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结义兄弟，金雄白侥幸只坐两年牢，流落香港后大揭汪伪内幕|汉奸|汪伪内幕|金雄白|陈璧君|陶希圣

1945年秋天，南京的法院在一份汉奸判决书上写下了一行奇特的判词：被告人”协助抗战，有利人民”，因此法外施仁。

这个被告人叫金雄白，江苏青浦人，抗战前是南京《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做过律师；抗战中是汪伪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委、南京兴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还是汪政权台柱周佛海结义”十兄弟”里的老幺。

他在上海办报，出门有七十六号的特工荷枪实弹护送，坐的汽车都装了防弹钢板，抗战中附逆报人穆时英、刘呐鸥横死街头的年月里，他是新闻界绝无仅有的”防弹报人”。

国民政府判他十年，又主动减到两年半。出狱后他去了香港，穷困潦倒，靠卖文度日。1957年8月起，香港一份掌故杂志《春秋》上忽然出现一部署名”朱子家”的连载，连这个笔名和《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这个书名，都是杂志主编姚立夫背着他代拟的。

这位朱子家，就是金雄白。后来这部书结集成书，一再增订，1965年定名《汪政权始末记》，1960年就被译成日文，日本出版方给起了一个更扎眼的名字——《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

一个政权内幕最深的地方，往往要靠一个身份最暧昧的人来打开。金雄白自己很清楚这一点，他在书前自道：“我自信应该有资格写这一段沉痛的回忆，因为在这一个政权中，在党，我是中委；在政，我的官阶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点，我又参加了汪政权台柱周佛海的最机密部份。”

紧跟着他又补了一句，像是预支后人的质问：“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为朋友们洗刷，为失败的政权文饰。我愿意凭了我的良知，就记忆中所留存的一点一滴，尽量忠实地，写出身亲目击的真相，作为后人的殷鉴与叹息！”

这本书里最见骨血的一段，是他回忆自己怎么下水的。

1939年，周佛海把他叫到跟前，做了一次长谈，把汪精卫出走河内的内幕和盘托出。

金雄白没有立刻答应，他后来在书里原样记下了自己连珠炮一样的追问。

他问：“在日军的占领地区中建立政权，你相信会有不至于丧权辱国的奇迹发生吗？”

周佛海答：“我们从不加以过高的期望。初步，我们要国家不亡，我们愿意忍辱负重去做……即使能拖住一分，少拿走一分，就是为国家保存了一分元气！”

金雄白再问：“从事政治活动，既需要经费，和平运动的经费，是不是由日人所供给？”

周佛海反问：“你真以为我们会受日本的豢养吗？”

这几句问答，比任何后人的评论都更能说明汪伪这批人的自我催眠是怎么完成的——先把”亡国”设为前提，再把”少损失一分”折算成功劳，最后连拿日本人的钱都能问心无愧。

书中另一处重头，是河内高朗街的那一夜。

金雄白引述周佛海的话交代了鲜为人知的关节：汪精卫发表”艳电”之后，国民党两度派谷正鼎赴河内劝驾，第一次汪精卫说，若中央坚持抗战到底，他决定携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五人赴法，汪还托谷正鼎带话：“我不离开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之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主张如得蒙采纳，个人都不成问题。”

第二次谷正鼎再来，真的带来了出国护照，还带来了一笔政府给的旅费。也就是说，到1939年3月，汪精卫本可以就此收场，做个流亡政客。

偏偏谷正鼎3月20日离开，21日凌晨，军统刺客翻墙进了高朗街寓所。

金雄白对刺杀现场的记述细到令人发指：随从戴芸生、厨子何就中弹，刺客”用利斧把木制的门室劈开一洞，将驳壳枪伸入室内”，曾仲鸣”腰腹部中弹累累，密如蜂房”，其夫人方君璧也中三弹。

替汪精卫死的曾仲鸣，是汪十几年最贴身的亲信。汪精卫后来在《南华日报》发表《举一个例》回应此事：“曾先生之死，为国事而死，为对于国事的主张而死……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我已经应该更尽其最大的努力。”

周佛海对金雄白说得很直白：暗杀”激使汪先生大怒，他决定改变出国的计划”。一支快慢机，打死的曾仲鸣，活下来的汪精卫，从此再没有退路。金雄白写这一段，有明显的为汪氏一系辩诬的意图，可恰恰是这种辩诬，把汪走上不归路的那块”替死”台阶，钉死在了1939年3月21日凌晨两点。

与河内之夜前后脚的，是高陶事件。

金雄白之外，陶希圣妻子万冰如晚年的口述给这段历史添了最惊心动魄的一笔：1939年12月，她带全家六口搬进上海，把丈夫从形同软禁的汪公馆里”换”了出来，临走对陶希圣撂下死话：“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

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在杜月笙、万墨林安排下逃离上海，22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在香港《大公报》见报，举国哗然。

金雄白记下了汪公馆里的狼狈：陈璧君失声称自己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周佛海的日记从1月4日的”感触万端”，到1月22日之后破口大骂”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

金雄白笔下最冷酷的文字，当属1940年3月30日的”还都”。

在此之前，还出过一桩几乎被遗忘了的荒唐事：日本中枢部门自称正通过宋子良与重庆秘密和谈，且”颇有希望”，汪精卫一度同意推迟组府，不久却拆穿这个”宋子良”是假的，于是仓皇决定还都。

等到典礼那天，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里写道：“举行典礼的大会堂挤满了参加者。但没有一个热情洋溢的人，看上去气氛十分冷静。武官大多穿军装，文官都穿中国礼服，汪穿的是晨礼服，虽风采一如往年，十分庄严，但不禁使我感到他显然憔悴衰老了。”

那天的演说，他记得更刻薄：“他的声音没有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音调很低，缺乏音色，软弱无力，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糟的演说吧。”

演说的内容只剩两条：大亚细亚主义是孙中山北上时最后的主张；历史上没有一百年不和的战争。一个”政府”的开场，连鼓掌的人都没有，这个细节比任何定罪书都更有说服力。

但金雄白的记述，真正值回书价的，是他拍下的汪精卫最不堪的两个瞬间。

其一在签字的阶前。

汪政权与日本签”协议书”，金雄白在场：“他穿了一套礼服……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直到日方大使阿部到场，翻译周隆庠”从上衣袋中取出小梳，为汪氏整理着一头乱发，一面用手帕为汪氏抹干了面部的泪痕”，汪精卫才”像瞿然从梦中醒来”，露出一丝苦笑，进门签字。

其二在中条山战俘案的会场上。

1943年一次中央全会，有提案要把中条山被俘的两三万渝军关进俘虏营，汪政权表面与重庆为敌，这案按例通过并不足怪，汪精卫一拿到提案，“突然重重的把桌子一拍，厉声地说：‘为了国家拼死作战的军人，日本人当他俘虏是必然的，他们抗战难道不是为了国家？’”当场否决。

这两幕并在一起看，汪精卫的底牌就露出来了：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清清楚楚地知道，然后继续往下走。眼泪是真的，拍桌子也是真的，签字更是真的——这正是金雄白这种”自己人”的记述比任何檄文都可怕的地方。

金雄白在书里还写透了一个人：陈璧君。

高陶事发后，留在上海的只有陈璧君、丁默邨、陈春圃，陈璧君要陈春圃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名义出面辟谣，陈春圃迟疑，说只有死去的曾仲鸣用过这个名义，不好自封，陈璧君坚持：“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

汪精卫病重名古屋期间，广东省长陈耀祖被军统暗杀，据汪伪政权中人的回忆，陈公博、周佛海打电报请她提名继任，她直接指定侄子陈春圃；汪死后陈春圃坚辞，她又荐妹夫褚民谊。事后她还嫌上海市面上汪精卫的画像”像个小白脸”，亲自送一张”比较像”的照片，要人照着画。金雄白没有下一句判词，但读完全书的人会明白，所谓汪政权，到最后更像是陈家的政权。

当然，金雄白自己也被历史骗过一回，这几乎是他这部百万字巨著最反讽的地方。

1964年，汪精卫逝世二十周年，一份署名”最后之心情兆铭”的五千字遗书被匿名寄到金雄白手里，寄件人要求二十年后才许发表。

日本《每日新闻》全文转载，举国轰动，金雄白反复辨认笔迹与文气，断定”他人无可摹拟”，与怀疑者激烈笔战。

然而这份被日本方面称为”重大历史文献”、能让今井武夫们”愧慕交并”的遗书，后来被考证为伪作。

一个亲历者，一个以”身亲目击”自矜的记录者，晚年郑重其事地替一件赝品作保，这足以说明，他的回忆录不过是一家之言和片面之辞，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就是在无数的片面之辞中组合发掘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