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王稼祥躺在担架上，身上还带着伤。行军路上，他与毛泽东、张闻天反复谈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那不是普通的议论，而是在生死关头，重新寻找红军该走的路。
王稼祥1906年出生于安徽泾县。青年时期，他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1931年，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年仅25岁。这个职务来得很早，也说明他当时在党内受到的重视。
但王稼祥并不是一开始就与毛泽东站在一起。早年，他曾被视为王明路线的重要成员之一。真正改变他政治判断的，是在江西苏区的亲身观察。
第二次反“围剿”前后，王稼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两人谈了很久，内容涉及红军作战、根据地建设以及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王稼祥后来回忆，那次谈话使他受到很大启发，也促使他开始摆脱照搬外国经验的思路。
有意思的是，王稼祥的转变并非停留在私下认可。1932年10月，临时中央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准备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会上，王稼祥明确表示，红军几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与毛泽东的指挥分不开。
他的话很直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在当时的气氛下，这种表态并不轻松。王稼祥此前从中央来到苏区，身份特殊，却没有顺着多数人的意见讲话。毛泽东虽然被撤职，但对王稼祥的支持十分看重。两人的关系，也由此从工作接触逐渐变成政治上的相互信任。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负伤，身体状况很差，却仍参与了中央领导层的讨论。他认为，过去的军事失败不能简单归咎于敌人强大，必须检讨军事指挥上的根本问题。
在一次谈话中，他对张闻天说：“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还是请他出来指挥。”
随后，他又与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林彪等人沟通。王稼祥所做的，并不是替毛泽东争一个个人职位，而是希望改变当时脱离实际的军事领导方式。正因为有这些酝酿，遵义会议才具备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王稼祥当时仍然带病，但坚持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军事领导核心。会后，中央红军形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后来被毛泽东概括为“投了关键一票”。这句话并不是说会议只靠一个人的表决，而是说明在关键时刻，王稼祥的态度具有重要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王稼祥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43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之际，他撰写文章，首次较为完整地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强调中国革命必须走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
这项理论贡献十分重要。可是，提出这一概念的人，并没有因此一路升高。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只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而且排名靠后。后来在毛泽东等人的争取下，他才成为排名第二的候补中央委员。
落选原因较为复杂。一方面，他早年曾被归入王明一系，党内一些同志对他的历史经历有所顾虑；另一方面，他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较少独立负责地方和基层，许多人对他的实际工作并不熟悉。政治声望很高，不等于组织评价没有曲折。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的工作重心转向外交和对外联络。他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后来负责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工作。凭借留苏经历和对国际问题的了解，他在处理党际关系、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方面发挥了作用。
不过，外交环境变化后，王稼祥的政策判断与中央部分决策出现分歧。特别是1960年前后，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他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没有得到采纳，职务和影响力随之下降。这里面既有路线环境变化，也有个人性格与工作方式的因素，不能简单说成某一次事件造成的结果。
“文革”开始后，王稼祥受到冲击，正常工作受到影响。多年政治风浪和疾病折磨，使他的身体迅速衰弱。晚年他曾重新承担一些工作，但已经很难恢复到早年的状态。
1964年，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看望王稼祥，曾对他说：“你比别人更早站在毛主席一边。”这句话既是肯定，也包含着对他曲折经历的理解。
王稼祥一生中有过很早的政治升迁，也经历过落选、失势和长期沉寂。他的重要性，不只在于25岁担任军委副主席，也不只在于提出“毛泽东思想”，更在于遵义会议前后那个关键时刻，他能够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重新判断方向。
1974年1月25日凌晨，王稼祥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曾经在长征担架上参与改变红军命运的人，最终以一名革命家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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