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亭村的槐花又开了，细细碎碎的白，落满焦公亭的琉璃瓦。
我是循着那一路槐花找来的。先是在大路上闻见一丝若有若无的甜，拐进村道，甜味就浓了。
再走，就看见了那顶三色琉璃的檐，远远的，浮在一片青绿的田畴之上。
瓦红黄蓝三色。八十多年了，风来过，雨来过，战火也来过，可它们依然亮着，在薄薄的暮色里泛着旧绸缎似的光。亭子不大，重檐八角，攒尖的顶子指向天空。我走近时，八根石柱正被夕阳一分为二。于右任的字沉着，张大千的笔飞扬。那些刻进石头里的颂词，被光阴磨去了棱角，摸上去，像在抚摸一段活着的、微微发烫的体温。
老人说，从前有个焦善人。
他叫焦酉山，原名焦天福。同治癸酉年八月初八日生于成都北郊的复兴乡，今新都区大丰镇附近。少年时流落异乡，曾受路人施粥救命。那碗粥的热气，他记了一辈子。后来他读书明理，却淡泊功名。
于是有了萃杰慈善堂。
那是怎样的年月呢？民国初年的四川，兵荒马乱，饿殍遍野。1913年，焦酉山创办了萃杰慈善堂，后更名为萃杰慈善会。他倡导并实施十大善举：施粥、施米、施衣、无息借贷、施药、施茶、义学、施爱、施棺、义冢。焦酉山穿着粗布衫，亲自添柴，亲自舀粥。有人饿得端不住碗，他就轻轻托一把；有人喝粥喝出泪来，他就转身往锅里添一瓢水。冬天粥棚的热气升起来，整条街都暖了。那些端碗的手，碗一递过去，就稳了。
他留下过十六个字，刻在亭子的匾额上——吃亏、受苦、忍气、耐劳、谦恭、认过、率真、会想。这八个词，是他践行一生的信条。
吃亏。粮仓打开了，米缸见了底，祖屋典当了。有人背后说他傻，他听见了，也不恼，只是往粥棚里又添一瓢米。
受苦。腊月里手伸进冰水淘米，冻得裂开；暑天里守在茶摊前，汗把衣衫浸透了又晒干。有人问他苦不苦，他只说，吃过的苦，就不算苦。
忍气。风言风语没有断过——沽名钓誉、另有所图。那些话像石子一样砸过来，他不接也不躲。
耐劳。三十年，没有一天停过。每一天都要施粥，每一季都要施衣，每一年都要管几百个孩子的书桌。他七十岁那年冬天，还在往灶膛里添柴。火光照着他的脸，皱纹一道一道的，深深的，像这片被苦难犁过的土地。
谦恭。他做了那么多善事，却从不自矜。百姓尊称他焦善人，他依然做那个蹲在灶前添柴的人。
认过。办学时若有不妥，第二天告示就贴在了学堂门口，字字认错。他说，善人也是人。人做错了，就该认。
率真。他不端架子。有贵客来访，也不刻意换衣裳。来人愣了一瞬，然后深深作了一揖。
会想。那不是精明，是一个人心里装着别人时自然长出来的一种体贴。他知道穷人最怕的不是饿一顿，是饿的时候没有人看你一眼；他知道病人最需要的不是药，是有人端药时把碗递得稳稳的；他知道一个孩子在学堂里听到读书声时，心里会升起什么样的光。
那碗粥的热气，就是从这十六个字里升起来的。
抗战爆发后，焦酉山与慈善会同仁积极捐钱捐物支援前线，组织学校吸纳从省外流入四川的儿童，发动师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高唱萃杰诸生，勇猛精进，务期为抗战后盾，建国先声。他的义举名扬四方，吴佩孚、戴季陶、朱家骅、于右任、林思进、张大千等名流曾多次慕名前往拜访。
1942年，焦酉山在犀浦石亭村安然离世。消息传出去，成都北郊的路上挤满了人。他救过的、教过的、施过粥施过药的，都来了。没有人说话，可没有人走。
百姓们开始凑钱——你一分，我一角。他们说要给焦善人建一座亭子。让他歇一歇，也让以后的人有个地方坐一坐、想一想。
亭子修好了。重檐八角攒尖式，通高十二点九米，须弥座基座，东西两侧各有三层踏阶。亭顶覆盖红黄蓝三色琉璃瓦，亭端宝顶高约两米。亭外八根石柱上，镌刻着于右任、张大千等八位著名书法家的颂词。亭内塑有焦酉山先生像一尊，面容慈祥。
二〇〇七年四月六日，焦公亭被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成都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亭还在。风过八角，檐铃无声。孩子绕着柱子追逐；年轻人停下来拍照，镜头里是蓝的天、红的瓦、白的槐花；那些从旧年月里走过来的老人，什么也不说，只是静静地坐一会儿，摸摸柱子，然后走了。
他们摸过的柱子上刻着这样两行字：处处从人舍己，时时义胆忠肝；满腔虽是尽含冤，问他笑而不答。
他笑了一辈子。
我忽然想起那个故事——少年焦酉山饿倒在路上，有人端了一碗粥给他。他后来没有找到那个人，却把自己活成了那个人。
焦公亭不说话。它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人，端着一碗永远热着的粥，等每一个路过的人坐下来歇一歇。
我走时，暮色漫上了八角檐。回头望去，三色琉璃瓦在最后的夕光里亮了一亮，然后慢慢地融进了成都平原灰蓝色的天穹。槐花还在落，细细碎碎的，白的，轻的，像是当年施出去的那些米，隔了八十年的光阴，又从天上落回来了。
有人从对面走来，沿着窄窄的田埂，一步一步朝亭子走去。我不认识他，也不打算问。
我只知道，这世上还有人在往焦公亭的方向走。
粥还热着。
路还长着。
文/张孝瑾（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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