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承勇的5分钟与11个受害人家庭的30年：白银案终结，无人放鞭炮|受害者|强奸|遇害|高承勇

2016年8月26日上午，白银工业学校的小卖部里，52岁的高承勇被办案民警按倒。当天晚上，白银市盘旋路广场上空炸开了一连串烟花，街上有人放起了鞭炮。据澎湃新闻后来的调查报道，那个晚上，跳舞的、散步的、抽烟发呆的白银人凑在一起，谈论的都是同一件事。笼罩这座西北小城二十八年的阴影，终于散去。据《新京报》报道，消息传回白银市公安局，会议室里哭声一片，有老刑警当场掉了泪。

第二天一早，崔向平做的第一件事，是开车载着家人回老家的山里，给父亲上坟。他的父亲去世时，女儿的案子还没有破，老人家到死没能瞑目。

站在坟前，这个三十五岁的男人在手机上连发了三条朋友圈，先是三个哭脸加两个感叹号，然后是长长的一段话，结尾那句异常的沉重：“本该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我为什么却如此痛苦难过？”

这句话，是白银案十一个受害者家庭三十年共同的心境。

从1988年5月到2002年2月，高承勇在白银市和内蒙古包头市作案11起，杀死11名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7岁9个月。外人看到的是”11”这个数字，是”连环杀人案”这个标签，是后来电视剧里被反复搬演的惊悚素材。

但对当事家庭来说，没有”连环”，没有”系列”，只有一个个具体的人，从某一天起再也没有回家。凶手杀人只花了一个下午，甚至只有几分钟，而把受害者的家庭重新拼起来，用了三十年，也没拼回去。

这三十年里，警方也没有好过。白银区公安分局先后有八任局长接力侦办此案；白银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张恩伟，带着同事把二十多万枚指纹摊在案头，一枚一枚用眼睛比对。

更难的是时间本身。按照当时施行的刑法，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案件，追诉时效只有二十年——1988年第一起案子，如果凶手就此收手，2008年5月之后即使抓到人，也可能无法追诉。

2004年，白银警方顶住压力罕见地对外公布案情、悬赏二十万元，多少就有跟这口”二十年大限”的时钟赛跑的意味。

据权威媒体梳理的侦破细节，2016年3月甘肃省公安厅重启侦查，用当时刚成熟的Y-DNA染色体技术从一枚远房堂叔——因行贿被关押——的血样里，比中了白银案凶手的家族，锁定兰州榆中县青城镇城河村的高氏一族，再逐一抽血筛排。

而青城镇与受害者张修竹的老家白银区水川镇，只隔着一条黄河。二十八年间白银几乎全城成年男性都被采过指纹，唯独凶手不是白银人，户籍在青城，刻意躲过了每一次采集——他后来在审讯中承认，听到广播里通知录指纹，他就躲到外地去了，“他知道，自己一旦去了，就完了”。8月26日被抓时，他是老家人眼里的大孝子、邻居眼里的老实人，从没在公安机关留下过一枚指纹。

白家，是这个案子的第一个受害家庭。

1988年5月26日，白银公司西北铅锌冶炼厂的女电工白某遇害，23岁，因为生前爱穿白鞋，厂里人都叫她”小白鞋”。据澎湃新闻调查，她1965年生在白银公司职工家庭，1983年春节全家照过一张全家福，她站在第一排最左边，圆圆脸，柳叶眉，双眼皮，穿着时兴的棉袄，烫了头发，微微笑着。

她和邻居刘彩霞一起”待业”，在厂里冰棍坊做白糖冰棍，二十多个姑娘里数她最勤快；1986年进厂当电工，月工资32块。

她手巧，爱织毛衣绣花，遇害前几个月还给刚出生的侄儿织了小毛衣、小毛裤。厂里文艺汇演她去跳舞，拿回一盆假花当奖品。

1988年5月26日下午，她哥哥白冶下班回家，本想先去挑水，一推门，看见妹妹倒在地上，衣衫不整，浑身是血，人已经没气了。

他是第一个目击者，也是报案人。

那年，高承勇的大儿子刚出生。

凶手的刀毁掉的是一个人，但白家后来的三十年证明，这种案子毁掉的是一整代人。

据《新京报》报道，白冶的弟弟从小与妹妹感情深，案子一直没破，弟弟得了忧郁症，1990年，人家找他喝酒，回来睡不着，又要了两颗安眠药，第二天早上没叫起来，送到医院已经晚了。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女儿死了，白某的父母离了婚，这个家从此再也过不了年——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自”小白鞋”死后，白家再也没有度过年关假日，别家团圆的日子，他们恨不能根本不记得。

白某的男朋友伤心欲绝，自请调离岗位，去了近五百公里外的另一个县。

案发的头几年，警察年年上门，一遍遍询问她周围有哪些男性；后来的十几年，不再来了；2015年，警方突然又上门，拿着模拟画像让哥哥辨认，白冶说：“我怎么会知道，我不认识啊！”母亲到死都在念叨凶手是谁，没有等到答案，积怨离世。儿子把母亲埋在了弟弟妹妹身边，一家人总算又在一起了。

案发时的连排平房早拆了，原地盖起六层单元楼，白父就住在其中一户。据《新京报》2018年3月的报道，屋子里白某的物件大多收了起来，唯独一台老式录音机披着红纱，摆在客厅的木柜上。

澎湃新闻的记者还看到，家里给她专门留了一个房间，门口挂着她当年绣的门帘，床头放着她用过的镜子，沙发上铺着她勾的沙发盖巾，桌上摆着那盆赢回来的假花，用红色纱巾盖着。一个人的一生，被压缩成了几件手工艺品，摆在老父亲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白冶自己的生活，三十年几乎纹丝不动。他每天清晨七点五十分坐上去第三冶炼厂的火车，晚上六七点到家，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十六年。

2016年凶手落网，全国各地的电话打给他，他每天要对着媒体把妹妹遇害的情节重复讲一遍，然后跑去墓地，向妹妹、弟弟和母亲”交代”。

案子告破的第三天，他带着儿子去白银市公安局，想问问新闻里说的是不是真的，等了28年，妹妹的案子是不是终于有了结果——他没能进公安局的大门，保卫告诉他案件还在侦查，让他回去等通知。

2017年7月庭审，他看见了高承勇，出来后对记者说，“真想拿刀剐他”。2018年3月30日一审宣判那天，白银气温升到了22度，他说”等了整整30年”，回到自家阳台上，看着79岁的老父亲颤巍巍地逗一只黑色的八哥。老爷子肺心病越来越重，耳朵听不清已经有些年了。白冶叹口气：“也好，清净了。”

再说崔家。

1998年11月30日上午，白银公司氟化盐厂23岁的女工崔金萍在家中遇害，她颈部被切开，上身有22处刀伤，下身赤裸，双乳、双手及阴部被割走。

中午，下班回家的母亲做完饭，发现早上才下夜班的女儿倒在客厅的血泊里。弟弟崔向平当时还是个高中生。姐姐遇害后，父亲整日郁郁寡欢，三年多以后因病去世，才51岁。母亲天天以泪洗面，生活不能自理，直到第二年夏天才能下床。

年年月月，一家人往白银市公安局跑，打听案子进展，没消息；又往北京写信，请求破案，杳无音讯。

崔向平对记者说：“这么多年，我们家人想恨一个人，都不知道怎样去恨他，因为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为了防止勾起母亲的伤心回忆，他把姐姐所有的照片都烧掉了。

这才是悬案最残忍的地方。凶手逍遥法外，家属连恨的对象都没有，只能恨一个模糊的影子，一恨就是十八年。

2016年8月29日，高承勇落网的第三天，崔向平开车回山里给父亲上坟，说出了那句”本该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我为什么却如此痛苦难过”。

后来高承勇被判死刑，他对《方圆》杂志的记者说，民事赔偿估计难以落地，“高承勇没有资产”，他不想再看到这件案子的任何信息了，“希望这一切尽快过去”。而他们的母亲说过一句话，很多报道都引用过：她希望能活到真凶落网那一天。

她等到了。

第三个家庭是石家。

1994年7月27日下午，白银供电局食堂的19岁临时工石静在单身宿舍遇害，颈部被切开，上身有36处刀伤。

石静，1975年出生在甘肃民勤县一个被沙漠包围的村庄，家里穷，四哥进城后把她带了出来，二哥在白银供电局保卫科工作，二嫂把她安顿进食堂，一个月能挣一百五十块钱。同事回忆她”胖乎乎的，特别文静，性格也特别温柔”。这样一个从农村好不容易走进城里的姑娘，上班半年就被人杀了。

石静被害后，石家的痛苦里掺着一层特殊的内疚。据”每日人物”的报道，当年把石静介绍到白银工作的二嫂闫女士，案发后瞒着公婆整整四年，四年没敢回婆婆家，她时常想，要是自己当年不把小姑子介绍到白银工作，她现在肯定过着美好的生活。终究还是没瞒住，2010年，公公含恨离世。2016年案子告破，闫女士赶回婆婆家，告诉80多岁的老人，“给老人一个交代，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石静的四哥不愿多谈，提起妹妹时突然红了眼眶，重复了两遍：“她是我妹妹啊……”四嫂说：“咱们也是等消息呢。等着正儿八经把案子破了，审了。我们也等着有个圆满的结局。”——得知落网消息的头两天，石家人还瞒着年逾八旬的老母亲，怕消息不实，再扰了老人的心。而闫女士说，这些年每一次有侦破进展，都像往伤口上撒盐一样。

第四个是邓家。

1998年1月19日下午5时45分，家住白银区水川路的27岁女青年邓某在家中遇害，上身有22处刀伤。她遇害那年，儿子才8岁，当时被送到亲戚家，孩子三个月之后才知道妈妈没了。他在法院门口对记者讲经过：妈妈推着箱子回家，路上被高承勇盯上，高承勇敲门，妈妈问是不是找爸爸，高承勇顺势说是，妈妈就开了门，还给丈夫打了传呼。

就是这个传呼，把丈夫钉在了悔恨柱上。据《方圆》杂志庭审现场报道，邓某的外甥亚飞说，这么多年，姨夫一想起二姨就痛哭不止，他一直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妻子——那天他要是在小区传达室不和看门大爷聊天，早点回家，二姨也许就没事了。

这家人的索赔清单列了200多万，但亚飞说得很实在，赔偿也只是一个形式，“钱再多也不如二姨活着”。邓某的姐姐在法院外泪眼婆娑，说了一番让人心口发紧的话：“我没有告诉妈妈，这两天来参加庭审了，等最后结果出来后，再跟她说，让她知道自己的闺女当年是怎么没了的……”——案发十九年了，在母亲那里，女儿到底是怎么死的，竟然还是一个不能说破的秘密。

第五个家庭，是年纪最小的受害者。

1998年7月30日，白银供电局职工曾某8岁的女儿苗苗在家中遇害，下身赤裸，颈部系着皮带。据”每日人物”和澎湃新闻的报道，苗苗的妈妈为了让女儿好好吃饭，会把菜切得细细小小怕她噎着；爸爸剥毛豆，剥好一个送进女儿嘴里；爸爸去兰州出差，给她买了”猫和老鼠”的碟片，这些碟片最终没能送到女儿手上。

学前班的伙伴张雪倩记得，苗苗短头发，瘦瘦的，唱歌很好听，放学在家属院里跳皮筋。那天中午电闪雷鸣，妈妈下班回家，闷上米饭，看见衣柜开了一条缝，打开一看，苗苗窝在大衣柜里，身子已经凉了。办案人员说，桌上有一杯水，杯子上留了指纹——不知是苗苗给他倒的，还是凶手作案后自己倒的，装成熟人的样子。

苗苗的玩伴许玥后来把这段记忆写在了微博上：“妹妹想你！从小到大一直不敢提起你……案子破了，你可以瞑目了，你一直在我心里最深处！想你，想你，想你。”

她说苗苗遇害三个月后，她梦见过苗苗，梦里苗苗一直说”姐姐救我”，她就被吓醒了；案子没破的十八年里，这始终是心里的一个疙瘩，她因此常常害怕周围的人忽然离开。她还问过一个让人没法回答的问题：报道说那男的有两个儿子，苗苗的年龄和他儿子差不多大，“我就想问，他做这事有没有想到他儿子（和苗苗）一样大？”

这句话后来在另一个场合被原样抛回过凶手脸上——《人民公安报》记者临刑前在看守所问他：“那个8岁的小女孩也反抗了吗？”

高承勇低下头，垂下眼皮，沉默了，这是他最不愿面对的问题。半天他又说：“做了那个小女孩的案子后我也想了好几天，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我也想控制自己。可我的心理出了问题。有时候很善良，有时候很疯狂。”

苗苗被送去火化的时候，许玥说，有只很大的兔子从前面跑了过去。后来苗苗的妈妈在兔年又生了一个女儿，可知情的人说，第一个孩子没了之后，原本细心开朗的苗苗爸性情变了，不太爱与人交流。

红星新闻的记者到家属院采访时，老同事们说，他们家”不想再提以前的事了”。如果苗苗还活着，今年该三十多岁了，也许结了婚，也许有了自己的孩子。她的命运停在了大衣柜里，而她妈妈后半生每打开一次衣柜，都要重新死一次。

第六个是张家。

2001年5月22日上午，白银区妇幼保健站28岁的女护士张修竹在水川路的家中遇害，颈部等处锐器伤16处，遭强奸。

据澎湃新闻报道，她是水川镇人，兰州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91级2班毕业，1994年分配到白银市妇幼保健院，1998年结婚，新千年生了女儿。

遇害那天她刚下夜班，被人尾随回家。这个学医的姑娘没有当场死，凶手走后，气管被切开的她仍然清醒，用尽力气掐紧喉咙以便能说话，挣扎着拨出了求救电话。

据办案民警后来对媒体的回忆，电话打到警方，她却已说不清自己在水川路的具体位置，民警没能出警——白银市公安局刑侦部门的张恩伟后来说，“那是我们距离高承勇最近的一次，因为我们去现场时，被害人当时还没有死”。等她丈夫和同事闻讯赶回、再送医院，她死在了手术台上，肺部被刺穿，失血过多。

这家人之后的人生，是”重新开始”四个字最沉重的注脚。她的丈夫强先生卖掉了水川路的房子，远远地搬离了那里，后来再婚，又育有一女，努力开始新生活，但他似乎适应得挺艰难。

女儿遇害时才两岁多。因为事涉强奸，当时白银城里甚至流传她是”情杀”、有婚外情的流言，这个流言跟了她十五年——直到2016年高承勇落网，才还了她一个清白。

她的同学王旭习在太平间门口看见她的丈夫，“面色发白地徘徊着，眼神很绝望很无助”。事发后很长一段时间，妇幼保健院的同事不敢晚上独自回家，值夜班的女同事会把儿子带在身边，一遍遍教孩子遇到坏人要跑去叫人。

2016年案子告破，强先生不是从警方那里得到的消息，是从网上看到的——事发15年，没有任何人正式通知过他。

剩下的几位，公开报道里家属的声音很少，几乎查不到他们后来的生活，这本身也是一种悲凉。1998年1月，白银区胜利街29岁的杨某在家中遇害——警方调查证实她1月13日就已遇害，16日才被发现，一个人在屋里躺了三天；三天后的1月19日，邓某遇害。

这一年白银接着发生了四起命案，全城市民晚饭后不敢出门，中学把晚自习提前，网上流传的白银人回忆里写着：“寒冷、黑暗、惶恐以及浓烟的映衬，给我的童年形成了一幅幅阴冷肃杀的画面。”

2000年11月20日，白银棉纺厂28岁的女工罗某在家中遇害，颈部被切开，双手被割走——而高承勇一家从2006年到2012年就租住在白银棉纺厂小区，离她当年的住处不到400米。也就是说，凶手在受害者的遇害现场附近，又安安稳稳地住了六年，每天进进出出，和受害者的老邻居们点头打招呼。

2001年5月23日，白银区凯宏楼宾馆21岁的女员工常某在客房中遇害，全身五十余处刀伤。2002年2月9日，25岁的朱某在白银区陶乐春宾馆的客房中遇害，颈部被切开，遭强奸——这是最后一起，宾馆的马路斜对面，就是白银公安分局人民路派出所。

另外还有1997年3月，高承勇在内蒙古包头打工期间，一名女青年被绳索捆绑、口中塞入扫帚，机械性窒息死亡。这些家庭后来怎样了，媒体几乎没有留下痕迹——他们也许像崔向平希望的那样，把伤口彻底缝上了。

案子告破后，凶手本人的”人生底片”被一寸寸冲洗出来，每一处都和受害者的苦难形成刺眼的对照。

据《人民公安报》临刑前的对话实录，高承勇1964年生在青城镇城河村，两次参加高考都没考上，“英语成绩上不去，该背的东西记不住，吃了记忆力太差的亏”；后来当了几年兵，退伍打工，上学时谈过一个”无可挑剔”的初恋女友，“后来她考上中专，我配不上她”；现在的妻子是父亲借钱帮他操办的婚事，“婚后贫困，更加贫困。穷得让我没法选择”。他常年在建筑工地干搬运装卸，“干多少活儿就挣多少钱，不会吃亏”，有空还练字，爱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和武侠、言情小说。他把一切都归咎于穷。

可据《方圆》杂志对办案民警和看守所管教的采访，11起案子他总共才抢到不到100块钱和3枚金戒指，戒指随手卖给了陌生的过路人，卖了多少钱他自己都忘了。

参与审讯的民警王洋透露，他杀人前几天会”急得不成”，“心里慌，就要杀个人，还要割器官，晚上会越想越兴奋”；决定下手后第二天一大早去买刀，专挑黑裤子、深色上衣穿，“血沾在上面外人看不到”；1998年1月连作两案、白银全城排查时，“白银出了个杀人狂”的消息都传到了20公里外的青城，他承认怕了，停了半年手，尽量不进白银城，风声一过，杀心又起。

他知道警方给他画过像，还亲眼见过；他知道警察一直没放弃。2002年之后他彻底收手，面对《人民公安报》的提问只给了四个字：“害怕天眼”——白银街上装起了越来越多的摄像头。他还给这个社会留了一句”忠告”：希望政府多装些天眼，“这个最管用”。另据凤凰网报道，落网前一个月，2016年7月，他还和妻子商量举家搬到成都和儿子团聚，“再也不回来了”。

2017年7月18日开庭。庭审内外，凶手的平静和家属的崩溃，构成了一幅让人看不懂的图景。据《方圆》杂志的现场报道，高承勇穿便装进法庭，落座后法庭解除了他的手铐脚镣；他对每一起案件的细节记忆清晰准确，11起案子的时间精确到时和分——警察问他1998年崔某那起案子，割走多个人体器官花了多长时间，他想了两秒钟，平静地吐出四个字：五分钟吧。

他长时间直直地坐着，没有抬眼看过旁听席上任何一位家属。直到最后陈述环节，他站起来，向家属深深鞠了三个躬，说了句”对不起”，说自己无力赔偿，愿意捐献器官。有家属当场表示不接受。邓某的姐姐说，就算审判结束马上执行死刑，她和家人的心理创伤永远弥补不了。白冶在宣判后说：“庭审时他是道歉了，可哪个家属不站起来骂他？这么多年我们咋过的，怎么原谅？”

赔偿的数字，是这份判决书里最刺眼的一行。据中新网和《新京报》报道，法院判高承勇赔偿每位受害者家属丧葬费等3.9万余元，十日内付清。而家属们的诉求，白家提出100余万，邓家提出200余万，有的一家提出57万，最高的一宗民事赔偿诉求达到一千多万。

数字悬殊到荒谬，可崔向平早就说过，结局没有什么悬念，他们唯一的念想，就是看到事情尘埃落定。

因为高承勇没有资产。11条人命，最后折算成每户三万九，而且大概率拿不到。一位代理律师说，就算高承勇真的赔偿了，这个钱，放手里也不好花。

高承勇的辩护律师朱爱军在一次采访里说了一段话，可能比所有评论都更接近这件事的本质。他说，庭上家属陈述时，“死者中，八岁的小女孩也好，不到二十岁出来打工的受害人也好，都比较年轻。有些死者的父母长期抑郁，年纪很轻就去世了。有些死者的孩子还非常小，丈夫等于是又当爹又当妈。昨天他们陈述时，我的眼泪都在打转。”他还说了一句引发过争议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家人也是受害者。”

这句话可以争议，但高承勇自己的表现，把家属心里最后一点东西也刺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