%‑12%，工期也有可能延后。爱尔兰裔、意大利裔的工会会对你心生戒备，一部分老牌建筑供应商也会冷眼相待。但只要你真的做到了，项目落成那天，你可以拿着真实的雇佣数据，直面所有镜头，坦然回应所有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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