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22日，山东滨县东北一带，一个靠近渤海湾的村庄被日军第56师团第53旅团第43大队占领。当天阴云密布，日军伍长新谷幸太郎奉命进入大队本部，接到了一项任务：押解并审讯一名被捕的八路军女战士。
那间屋子原本堆放农具，女人已经被关了三天。日军中队长大西富雄认定她是杨国夫部的地下工作人员，几次审讯下来，却始终没有得到有用情报。
新谷把她拖出屋子，枪托、绳索不断落在她身上。她走得很慢，甚至没有明显的慌乱。右脸到脖颈布满鞭痕，衣服也被撕破，可那双眼睛依旧清醒，直直看着审讯她的大西。
大西试图用家人诱骗她。
“只要说出杨国夫的下落，就放你回去。”
女人没有回答。面对几个日本人的轮番威逼，她只说了一句：“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句话并不长，却让审讯陷入僵局。日军想从她口中得到游击队的活动地点、人员部署和武器藏匿处，遗憾的是，酷刑只能造成伤口，无法迫使她交出组织秘密。
第二天，院子里又多了一名男俘虏。此人约35岁，嘴角和下巴被烧伤，已经很难开口。日军把两人分开审问，又故意让他们彼此看见，试图利用同伴即将被杀的恐惧，击垮他们的意志。
大西拿出杨国夫的照片，逼问女战士八路军的去向。她仍然沉默。男俘虏也没有屈服。鞭子抽打在脸上和肩膀上，院中的日军越来越暴躁，甚至拔出了军刀。
大西让人抬起女战士的头，想让她亲眼看着同伴被杀。就在这时，她转向翻译，平静地说了几句话。翻译迟疑片刻，才把话传达出来：“鬼子们尽管用刀砍头吧，用了刀，你们就不能用枪杀了。”
这不是求饶，而是讥讽。1944年日军在华作战日益困难，弹药补给紧张，许多部队都在压缩枪弹消耗。女战士抓住这一点反击，等于当面揭穿了他们的窘迫。
大西恼羞成怒，下令把两名俘虏押往村外田地处决。男俘虏走在前面，女战士落后几步。经过一处农舍时，两人短暂地对望了一眼，没有喊话，也没有停留太久。
走到高粱秆篱笆旁，女战士突然用尽力气喊道：“快跑！”
男俘虏立即翻过篱笆，冲进田地。女战士紧随其后。日军起初没有反应过来，随后开枪并投掷手雷。爆炸过后，田埂边只剩下女战士的身影，男俘虏已经借着沟渠脱身。
女战士肩部中弹，仍抓住田埂向前爬。日军追赶许久，最终在村外的稻草堆中将她抓住。新谷后来回忆，自己在三年作战中杀过不少中国人，但面对这名受伤的女战士时，第一次出现了迟疑。
这种迟疑很快被愤怒掩盖。大西赶到现场，因同伴逃脱而大骂士兵。新谷举起刺刀刺向女战士，其他士兵也跟着动手。她身中多处刀伤，棉衣被鲜血浸透，却始终没有求饶。
几次倒下后，她仍用左手撑住地面，慢慢抬起头。新谷和其他士兵再次逼近时，她盯着他们，嘴唇微微动了一下。
“我是八路军，要杀快杀！就算你们能把我杀掉，再要杀害中国人就不可能了！”
说完这句话，她靠在稻草旁，目光转向院中的柳树。现场一度没有人说话。那些刚才还在叫嚣的士兵，面对一个垂死的俘虏，反而变得沉默。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新谷幸太郎战俘生涯中的重要记忆。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被八路军俘虏，进入战俘营。根据其后留下的回忆材料，他曾记录这名女战士被捕、拒绝供述以及掩护同伴逃走的经过。
1956年10月，新谷被遣返回日本。多年以后，他仍反复提到1944年那场审讯和处决。1982年8月，他在晚年谈及此事时表达了悔意，并参与反战宣传。那名女战士的姓名，至今仍有待更多确切史料考证；但她临终前留下的那句话，却被记录在了加害者的余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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