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廉吏黄廷圭：广西和福建知县，办积案清田亩、开书院筑龙津堤
明弘治七年三月十一日，广西庆远府罗城县衙前的石阶上，一个穿着青布袍子的中年人蹲下身子，用手指去刮台阶缝隙里的青苔。
这年他五十一岁，从广东电白老家跋涉了上千里路来此赴任。
罗城知县——这个职位在前任手里换了又换，每一任都在石阶上留下不同的脚印，但那些脚印大多通往同一个方向：里甲收缴铜钱的库房。
这个人叫黄廷圭。
五十一岁才当上知县，在明代不算早。
他二十三岁中举，此后二十多年间，除了弘治元年受聘编纂过一部《电白县志》，仕途再无波澜。
直到弘治七年，吏部的授任书才姗姗来迟。
罗城这地方，不好管。
大明版图上，罗城地处桂北山区，紧邻黔桂边界，山高林密，道路崎岖。
洪武年间立县以来，一百多年间换了不知多少任知县。
此地百姓穷苦，县衙经费严重不足，官员俸银也比别处少。
于是前任官员留下了一条旧例：县里百姓每生一个孩子，就要向官府交二百文铜钱，由里甲收缴，名曰“万民钱”。
黄廷圭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了这条旧例。
这道命令贴出去的时候，罗城百姓未必信。
二百文铜钱说多不多，但罗城本就贫困，百姓添丁本是喜事，却要先交一笔钱给官府，多少人家为此愁眉不展。
此前历任知县从未有人动过这笔钱——它虽然叫“万民钱”，但收上来之后究竟进了谁的腰包，心知肚明。
黄廷圭废了它。
不仅如此，他还一并废除了其他苛捐杂税。
县衙里的人看着新知县，像看一个异类。
但百姓信了。
上任仅仅半年，罗城百姓就编了歌谣传唱：“洪武年间立罗城，经今一百二十年。
我辈诸民皆有福，朝廷铨个黄天平。
词讼分明依公断，里甲轻省万民钱。
九年考满高迁去，天平名字在罗城。”
“天平”——公平的象征。
这不是谀词，是罗城百姓用自己的话给这位新知县起的名字。
黄廷圭在罗城五年，政绩不止于废除苛捐。
他判决诉讼以理服人，不偏不倚，百姓有冤屈都愿意找他评理。
他还主持编纂了《罗城县志》——一个知县在任上修志，说明他不是只盯着钱粮赋税，他在意这片土地的历史。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八，一匹快马从广东电白奔入罗城，带来了一个消息：黄廷圭的母亲去世了。
黄廷圭五十六岁了。
他二十三岁中举，五十一岁才当上知县，这些年辗转在外，母亲始终在电白老家。
接到噩耗的那一刻，他没有犹豫，当即报了“丁忧”假。
离任那天，罗城街头挤满了人。
《罗城县志》记载：“罗城士民，数百泣送”。
数百百姓站在街边、站在城门口，看着这位五十六岁的知县收拾行囊走出县衙。
一位名叫银公甫的老者哭着说：“老奴历见十三方官，无如吾父母之公明慈惠也。”
——老汉在罗城见过十三任知县，没有一个比得上这位父母官的公正慈惠。
百姓凑了黄金千两要送给他。
黄廷圭坚辞不受。
他走了。
背着一个行囊，里面装的是几件换洗衣裳和这些年在罗城积攒的文书。
千两黄金，他没拿。
罗城百姓站在城门口，看着那个穿青布袍子的背影越走越远。
然后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罗城百姓“相率百余人，踊跃奔驰，自罗至电，不惮远涉之劳”——一百多人从广西罗城出发，一路跋涉到广东电白，在黄廷圭的住宅旁边，掘地及泉，砌成一井。
井口是罗城百姓从家乡带来的石栏。
这口井后来被称作“罗城井”，也叫“清官井”。
井口圆形，直径九十六厘米，井深约三米。
井东筑有方墙，墙上镶着“罗城井”三个大字。
墙下竖有碑文，侧刻一副楹联：“名列乡贤光电邑，井留古迹念罗民。”
一口井从广西走到广东，走了上千里路。
这不是一口普通的井。
这是罗城百姓用脚走出来的纪念。
守孝期满后，黄廷圭补任福建龙岩知县。
龙岩在福建西南部，与广西罗城相隔千里，但黄廷圭走到哪里，那套为官的路数没有变。
民国《龙岩县志》记载他“簿书精核，吏不能欺”——案卷文书他亲自过目审核，手下的官吏不敢糊弄他。
精于吏事——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
明代县衙里有书吏、有衙役，这些人世代盘踞在县衙里，对地方事务了如指掌，新任知县稍有不慎就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黄廷圭能让“吏不能欺”，靠的是对案卷文书的亲自把关，每一份公文、每一笔账目都要核查清楚。
在龙岩任上，他做了几件大事。
弘治十七年，黄廷圭在龙岩县城东垣修建了应圭楼。
这是城墙上的防御设施，但在和平时期也可以用作观察和瞭望。
更重要的工程是水利。
龙岩境内溪流纵横，但水利设施年久失修。
黄廷圭主持修建了龙津桥——这座桥位于龙岩城南，是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
他还修缮了南门、南关以及官路。
修桥铺路，在明代是地方官最重要的德政之一。
桥修好了，商旅往来顺畅；路修通了，百姓出行方便。
这些工程耗费的人力物力不小，但黄廷圭没有因此加征赋税。
他在罗城废除苛捐杂税，到了龙岩依然如此。
黄廷圭还在龙岩兴办教育。
据记载，他在任期间推动修建了龙岩书院。
龙岩地处山区，许多乡野儿童没有读书的机会。
黄廷圭到任后，倡导免费教育，劝导百姓送子女入学读书。
一个山区县，有了书院，就有了读书声。
离任之日，龙岩百姓在城门口为他立了一块碑——“爱民父母碑”。
罗城百姓为他凿了一口井，龙岩百姓为他立了一块碑。
井在广东，碑在福建。
一个知县能让两地的百姓用不同的方式记住他，这在大明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里并不多见。
黄廷圭回到电白后，闭门不出。
他住在庄垌村的老宅里。
院子不大，屋前有一口井——就是罗城百姓为他凿的那口井。
每天清晨，他从井里打水洗脸、煮饭。
井水甘洌，这是罗城百姓从千里之外带来的心意。
他没有以“致仕官员”的身份在地方上指手画脚。
道光《电白县志》说他“居乡杜门却扫，于声利淡如也”——关上门，扫干净院子，对名利看得很淡。
但他并非什么都不做。
致仕回乡后，黄廷圭“为地方捐资铺路架桥”。
他的俸禄不多，积蓄有限，但能捐的都捐了。
乡里人称他为“有道先生”。
正德八年二月二十日，黄廷圭在庄垌村的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他生前留下遗愿：不用棺椁，不立墓碑，不扰百姓。
《重修电白县志》记载，黄廷圭的墓在教场坡，县东十里。
墓很简单，没有高大的石碑，没有石像生，就是他要求的那样——不扰百姓。
他去世后，入祀乡贤祠。
电白县城东门承恩街上，还建了一座“叔侄继美”牌坊，纪念黄廷圭和他的侄子黄金实。
牌坊上的字，风吹日晒几百年，如今已经模糊了。
但罗城井还在。
一九八四年九月，电白县人民政府将罗城井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井口的石栏被岁月磨得高低不平。
井东的方墙上，“罗城井”三个大字依然清晰。
墙下的碑文记录着五百多年前那个从广东走到广西、又从广西走回广东的知县的故事。
黄廷圭这一生，没有做过大官。
知县——正七品，在大明的官僚体系里是最低一级的地方官。
他没有进过京城，没有见过皇帝，没有留下煌煌巨著。
他留下的是一口井、一块碑、一部县志和几百年来民间口口相传的“黄青天”传说。
弘治七年三月十一日，那个蹲在罗城县衙石阶上刮青苔的五十一岁中年人，大概没想到自己会在罗城百姓的口中变成“天平”。
他只是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废了不该收的钱，判了该判的案，修了该修的桥，编了该编的志。
然后他走了。
背着一个行囊，没有拿百姓凑的千两黄金。
五百多年后，庄垌村的罗城井还在出水。
井水甘洌。
如果你有机会去电白，在电城镇庄垌村的黄屋村边，还能看到那口井。
井口圆形的石栏来自广西罗城，石栏上的纹路已经被五百多年的风雨和无数双手磨得光滑。
蹲下来，伸手触一下井口石栏的棱角——那是罗城百姓的手磨出来的。
一百多人从罗城走到电白，上千里路，他们抬着石栏，一步一步走过来，只为在黄廷圭的家门口砌一口井。
一个知县能让百姓从广西抬着石头走到广东，这件事本身，比任何碑文都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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