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宣和年间，浔阳江畔，混江龙李俊曾盯着一艘经过江面的囚船，等的不是货物，而是刺配江州的宋江。这个细节出现在《水浒传》早期，也埋下了一个伏笔：李俊重情，却不是没有判断力的人。
宋江路过揭阳岭时，差点被李立开设的黑店害死，李俊及时出面，将他救下。后来宋江行至浔阳江，又险些落入张横之手，李俊再次出手相助。江州劫法场之后，梁山人马撤退，李俊还准备船只接应。
一来一回，宋江欠下的并不只是人情，更有实实在在的救命之恩。李俊把宋江视作值得追随的大哥，这种感情，在揭阳一带并不难理解。江湖人物看重名声，也看重谁能在危急时刻站出来。
但梁山并不是一个只讲情义的地方。
排定座次时，李俊位列天罡第二十六位，是梁山水军头领中地位最高者。不过，穆弘排在第二十四位，反而压过了李俊。单看一个座次，未必足以证明宋江有意打压，可梁山四面临水，水军承担运输、侦察、突袭等重任，李俊的地位确实显得偏低。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俊并非普通头领。他在揭阳一带有号召力，李立、童威、童猛等人都愿意听从他的安排。这样的人，既有水上经验，又有地方人脉，还与多名好汉关系紧密。宋江需要借助他的力量，却未必愿意让他成为梁山最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
李俊对此不会毫无感觉。
他没有因此翻脸，也没有公开争执，仍旧跟随大军征战。这正是李俊与鲁莽好汉不同的地方：心里有数，嘴上不说；看得明白，却不急着掀桌子。
梁山招安后，局面逐渐变了味道。李俊原本与官府积怨很深，他从事私盐运输，长期受到官府追捕。对他而言，朝廷并非一个可以轻易信任的对象。宋江却把招安视为洗脱罪名、获取功名的道路，二人的根本立场并不一致。
宋江曾对李俊说：“招安之后，弟兄们便有了正名的机会。”
李俊若真有回应，大概不会只听这一句。他更清楚，接受招安意味着梁山失去独立地位，兄弟们要转身替朝廷卖命。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归顺；对李俊来说，却可能是把性命交到曾经追捕自己的官府手里。
征讨方腊期间，李俊仍然拼尽全力。攻打太湖一带时，他擅长水战的优势被充分发挥，还通过诈降等办法配合宋江破敌。小说中的李俊，并不是在梁山危难时立刻逃走，而是把该尽的责任尽完，把该打的仗打完。
也正是在南征途中，他遇到了费保。费保看出梁山好汉功成之后难免被猜忌，提醒李俊应当另寻出路。这个提醒并非凭空而来，宋江、卢俊义后来的遭遇，恰好印证了这种担忧。
于是，李俊带着童威、童猛等人离开旧路，转向海外。小说写到他们抵达暹罗，李俊后来成为暹罗国主。这里必须说明，这是《水浒传》的文学结局，并非可以当作真实历史来考证的泰国王室史实。
问题也就回到了原点：既然李俊有了王位，为什么不把幸存的梁山兄弟都接过去？
原因之一，是消息根本难以互通。北宋时期海陆交通有限，梁山众人散落各地，能够传到李俊耳中的，多半是宋江、卢俊义被害这样的重大消息。至于武松出家、李应归隐、朱仝得以善终等情况，不一定能够及时传到海外。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李俊出海并不是建立一个专门安置梁山旧部的避难所，而是带着最信任的人寻找活路。童威、童猛与他长期共事，费保又是关键时刻提供建议的人，彼此之间有共同经历和现实利益。其他幸存者即使还在，也未必愿意抛下原有生活，远赴陌生国度。
海外立足更不是一句“来享福”那么简单。李俊刚到暹罗，首先要面对的是语言、风俗、权力结构和当地势力。要在异国取得立足之地，靠的是一支小而可靠的班底，而不是把梁山旧人全部召来。人一多，关系一复杂，反而可能带来新的隐患。
况且，李俊与部分兄弟只是并肩作战，并不等于人人都有深厚交情。梁山一百零八人聚在一起，靠的是共同处境、首领号召和组织安排。山寨一散，各人原本的性格、利益与选择便重新显现出来。昔日同席饮酒，不代表今后还要共同生活。
从文学塑造看，李俊的出走也承担着特殊作用。他没有像宋江那样把忠义寄托在朝廷身上，也没有像林冲、鲁智深那样以悲剧或出家收场，而是凭借水上本领和判断力，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带走童威、童猛，已经是他对旧日情义的一种保留。
因此，李俊没有接走所有幸存兄弟，并非突然薄情，更不是当了国王便忘记旧交。那场出海，本来就是一次主动切割：能同行者同行，不能同行者各安天命。对李俊而言，保住几个人的性命，比重新召集一群旧部更符合当时的处境，也更符合这个“混江龙”一贯谨慎而现实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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