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责声明：本文为虚构故事，请读者朋友注意辨别，理智思考。
93年我执意娶了厂里女干部，分房睡了7年从未碰过她，她官复原职后却头也不回就走了，四月后厅长上门找我：市里有大人物要见你！
第1章
“赵东升，你他妈到底签不签？”
周美兰把那张纸往我面前的搪瓷缸子底下一塞，手指头差点戳到我鼻尖上。桌面上那碗面汤早就凉透了，浮着层白花花的油，漂着几根软塌塌的葱花。
“你一个烧锅炉的，住人家女干部的房子，白吃白喝七年，现在人家要调走了，你还有什么脸赖着不走？”
她嗓门大，隔壁桌两个啃馒头的师傅都扭头看过来。我没抬头，用筷子把那几根葱花挑出来，一根根摆在桌沿上。
“美兰姐，这房子是单位分的。”
“单位分的？”她冷笑一声，把那纸拿起来抖得哗啦响，“你睁大眼看看，房本上写的是谁的名？宋玉洁，宋科长，宋玉洁！你赵东升三个字在哪儿呢？写在锅炉房值班表上的吧？”
后面有人笑了一声，又憋回去了。
我把筷子放下，站起来。周美兰比我矮一个头，但气势一点不输，梗着脖子瞪我。她男人是厂办副主任，平时走路都带风，周美兰也跟着学会了大嗓门说话。
“美兰姐，”我说，“玉洁人呢？”
“走了。今天一早的火车，省里调令下来，人家去报到了。临走让我把这事办了，她说跟你谈过，你答应了。”
我盯着她看。周美兰眼神飘了一下，随即又硬起来：“你瞪我干什么？不信你去问李主任，调令红头文件都在他柜子里锁着，我能骗你？”
“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昨天下午。我买菜碰上她，她亲口说的，让我今天来找你办手续。”周美兰把纸往我手里一塞，“你赶紧签，签完我好交差，下午还上班呢。”
纸是那种带红抬头的信笺纸，上面用钢笔写着几行字。我扫了一眼。自愿放弃承租权，即日起搬离。底下有宋玉洁的签名，年月日都填好了。日期是昨天。
我把纸叠了四折，揣进工装裤兜里。
“哎你——”周美兰急了，“你干什么？这是给你的，你签了留一份，我拿另一份！”
“美兰姐，这是我跟玉洁的事，她没亲口跟我说，这字我不签。”
“赵东升你是不是有病？人家都走了，我上哪儿给你找去？省城离这儿三百公里，你跑一趟火车票谁给你报？”
我没再理她，转身往外走。面还没吃完，但咽不下去了。背后周美兰还在喊：“你等着，我找李主任去！让你烧锅炉都烧不消停！”
食堂门口的阳光猛地扑过来，晃得我眯了下眼。四月底了，厂区那排老杨树刚抽出嫩叶子，绿得扎眼。我沿着水泥路往锅炉房走，口袋里那纸折得四四方方，贴着大腿，走一步蹭一下。
锅炉房里比外头热十度。老王正往炉膛里填煤，看见我进来，把铁锹往墙边一靠。
“东子，周美兰找你干啥？”
“没干啥。”
“扯淡。她男人是李副主任跟前红人，她没事能上食堂堵你？”老王拿袖子抹了把脸，汗珠子一串串往下淌，“你媳妇真调省里了？”
我没吭声。走到操作台边上，弯腰看了看压力表。
“昨天下午的事，全厂都传开了，”老王说，“宋玉洁提了正科，去省厅报到。她那能力，早晚得往处长厅长走。你说你俩这……”
他砸了下嘴，没往下说。我盯着那个压力表看了半天，指针稳稳地在绿色区域里晃。锅炉房里的轰鸣声像一种白噪音，时间长了耳朵会嗡嗡响。我在这个地方待了七年。
七年前我退伍回来，分到动力车间烧锅炉。同批进来的十几个，就我一个在锅炉房。宋玉洁那时候是厂办秘书，穿着白衬衫黑裙子，走路目不斜视。我俩结婚是九三年的事，全厂都当新闻看。一个锅炉工娶了厂办最年轻的女干部，谁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
婚礼办得简单，食堂大师傅炒了四个菜，车间主任给开了两瓶白酒。宋玉洁那天穿件红毛衣，敬酒的时候话不多。李副主任——那时候还是李干事——端着杯子过来跟我碰了一下，说了句“东升好福气”。
当天晚上回了分给宋玉洁的那套筒子楼，一室一厅。她铺了两床被褥。一床在里屋床上，一床在客厅沙发上。
“你先睡吧，我看会儿文件。”她说。
我在沙发上躺了七年。头两年她偶尔加班晚回来，我煮个面给她留着，搁在锅里温着。她从来不吃。早上我起得早，去锅炉房之前把地拖一遍，茶几上的灰擦了，她桌上那摞文件码齐。她换下来的衣服扔在盆里，我给洗了晾了，她回来收走，连句“谢谢”都没有。
第三年冬天，她在里屋发高烧，烧到说胡话。我背她下楼去卫生所，大夫给挂上水，她醒了看见我坐在旁边，第一句话是“你怎么在这儿”。大夫说幸亏送得及时，再拖下去肺炎。她没看我，把头转向窗户那边。那天晚上回来，沙发上多了条毛毯。以前没有毛毯，冬天我就盖军大衣。
第五年，她提了副科，调去生产计划科。厂里有人传我俩感情不好，她听见了，当着几个人的面说“赵东升人老实，过日子踏实”。就这一句。后来那些人再没当面问过。但背后怎么传的，我心里有数。
去年冬天，我值夜班，锅炉房外面下大雪。她忽然推门进来，穿着那件旧羽绒服，帽子上落了一层白。她站在门口，炉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红一下暗一下的。
“东升，”她说，“今年省里有个名额。”
“哦。”
“我想去试试。”
“哦。”
她站了一会儿，也没说别的，转身走了。我后来听见她在外面跺脚上的雪，跺了好几下。铁门合上之后，锅炉房里就剩炉火那个声音，呼噜呼噜的，像什么东西在喉咙里滚。
再后来就是上个月，调令的事传出来了。厂里好几个跟她平级的都在活动，请吃饭的请吃饭，跑关系的跑关系。她倒没什么动静，还是每天按点上下班，晚上回来在里屋看书。有时我下夜班回来，门缝里透着光，台灯亮到后半夜。
最后一次见她是一个礼拜前。那天下午我休班，在屋里擦那双劳保鞋。她推门出来，穿了件呢子大衣，拎着个包。
“东升，我去省里交材料，后天回来。”
“嗯。”
她走到门口又站住了，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特别短，比平常稍微长了可能一两秒。我俩目光碰了一下，她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说：“你手套该换了，锅炉房那个温度，你那双手套都磨出洞了。”
我说知道了。她就走了。门关上的声音很轻。
那是我最近一次见她。后来她回来过，但我那天正好连班，没碰上。再后来就是今天，周美兰把那纸拍在桌上。
口袋里的纸硌着腿。我摸出来又看了一遍。宋玉洁的字我认得，钢笔字写得又硬又挺，跟她人一样。笔迹是她的。日期是昨天。
老王又往炉膛里填了锹煤，火苗子蹿起来，呼地一下照亮了他半边脸。他背对着我，忽然说：“东子，你真打算搬？”
“再说。”
“别再说。周美兰那人，你不搬她能天天来找你。她男人现在跟着李副主任管后勤，回头给你穿小鞋。”
我没说话。炉膛里那团火烧得旺，我把那张纸搁在操作台上，转身去拧阀门。压力表的指针跳了一下，又稳住了。
下午四点多，李副主任亲自来了锅炉房。他穿件灰色夹克，手里夹着根烟，站在门口没进来。
“东升，忙不忙？出来说句话。”
我擦了把手，走到门外。锅炉房外面的风挺大，把他那根烟吹得歪向一边。
“小宋的事，你也听说了，”他吸了口烟，“省厅催得紧，后天就得办完交接。这房子按规定得收回来，你看……你也没个地方去，厂里考虑了一下，西边那排平房还有一间空的，你要是不嫌弃，先搬过去住着。条件差点，但好歹有个窝。”
西边那排平房原来放杂物的，墙皮都掉了，窗户拿塑料布糊着。我去年冬天路过，看见里头住着个看门的老头，炉子烧得满屋子烟。
“李主任，”我说，“这是玉洁的意思？”
他弹了下烟灰：“小宋委托周美兰办的，她是这个意思。东升，你别多想，小宋是个讲原则的人，她不会亏待你。那间平房虽然破，好歹不用交房租，比你在外头租房子强。”
“她跟您说了什么？”
李副主任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有点复杂。他把烟头扔地上碾灭了。
“小宋说，你俩本来就不是一路人。当年的事，她记得你的好，但这个婚姻……就这样吧。她让你把字签了，各自安生。”
我靠着锅炉房的铁门站了一会儿。风从杨树叶子中间穿过来，哗啦啦响。
“成，”我说，“字我签。但我想见玉洁一面。”
李副主任皱眉：“她去省城了，怎么见？”
“我去省城找她。后天之前回来，把字签了交给你。”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笑了一声：“东升，你烧了七年锅炉，知道省厅大门朝哪开吗？”
“不知道。”
“那你去干什么？”
我说：“有些话，得当面说。她没亲口跟我说过离婚，那就不算。”
李副主任摇摇头，又点了根烟，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回过头来说了句：“东升，你是个犟种。随你吧，后天下午五点之前，把签好的纸交到我办公室。不然的话——到时候别怪我没打招呼，该走程序走程序。”
他走了。我站在锅炉房门口，看那排杨树叶子被风吹得翻过来翻过去，露出底下灰白的背面。
口袋里那张纸被我摸得起了毛边。我掏出来，又看了一遍那几个字。自愿放弃承租权。即日起搬离。宋玉洁。
我把纸叠好，塞回口袋。
然后我转身进了锅炉房，把炉膛里那堆火压小，关了几个阀门。老王问我干什么，我说调休，后天的班你帮我顶一下。
“你去哪儿？”
“省城。”
老王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东子，你俩都分房睡了七年了，你还追过去干啥？”
我没回他。拿了挂在墙上的外套往外走。走到门口，那个电话座机忽然响了。
老王接起来，喂了一声，然后朝我喊：“东子，你电话，找你的！”
我折回去。老王把听筒递过来，表情有点怪。我接过来贴在耳朵上。
对面是个男人的声音，听着年纪不小了，说话慢悠悠的：“是赵东升同志吗？”
“是我。”
“哦，我姓张，省厅的。宋玉洁同志的调令已经下来了，她这边还有些个人物品留在厂里，她让我转告你——说有个东西放在床头柜抽屉里，让你拿一下。”
“什么东西？”
电话那边沉默了两秒钟。
“她说是一封信。你看了就知道了。”
然后电话挂了。嘟——嘟——嘟——。
老王在旁边看着我：“谁啊？省厅的？”
我把听筒放回去。
“老王，”我说，“我回去一趟，看看她留了什么东西。”
“你不去省城了？”
我站在锅炉房门口，外头的天已经开始暗了，风比刚才大了些，吹得那排杨树东摇西晃。
“去。”
我把外套拉链拉上，走进了那片灰蒙蒙的暮色里。
第2章
那张纸上只有一行字。
“东升，抽屉夹层里还有东西。”
我拿着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宋玉洁的字，没错。干净利落，像她平时说话一样少一个字都嫌多。我蹲下去，把床头柜整个拖出来。底板上有道浅浅的缝，手指头抠进去一掀，果然是个夹层。里面塞着一个信封，比外面那个厚得多。
拆开的时候手有点僵。信封里是一张存折，和一张身份证。
存折是她的名字，宋玉洁。开户时间九三年十月，我们结婚后三个月。里面存了七笔钱，每年一笔，数额不等。头两年少，后面几年多。最后一笔是去年年底存的，加起来一共七万二。七万二在九九年是什么概念。我捏着那本存折，塑料封皮被我攥出了汗印子。身份证是她的，照片上还是扎马尾那会儿，脸比现在圆一点，嘴角不笑也带一点往上翘。
存折底下压着一张纸条。跟前面那张一样的信笺纸，上头写着：
“这些年你往我饭盒里多塞的那张食堂饭票，我都记着。这钱是补给你的。房子的事我没办法，调令下来了，房子得交回去。你去西边平房先住着，等我有办法了再接你。身份证你收着，我在省城办新证，老户口本上有的东西我都能补。你不要来找我，好好过日子。”
最后四个字底下画了一道线，钢笔尖儿把纸都划透了。
我看完，把东西照原样装回去。存折和身份证塞进自己工装裤的内兜里。然后站起来看了看这间里屋。床铺得整整齐齐，被子叠成豆腐块。枕头下面压着一本她看了一半的书，夹着书签。书签是张硬纸卡，正面印着“九八年度安全生产先进个人”，反面空白的，她用圆珠笔写了两个字。一个“赵”，一个“宋”，中间画了一个框。像填表的时候先写格子再填名字那种习惯。她写完了又拿笔在俩字中间重重划了一道斜线。
我把书签抽出来搁在桌上，没带。
下了楼，天彻底黑了。筒子楼外面的路灯亮了两盏，第三盏坏了，灯泡垂着头，像个拧断脖子的人。我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口袋里那张存折硌着大腿内侧，走一步动一下。七万二。七年，一个月大概八百五。我一个烧锅炉的，九三年一个月工资三百二，现在涨到五百一。她省下来给我存进去的这些钱，比我自己挣的总数还高。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火车站。绿皮车，四个多小时到省城。我买了张硬座票，靠窗坐下。对面坐个女人带个孩子，孩子一路哭闹，那女人一边哄一边拿眼睛瞟我，大概我穿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在这车厢里太扎眼。我转头看窗外，麦田绿得连成一片，偶尔过个村子，白墙灰瓦，比厂区干净多了。
十一点半到的省城。出站口人挤人，我跟着人流出站，站前广场上停满了小巴和三轮。省厅在哪个方向，我问了三个路人，第三个是个骑三轮的大爷，说五块钱拉我过去。我说成。大爷蹬着车在车流里钻来钻去，我坐后头，风把头发吹得往后倒。
省厅的大门比我想象的朴素。灰色水泥门柱，挂两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其中一块就是我要找的单位。门口有个传达室，我从窗洞看进去，一个穿制服的老头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
“师傅，我找宋玉洁。”
老头把眼镜往下扒拉一点，打量了我一遍：“你哪位？有预约吗？”
“她家属。”
“家属？”老头把报纸折起来，“宋科长今天开会，一早就进去了，中午不出来的。你等她下班吧，五点。”
“行。”
我没走远，就在大门对面那棵梧桐树底下站着。树荫底下有只野猫趴着睡觉，我蹲在旁边，它抬眼看了看我，又把头埋回尾巴里。四月的太阳不毒，站久了腿还是酸。我从外套内兜摸出那张存折又看了一遍，七万二，七笔，最后一笔是一万三。去年她提了副科满两年，工资涨了一截，她给我存了一万三。那一年过年她回她娘家吃年夜饭，我一个人在锅炉房值夜班，炉火烧到后半夜，我把值班室的收音机开了一宿，全是春晚重播。
三点四十，大门里出来个人。瘦高个，戴眼镜，夹着公文包。他走到门卫室跟老头说了句什么，老头抬手指了指我。那男人朝我走过来。
“赵东升同志？”
我站起来。野猫吓了一跳，蹿进树丛里了。
“我是厅办的小张。你来得正好，宋科长还在开会，她让我出来跟你说一声——她那个会要开到五点半，让你别等了，她晚上还有个接待。”
“接待？”我说，“省厅的会开到五点半，晚上还有接待，那她几点下班？”
小张推了推眼镜，有点为难的样子：“赵同志，是这样，宋科长现在确实忙，刚接手新工作，很多事情要对接。她说……她说让你先回去，有什么事可以写信。地址你知道的。”
“我大老远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小张搓了搓手，“但宋科长真的是抽不开身。她特意说了，你要是来了，就让我告诉你……那个存折你收到了吧？她让你收好，该花就花，别舍不得。”
我看着他。小张被我盯得偏了偏视线。
“她没说别的？”
“说了。”小张犹豫了一下，“她还说……房子的事她知道委屈你了，等你安顿下来，她再想办法。”
“她还说什么了？”
小张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递过来：“她说如果你问起来，就把这个给你。但让你看完就别等了。”
我接过来。纸条上两行字。
“东升，我调过来之前已经向组织报备了个人情况。咱们分居超过三年，按规定可以解除婚姻关系。我已经委托李主任那边走程序。你不用来找我，我也不会见你。你好好过你的日子。”
底下没署名，但字是她的。
我把纸条叠好，跟存折身份证搁在一个兜里。
“张同志，”我说，“她开完会出来能看见我吗？”
小张摇头：“她那个会议室在四楼朝北，窗户对的是后院，看不见大门口的。”
“那她知道我今天来吗？”
小张沉默了一下：“她知道。她让我出来的时候，特意从窗边看了一眼。就看了一眼，然后坐回去了。”
我站在梧桐树底下，太阳从头顶偏西了一点。大门里面那排楼灰扑扑的，四楼朝北那排窗户玻璃反着光，什么也看不见。
“行，”我说，“那我在这儿等她到五点半。”
小张张了张嘴，最后没再说劝的话，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赵同志，门卫室有凳子，你要不要坐？”
“不用。”
我在树底下又站了一个多小时。太阳慢慢往下沉，从梧桐叶子缝里漏下来，在地上碎成一片一片的光斑。门卫室的老头出来倒过一次茶根，看见我还站着，没说话又进去了。五点半过了，大门里面陆陆续续走出人来，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步行的步行。一个穿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出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脚步慢了一下，然后又走了。
六点，大门里出来两个人。前面那个我不认识，后面那个——白衬衫，黑裤子，头发在脑后扎了个低马尾。她正偏着头跟前面那个人说话，侧脸被夕阳打了一层薄薄的光。
宋玉洁。
她走到大门口才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但没停。那个人跟她又说了句什么，她点点头，那个人就走了。她站在门卫室旁边，隔着大概五米看着我。
我先开口：“玉洁。”
“你怎么来了。”
“李副主任说你让我签房子那个字。”
“你可以寄过来。信封上写上我的名字，收发室会转给我。”她的声音跟电话里听见的不一样，更近，更平，像在念一份报告，“存折你收到了吧？”
“收到了。”
“那就行。回去吧，东升。天快黑了，最后一班火车是八点二十，你赶得上。”
五米。我往前走了一步，她没动。我再走一步，她还是没动。第三步的时候她往后退了半步。
“东升，”她说，“你站那儿说就行。”
我停下来。风从大门里面穿过来，带着楼里那种混合了纸张和地板蜡的气味。她身上有股很淡的洗衣粉味，跟以前一样。
“玉洁，七年了，”我说，“你往我饭盒里塞饭票，我没问过你为什么。你把我工资卡拿走给我存钱，我也没问过。你每天晚上在里屋看书到半夜，我听见你咳嗽，给你倒了水放在门口，你第二天早上出来把空杯子搁在厨房台面上，你也没跟我说过什么。咱们两个在这房子里住了七年，说的话加起来可能没有你跟同事一天说的多。”
她看着我，眼皮没动。
“我这次来，”我说，“不是让你别走。你调任是好事，正科级，省厅，比我这个烧锅炉的强一万倍。我就是想当面问一句——九三年你为什么答应跟我结婚。”
风停了那么几秒。梧桐叶子不动了。门卫室的老头把脑袋探出来又缩回去了。
宋玉洁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尖。她今天穿那双黑皮鞋，鞋面擦得锃亮，一只脚往后挪了挪，鞋跟在水泥地上蹭出一声轻响。
“东升，你不知道？”
“不知道。”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太阳已经落到楼后面去了，天边还剩一截橘红色的边。她的脸背着光，看不太清表情。
“九三年。”她说，“你退伍回来分到锅炉房，第三个月，有一天晚上锅炉管道漏气，你一个人把阀门拧死了。那天下夜班的是我哥。”
我愣了一下。
“我哥在动力车间上夜班。那天他当值，如果管道漏气他没发现，爆了，那个车间里八个人都得交代。你拧完阀门没上报，第二天维修班的人查出来说是老化的管道，把责任记在设备科头上。我哥当时正在评先进，如果那个事故查出来是他的责任，他后头提不了干。他后来干到车间副主任，是今年才退下来的。”
我靠着梧桐树干，那些叶子在我头顶上哗啦响了一声。
“你当时认识我？”
“不认识。我哥后来查了值班记录才知道是你。他跟我说，有个烧锅炉的退伍兵救了他一命，人家什么都没说。我调到厂办以后，路过锅炉房看见你在那儿填煤，脸被火烤得通红，满头汗。我回去问我哥，他说就是那个人。”
她停了停，嘴唇抿了一下。
“后来我爸住院，厂里给报销的额度不够，我在财务科磨了三天，一分钱没多批下来。有一天我去锅炉房找我哥，你不在。你桌上压着一张纸条，写着‘有事你说话，我有关系能借到钱’。我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是你。你找了你退伍前那个老连长，从他那边借了两千块塞给我爸治的病。”
“那钱你还了。”
“那是后话。”她说，“九三年那会儿，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什么都不说，但什么都干了。”
她往后退了一步，脚跟磕在门卫室的门框上，发出笃的一声。
“结婚是我提的。我跟你说了之后你愣了老半天，最后就说了一个‘行’。我那时候以为你挺高兴的。”
我看着她。她别开了脸，视线落在大门旁边那棵梧桐树的树干上。
“那七年呢？”我说，“分房睡七年，你为什么不跟我提离婚？你早就可以走的。”
她没回答。大门口外面那条路上有辆卡车轰轰地开过去，震得地面微微颤。等那阵声音过去了，她才开口。
“有些事，做错了就是做错了，覆水难收。我当年提结婚，是因为觉得你是个好人，我应该对你好。但我后来发现……我分不清什么是感激，什么是感情。我上了那条路，就不知道怎么下来。拖了七年，是我耽误了你。”
她说完这句话，站直了身体，把肩膀上那个黑包带子往上提了一下。
“东升，你回去吧。那个存折你拿着，找个好姑娘，踏踏实实过日子。房子的事李副主任会帮你办妥，你先住着，等我这边……等我把户口迁过来，我就把离婚手续签了，寄给你。你什么都不用跑。”
她说完转身往大门里走。皮鞋跟敲在水磨石地面上，一下，两下，三下。
“玉洁。”
她停住了。没回头。
“你那年半夜来锅炉房找我说省里有个名额，那天晚上雪下得那么大。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你要考走？”
她的背影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白衬衫的肩线微微塌了一下。
“我来是想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她说这话的时候嗓子忽然哑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清了清嗓子，又恢复了那种平的语调。
“但我知道你不会。锅炉房离不开人，你那个人，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不会让老王一个人顶夜班。”
她往前又走了一步。
“东升，”她的声音从前面飘过来，很轻，“那碗面，我吃了。那年冬天我发烧你给我煮的面，放在里屋桌上，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吃了。凉了，但我吃了。”
她走进大门里面去了。路灯把她的影子越拉越长，最后拐了个弯，不见了。
我站在梧桐树底下，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攥着那本存折。封皮已经被我攥热了，塑料壳子边角扎着手心。
门卫室老头探出头来：“同志，八点二十的火车，现在走还来得及。”
我没动。
老头又说：“她说让你走，你就走吧。宋科长这个人……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
我靠着树干站了几分钟。天边那截橘红色彻底暗下去了，变成了深灰色，再变成黑。大门里面的办公楼亮起了灯，零零星星几个窗口亮着，四楼朝北那排窗户全是黑的。
我把存折从兜里掏出来，翻开看了一眼。七万二。七笔钱。最早那笔九三年十二月存的，两千三。那时候她刚当上厂办秘书，一个月工资二百八。存折封皮内页夹着张纸条，是我刚才没发现的。小的跟邮票一样，卷着边。我展开来看，只有六个字。
“东升，是我不好。”
笔迹洇了一点，像沾过水。
我把纸条折好，重新塞进存折里。然后转身往火车站方向走。走了十几步，背后有人喊。
“赵东升！”
我回头。小张从大门里面跑出来，跑得气喘吁吁，眼镜歪在一边。
“宋科长让我问你——”他撑着膝盖喘了两口，“她说她床头柜抽屉里那本书，书签她找不到了，问你看见没有。她说就一句话，你要看见了就告诉我。”
我看着小张，看着他那张跑得通红的脸。
“书签在她枕头底下，”我说，“上头写了俩字，中间划了道杠。你让她自己找。”
小张愣了愣：“就这？”
“就这。”
我转身走了。走了大概二十步，后面小张又喊了一句。
“赵东升！宋科长还说——”他喘着，“她说你要是来省城安家，她给你找住处。她说她欠你的。”
我没回头。火车站方向的天上有一片云被地下的灯映得发红，像烧了半天的炉膛，慢慢暗下去。
第3章
手在门上停了三秒。我收了回来，转身靠在走廊墙上。走廊尽头那扇窗户开着，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子石灰和铁锈的味儿。李副主任的声音隔着门板传出来，断断续续的。
“……对，我看了，符合条件……不用，你别管他那边……他翻不出什么浪来……你这儿赶紧把程序走完，别拖着……”
后面声音低了，听不清了。走廊里一个人没有，墙上的挂钟指到两点四十分。我等了两分钟，里面电话挂了，我才抬手敲了两下。
“进。”
李副主任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一摞文件，手里夹着根没点的烟。看见是我，他脸上那点笑意没收住，露了个尾巴。
“东升，回来了？省城跑一趟辛苦吧。”
“还行。”
“见着小宋了？”
“见了。”
他“嗯”了一声，把烟叼在嘴里，从抽屉里摸出打火机点上。吸了一口，拿烟的手指头冲我点了点：“见了就行。那这个字，今儿能签了吧？”
我把那张纸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他桌上。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支钢笔，笔帽拧开搁在旁边，墨水是蓝黑的。
“李主任，”我说，“我跟玉洁的事，是走法院还是走民政？”
他愣了一下：“什么走法院？”
“解除婚姻关系，是去法院起诉还是去民政办手续？”
李副主任把烟从嘴里拿下来，靠着椅背看了我几秒，然后笑了一声：“东升，你这话问的。她委托厂里办的是调解协议，你们分居超过三年了，这事儿程序上没问题。你把字签了，她那边也签了，我往民政一送，这事儿就算完了。不用去法院。”
“她签了吗？”
“她——她当然签了。调令下来之前就签好了。”他手指头敲了敲桌上那摞文件，“你看，她那份在我这儿存着呢。”
他说着翻了翻那摞纸，抽出一张来，作势要递给我。我没接。他把纸又收回去了，脸上笑容淡了点儿。
“东升，你什么意思？”
“我想看一眼她签的那个字。”
李副主任盯着我，烟在指缝里夹着，细细一截灰掉在桌面上。他拿手掸了掸。
“你看也行，”他说，“但看完就得把你那份签了。程序上不能拖，省厅那边档案要接收，民政局那边也要备案。”
“成。”
他把那张纸递过来。我接过来看。是张格式化的调解协议表，上面印着几行铅字——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经调解达成一致意见……底下两栏签字。一栏已经签了，宋玉洁，三个字。笔迹我认得。但日期那里填的是三月二十号，一个多月以前。
我把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空白。
“李主任，”我把纸放回桌上，推回他面前，“这上面只写了‘自愿解除’四个字，财产分割、债务处理、住房安排，这些一样都没写。”
李副主任的烟灰又掉了一截。他拿烟的手往烟灰缸上弹了弹。
“这些后续再协商，厂里会给你们协调。”
“我烧了七年锅炉，她存了七年钱。存款我拿了，房子是她的名字我搬走。这些该写上去。”
李副主任把烟摁灭了。身子往前探了探：“东升，你是不是觉得小宋亏待你了？”
“没有。”
“那你想干什么？拖着不签字，不让人家安心干工作？小宋现在是省厅的正科级，刚上任，档案要是拖着不归档，耽误的是她的前程。你自己想想，你一个烧锅炉的，跟她已经不在一个台阶上了。好聚好散，双方都体面，这有什么不好？”
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有人走过来又走过去了。李副主任把那支钢笔的笔帽又拧紧，搁回笔筒里。
“东升，听我一句劝。你这个人，我认识你七年了。当年你俩结婚，全厂人都奇怪，我也奇怪。但后来我观察下来，你是个老实人。老实人就该有老实人的活法，别整那些有的没的。字签了，搬去平房住着，过个一两年，找个差不多的女人，厂里还有几个没结婚的女工……”
“李主任。”
“嗯？”
“那张表上，”我说，“玉洁签的那个字，笔迹是她的。但日期前面那个‘本人确认’四个字，写的是‘本人’，不是‘乙方’。这是她用惯了的那种表格式写法。她写字有个习惯，‘人’字那一撇带个钩，弯过来。这个我认得。”
李副主任没说话。
“但这张表，”我把那张纸又拿起来看了一眼，“右下角有钢印。离婚调解协议的钢印是民政局盖的，圆的。这个钢印是方的。这是咱们厂的公章。”
我把纸放回去。李副主任的脸从脖子开始红上来，一直红到耳朵尖。他坐在那儿，嘴角抽了一下，没抽出笑来。
“赵东升，你这几年在锅炉房盯着压力表，盯出火眼金睛了？”
“盯得久了，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楚。”
他忽然拍了一下桌子。声音不大，笃的一声，但桌上的笔筒晃了一下。
“行，你眼尖。这张是草拟的样板，拿来给你看一下格式。正式的协议在民政那边走流程，到时候盖的是民政局的章，你现在挑这个毛病有意思吗？赵东升，你别不识抬举。”
我看着他那只拍过桌子的手。手指上那颗戒指在日光灯下反了一下光。他结婚二十多年了，戒指是黄铜的，磨得发亮。
“李主任，”我说，“我不是来跟你抬杠的。字我可以签，但我要两件事。第一，我要跟玉洁本人通一次电话，当着你的面说清楚。第二，房子的事你给我一个书面通知，白纸黑字写清楚搬离时限。该我搬的我搬，该给的时间给够。”
李副主任靠回椅背。他盯着我看了大概十秒钟。日光灯嗡嗡响了两声，电压不稳。
“成，”他说，“电话我给你打。你等着。”
他拿起桌上的座机拨号，拨了一半又放下了。他看了看我，那眼神跟昨天在锅炉房门口看我的一样，复杂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东升，”他说，“你知不知道小宋在省厅那边，跟什么人对接？”
“不知道。”
“她对接那个处长，姓孙。孙处长当年在咱们市里挂过职，当过咱们厂的技术副厂长。你退伍那年的事……他知道。”
我看着他不说话。
“我直说了吧，”李副主任把座机推远了一点，“你救她哥那事儿，人家后来查过。查出来之后孙处长批了一句话，说这种人不该在锅炉房窝着。但后来为什么没动你——你自己想过没有？”
我攥着口袋里的存折角。塑料边角扎着指腹。
“小宋拦着了。”李副主任说，“她找孙处长说的，说你本人不愿意动。说你那个人，待在锅炉房心里踏实。孙处长后来就再没过问这事儿。”
他说完又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缭绕在他面前那盏台灯的灯光里。
“你以为她这七年什么都没为你干？你那个岗位，九七年车间精简过一次，锅炉房要砍一半的人。名单上有你。你猜谁把你的名字划掉了？”
我没说话。窗户外面风大了，那排杨树叶子哗哗地响，像有人在不停翻一本很厚的书。
李副主任拿起座机开始拨号。他按了九个数字，等了一会儿。
“喂，省厅办公室吗？我找宋玉洁……对，宋科长。我是李国平……她开会？行，那麻烦你叫她出来接一下，急事儿。你就说她爱人那个单位的人找她，对，赵东升的事。”
他捂着话筒等了一会儿。走廊里那个挂钟滴答滴答地走，我数着，大概数到四十五下的时候，那边有人接了。
“喂，玉洁吗？我李国平。东升在这儿……对，就在我办公室。他要跟你说话……成，你等一下。”
他把话筒递给我。我接过来，贴在耳边。
听筒里安静了两秒。然后是她的呼吸声。不重，稳稳的，像她在努力控制着频率。
“玉洁。”
“嗯。”
“李主任让我签那个字，我看了。”
“你签吧。”
“我问一下，”我说，“你那个枕头底下的书签，找到了吗？”
那边安静了一下。呼吸声停了大概两秒，然后又续上了。她的声音传过来，跟昨天在大门口一样平：“找到了。”
“那就行。”
“东升。”她忽然叫了我一声。
“嗯？”
“你是不是觉得我欠你的。”
我握着话筒。李副主任的烟灰缸里又摁进去一根烟头，还剩半截，丝丝地冒着一缕细烟。
“不是。”我说。
“那你这趟去省城，到底想问我什么？”
我把话筒换了个手，看了一眼李副主任。他正低头翻桌上的文件，耳朵支棱着，假装没在听。
“玉洁，”我说，“你昨天说，你分不清什么是感激、什么是感情。那你能不能分清楚，你拦着孙处长不让我调岗，是感激我救了你哥，还是别的原因？”
电话那边没声音了。隔了大概五秒，六秒，我听见她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好像卡在喉咙里，半道上就断了。
“东升，”她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小得像是贴着什么软的东西在说，“你能不能别问了。”
“好，不问。”我说，“那我说。那个字我今天不签。房子我搬，你该办的手续你办。但离婚协议，我要等你亲笔签的那个正式版。李主任手里那张，我不认。”
“东升——”
“还有，”我说，“书签上那个框，你把它划了。我觉得不对。你要真想划，应该把中间那个竖线也划了，整个格都不要了才对。你只划了中间一道横，那个框还在。你好好想想。”
电话那边呼吸声忽然重了一下，然后我听见话筒被放下的声音，咚的一下，不重，但很实。然后是一阵嘈杂的电流音。
李副主任把烟头摁灭了，看着我：“她挂了？”
“挂了。”
他叹了口气：“行吧，该说的都说了。东升，你是个犟种，这点我早看出来了。房子的事我给你写条子，给你半个月时间搬。厂里那间平房给你留着，水电你自己去后勤交。你那份协议先搁我这儿，等你什么时候想签了再来拿。”
他从抽屉里扯出一张信纸，刷刷写了几行字，盖了个章递给我。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西边平房，五号间。搬离期限五月十五号。
“谢了，李主任。”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在后面叫了我一声。我回头。
“东升，你刚才电话里问小宋那个问题……你心里其实有答案，对吧？”
我没回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还是空荡荡的。那个挂钟指向三点二十。我沿着走廊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碰上了周美兰。她正拎着暖水瓶往里走，看见我愣了一下。
“哟，签了？”
“还没。”
她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眼：“赵东升，你还真跑省城去了？见着宋玉洁了？”
“见着了。”
“她怎么说？”
“她说她分不清。”
周美兰拧着眉头：“分不清什么？”
我没回答她，从她旁边走过去。背后她嘀咕了一句“神经病”，踢踢踏踏地走了。
走出办公大楼，外面的太阳还是亮的。那排杨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响，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人行道上晃成一片碎光。我沿着那条路往筒子楼走，口袋里装了存折、身份证、李副主任的条子，还有那张我没签的协议。
走到筒子楼楼下的时候，我停住了。
楼门口站着一个人。穿深蓝色工装，头发花白，背有点驼。他看见我，往前走了两步。
“东子。”
我愣了两秒。然后认出来了。
“哥？”
宋玉洁她哥。宋卫国。动力车间副主任，今年刚退下来的那个。他站在筒子楼门口的阴影里，脸上沟壑纵横，比去年又老了不少。
“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他说，“刚才我妹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你去省城找她了，你俩闹得不愉快。”
“哥，”我说，“进屋说。”
他跟着我上了三楼。我掏钥匙开门的时候，他从后面递过来一个信封，牛皮纸的，封了口。
“玉洁让我带给你的。她昨天从省城寄回来的，走的特快。”
我接过信封。撕开的时候手指有点不利索。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信纸，还有一个黑色的小盒子，四四方方，像个首饰盒。
我先打开信纸。上面的字比昨天那两张更潦草，有几处像是写快了，笔画飘着。我扫了一遍，又扫了一遍。
宋卫国在旁边站着，没催我。
我把信纸放下，打开那个盒子。里面是两枚戒指。一枚黄的，一枚银的。黄的那枚是铜的，九三年结婚的时候我花二十块钱在夜市上买的。银的那枚，我没见过。戒圈内侧刻了一行很小的字，我凑近了看，日光灯下勉强分辨出四个字——
“赵宋。九三年。”
我把盒子盖上了，搁在桌上。
宋卫国看着我，嗓子有点哑：“东子，你别怪她。有些事情她也是后来才想明白的。她有她的难处。”
窗外那排杨树叶子又响了一阵。我听见自己说了句什么，声音跟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似的。
“哥，她信上说……那枚银戒指，是九三年我们结婚那天她去打的。她把铜戒指换下来之后一直放在抽屉里，一放放了七年。她说到走那天才拿出来，她戴了一下。”
宋卫国点了点头，眼眶有点红。
“她让我跟你说，”他说，“她那只手上，现在戴的就是这枚银的。”
我攥着那个盒子，站在客厅里。里屋的门开着，那张床铺得整整齐齐，枕头底下空了一块。桌面上那本书和书签都不在了。
宋卫国站了一会儿，拍了拍我肩膀：“东子，你俩的事，我就不掺和了。我就是个送信的。”
他走了之后，我坐在沙发上，把那枚银戒指从盒子里取出来，对着窗户的光看了很久。外头那排杨树的影子投在墙上，一晃一晃的。
手机响了。我拿起来看，是个陌生号码。省城的区号。
我接起来。
那边是个男人的声音，听着比李副主任年纪大，说话慢条斯理的：“是赵东升同志吗？我姓孙。省厅的。”
我握着电话，窗外的风把那排杨树吹得东摇西晃，叶子翻白。
“孙处长。”
“哦，你知道我。”那边笑了一声，“是这样的，我这边有个事儿，想当面跟你聊聊。我下周去你们市里办事，到时候你方便来一趟招待所吗？”
“什么事？”
“见了面说。”孙处长说完这句，停顿了一下，“跟宋玉洁同志也有关系。但你放心，不是坏事。”
电话挂了。
第4章
招待所二楼那间房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搁着一个白瓷茶杯，茶已经凉了，杯口漂着一片舒展开的茶叶。窗户开着，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
靠窗那把椅子上坐着一个女人，四十岁上下，短发，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穿一件深蓝色西装外套。她手里拿着一本薄薄的册子，正在翻，听见开门声抬起头来。
“赵东升同志？请进。”
我愣了一下，弯腰把存折捡起来。
“您——不是孙处长？”
“孙处长临时有事，晚点到。”她把册子合上放在桌上，站起来跟我握了握手，“我姓陈，厅里人事处的。你先坐。”
我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陈处长把桌上的茶杯挪到一边，从包里抽出一个文件夹，翻开。
“赵东升同志，我就直说了。这次找你来，是跟你确认一些个人情况。你九三年退伍，安置到动力车间，一直从事锅炉操作岗位，对吧？”
“对。”
“你入伍之前在什么地方？”
“山西，炮兵部队。”
“服役期间有没有受过伤？”
“右耳听力有点问题，火药震的，不耽误干活。”
她点点头，在册子上记了几笔。笔尖刷刷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你的履历我看了，有个时间点想跟你确认一下。”她抬头看我，“九三年七月，你救过一个人，对吧？”
我靠回椅背。窗外楼下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叮铃铃响了一串。
“那是分内的事。”
“分内不分内不重要，”陈处长把笔搁下，“重要的是——当时事故现场有八个人，你一个人把阀门拧死之后，有没有人看见你？”
“没有。”
“你事后有没有向车间汇报？”
“没有。”
“为什么？”
我看了看窗外。那排杨树的树梢刚好够到二楼窗户，叶子在风里翻来翻去。
“设备老化是设备科的责任，查出来也就是换个零件、罚点款的事。但上夜班的是宋卫国，他那天刚到车间不到一年，如果背了事故责任，他那一年的评级就没了。”
陈处长看着我没说话。她把文件夹翻了一页，又合上。
“赵东升同志，我这次来不是跟你闲聊的。”她往后靠了靠，双手交叠放在桌上，“孙处长让我先跟你谈谈。他说你这个人，做了事不爱说。但他觉得，有些事不能一直不说。”
她说着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推到我面前。是一份红头文件，抬头印着省厅的全称，底下是几行字。
“你九三年的事，孙处长后来查过。他当时是厂里的技术副厂长，设备科那批管道的更换方案是他批的。按道理，设备老化引发的事故，他也有责任。但你把这事儿摁下去了，他承你的情。”
她手指点着那张纸：“这份文件是九七年厅里准备给你调岗的批文。但当时有人拦了一道，说你不愿意动。”
“宋玉洁。”
“对。”陈处长顿了一下，“她跟孙处长说的是‘尊重赵东升同志的个人意愿’。孙处长批了。但现在回头来看——孙处长说，他当时应该直接找你本人谈一谈，而不是通过别人传话。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一句话。”
我低头看着那张红头文件。纸张边缘泛黄，印着年月日，确实是九七年的东西。底下有孙处长的签名，还有一栏“本人意见”，空着，没填。
“陈处长，”我说，“您今天来，就是让我补这个签名？”
“不全是。”她收回那份文件，“孙处长让我跟你说——七年前的事，他记得。七年后，他觉得你该从锅炉房出来了。”
她把文件夹合上，从包里又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省厅下面有个综合服务中心，缺一个设备安全岗的管理人员，底薪五百八，有编制。如果你愿意，填个表，走个程序就行。”
那张名片搁在桌上，白底黑字，印着“孙建国”三个字和一行电话。
我看着那张名片。窗口的风吹进来，把名片的一角吹得微微翘起来。
“陈处长，”我说，“我能问一句吗？”
“你说。”
“这个岗，跟宋玉洁有没有关系？”
陈处长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她看着我，表情没有什么变化。
“综合服务中心跟宋科长所在的处室是平级部门，业务上没有隶属关系。你的调动不需要她审批，也不需要她知情。”
“那她知道吗？”
陈处长沉默了两秒。
“她不知道。这是孙处长的意思。他说——有些事，你该自己做一回主。”
她把那本册子收进包里，站起来。
“赵东升同志，你可以考虑几天。填好表寄到这个地址就行。如果你不想去，也可以不回。孙处长说，无论你怎么选，都不影响他对你的评价。他欠你一句谢谢。”
她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又回过头来。
“对了，孙处长让我转告你另一句话。他说——‘路是走出来的，不是被人推着走的。’”
门开了又关上。房间里安静下来，只剩窗口那阵风声。我坐在那儿，看着桌上那张名片，还有那杯已经彻底凉透的茶。茶水表面浮着一层浅浅的油膜，茶叶沉在杯底，像一小片沉在水底的暗绿。
我把名片拿起来看了看，放进外套内侧口袋。存折也在那个口袋。两张纸隔着布料贴在一起，一个硬一个软。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楼下就是厂区大门，门口那条路一直通到锅炉房的红砖墙根底下。从这个角度能看见锅炉房的屋顶，那根烟囱比旁边所有建筑都高，上面刷的白漆已经斑驳了，露出底下的红砖。烟囱顶上没有冒烟，这会儿不是点炉的时候。
我在那扇窗户前站了大概有十分钟。
然后我听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很稳，节奏均匀。脚步声在门口停了。有人敲门，两下，不重。
我走过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孙处长。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肩膀很宽，穿一件灰色夹克，脸上带着笑纹。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两瓶汽水。
“小赵？久等了。楼下商店只有这个，凑合喝。”
他走进来，把汽水放在桌上，拉开一把椅子坐下。拧开一瓶喝了口，擦了擦嘴。
“陈处长跟你谈了？”
“谈了。”
“她那张名片你收着了？”
“收着了。”
孙处长点点头，又喝了口汽水。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目光温和，但里头有一种常年坐办公室的人特有的穿透力。
“小赵，我这次来不光是让你补七年前的那个签名。”他把汽水瓶放在桌上，手指在瓶盖上摩挲了两下，“宋玉洁同志调来厅里之后，我看了她的档案。她个人情况那一栏，填的是‘离异’。”
他看着我：“你们俩的事，她跟我提过一点。不多，就几句话。但她说了一件事——说你还住在筒子楼里，她在省城那边，想给你安顿个地方，你拒了。”
“我没拒。我没接到她的通知。”
孙处长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种了然。他点了两下头。
“那行。这事怪我没问清楚。她跟我说的时候，说的是‘他不愿意来’。我以为她跟你商量过。”
我靠着窗台站着，手肘支在窗框上。楼下门口有人进进出出，有个穿绿工装的女人骑着自行车过去了，后座绑着一捆葱。
“孙处长，”我说，“我想问您一件事。”
“问。”
“您给玉洁安排调任的时候，知不知道我俩的关系？”
孙处长把汽水又拿起来喝了一口，拧好瓶盖放在桌上。他看着我，脸上那几条笑纹变深了。
“知道。”他说，“宋卫国是我当年在厂里带过的徒弟。九三年那事儿，查出来之后宋卫国来找过我，把前因后果都说了。他说他妹要嫁给你，让我别往外传。那时候你俩刚结婚。”
他停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声。
“小赵，我今天来，不光是替宋玉洁传话。我有自己的话要说。”他抬眼，“你这个人，九三年救了八个人。九四年借了两千块给一个不相干的人看病。九七年你本来可以调走，但你留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
我没说话。
“因为那年锅炉房另一个烧锅炉的老刘，家里老婆瘫了，孩子上初中。你要是调走，他就得顶你的夜班。你主动跟车间说你不走。这事儿当时没人知道，但车间主任后来跟我喝酒的时候提了一嘴。”
他伸手从夹克内兜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叼上，又想起什么似的把烟拿下来，问了我一句：“介意吗？”
“不介意。”
他点上吸了一口。
“所以你问我对宋玉洁为什么安排调任——我实话告诉你，调任是她自己考的，笔试面试都是第一。谁安排的？没人安排。她就是凭本事考进来的。我只是在最终批文上签了个字。而且我签这个字的时候，想的不是她是宋卫国的妹妹。我想的是——这个人有能力，她能走得更远。我不能因为她嫁了个烧锅炉的，就把她摁在厂里。”
他吸完那口烟，拿手指把烟掐灭了，搁在茶杯盖上。
“但反过来——小赵，我也不能因为你娶了个女干部，就把你摁在锅炉房。你自己的路，你自己走。”
他把烟头彻底摁灭，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不存在的灰。
“行了，话我说完了。名片你拿着，想去就去。不想去——你继续烧你的锅炉。没人逼你。但你要是问我的意见，我觉得你该出来。”
他往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还有一件事。宋玉洁不知道我找你。”
“我知道。”
“她那个人——”孙处长站在门口，背对着我，“她嘴上不说，但有些东西她自己心里也清楚。她跟你之间那笔账，我不好算。但有一句话我告诉你——她走那天上火车之前，在站台上站了半个钟头，来回看了好几遍出站口。我没问她在等谁。”
他拉开门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渐远，下了楼，消失了。
我在那把椅子上又坐了一阵子。窗外的日光从白亮变成暖黄，时间不知道过去多久。桌上的汽水瓶被太阳晒出了一层细密的水珠，顺着瓶壁往下滑。
我掏出那张名片又看了一遍。孙建国。底下那串电话号码，印得端端正正。我把名片翻过来，背面空白的。我拿指甲在背面划了一道印子，想了想，又划掉，把名片搁回了桌上。
口袋里的存折和身份证叠在一起。我摸出来看了看，又塞回去。然后我把那枚银戒指从外套另一个兜里掏出来，搁在掌心里对着光转了转。戒圈内侧那几个字被光照透了一点，但太细，还是看不太清。
我把它戴在了左手无名指上。大小正合适。
那天下午我回了筒子楼。进门之后先烧了一壶水，灌进暖水瓶里，然后打开柜子翻出个纸箱子。我把沙发上的毛毯叠好放进去，把茶几上那几本旧杂志放进去，把厨房里那口用了七年的铁锅擦干净搁进箱子。我的东西不多，一个大纸箱加一个行李袋，装得下的也就这些年。
里屋我没有动。桌上那本书被宋玉洁带走了，书签也带走了。床头柜抽屉空着，里面那层夹层的缝敞着，像个张开的嘴。
我把纸箱码好，行李袋搁在旁边，坐在沙发上看着窗户外面。天擦黑了。路灯亮起来，把那排杨树的影子拉得老长。
电话响了。我接起来。
“东子，”老王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带着锅炉房特有的那种回音，“你今儿没来值班？我替你盯了一天了，明儿你得来啊。”
“明儿来。”
“对了，”老王说，“你那个电话下午有个女的打过来，说是省城的，问你住址。我帮你记下来了。”他把一串号码报给我。我拿笔记在报纸边上。
“谢了，老王。”
“客气啥。哎对了东子——你那个事儿，到底咋样了？”
“哪个事儿？”
“离婚那个。办完了没？”
我坐在沙发上，左手无名指上那枚银戒指在台灯底下闪了一下。
“还没。”
“那你打算咋整？”
我看了看桌上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报纸边角。省城的区号，后面跟着七个数字。
“再说。”
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在沙发上待了很久。台灯亮着，光晕围成一个圈。茶几上那张纸片上的电话号码在光圈边缘，数字的轮廓不太清楚。
我拿起电话，拨了那个号。占线。
等了两分钟，再拨。还是占线。
第三次，通了。那边接起来的是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说你好请问找哪位。
“我找宋玉洁。”
那边安静了一下，然后说：“宋科长今天不在。你是哪位？要不要留言？”
“不用了。”
我把电话挂了。台灯的光照在左手无名指上，那枚银戒指反射出一小圈淡白色的亮。
窗外杨树叶子还在响。四月末的风越来越暖了，带来一股土腥味和草叶子的味道。
我站起来，走到里屋门口。床上空荡荡的，枕头上那道压痕还在，旁边有一根长长的黑头发。我看了两秒，伸手把那根头发捡起来，搁在桌上。
然后我转身走到客厅，把那盒首饰盒从纸箱里拿出来，打开，把银戒指取出来重新放进盒子里，盖上，搁在茶几正中间。
那枚铜戒指也跟着放回去了。两枚戒指并排躺在盒底，一黄一银，中间隔着一小截空隙。
我看了它们一会儿，然后去洗漱。水龙头的水流从水管里冲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铁锈味，我接了一捧泼在脸上，凉得人一激灵。
擦干脸回到客厅，电话又响了。
我拿起来接。这次那边传过来的声音，我认出来了。带着一点沙，像是刚说完很多话，嗓子有点疲。
“东升。”
我握着话筒，站在台灯底下。
“玉洁。”
“你打我电话了？”
“打了三次。占线。”
“我下午在开会。”她说。然后沉默了一小会儿，大概三四秒。呼吸声从话筒里传过来，比上次平稳一些，像她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喘匀气的节奏。
“孙处长去找你了，是不是？”
“嗯。”
她没问谈了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开口，声音很轻，像怕惊着什么东西。
“那个戒指，你看到了？”
“看到了。”
“我打了七年，”她说，“九三年打的时候，人家说七天就能取。我去取的时候，犹豫了一下，没取。放了七年。今年走之前去取的，人家从库房翻出来，盒子都落灰了。”
我靠在墙壁上，听筒贴着耳朵。她的声音在那个电流杂音里显得有点失真。
“东升，”她说，“你明儿能来一趟省城吗？”
“什么事？”
“我办公室里有份东西，”她说，“我想让你当面看一下。”
“什么东西？”
那边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长到我以为电话断了。
然后她说：“是我七年前写的。”
“写的什么？”
“你来了就知道了。”
她把电话挂了。我听着话筒里那阵嘟嘟的忙音，台灯的光在桌上那个首饰盒的金属边沿上跳了一下。
我把电话放回去。窗外路灯底下，那排杨树叶子在夜风里不停地翻动，哗啦，哗啦，像一张纸被人翻过来又翻过去，始终找不到该停住的那一页。
第5章
我站在门口没动。她抬头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她眼底下有两片很淡的青灰色，像是连着好几夜没睡踏实。
“进来吧，门没锁。”
我走进去。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一个铁皮文件柜，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叶子垂下来，搭在半开的窗户边沿上。桌上的台灯亮着，日光灯也亮着，两种光叠在一起，把她桌面照得一片惨白。
那枚银戒指压着纸角。纸上写着字，钢笔写的，墨迹已经泛黄了。我走近两步，看见最上面一行是日期，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她把戒指拿起来，戴回自己手上。然后把那张纸轻轻推过来。
“你先看。看完再说。”
我拿起那张纸。纸面已经有点脆了，折痕处泛着毛边。字迹是她的，但比现在圆润一些，笔划没那么硬，有的地方写着写着顿住了，墨点洇出小小的圆。
信不长。我一行行往下看。
第一行写的是日期和称呼。“东升：我们结婚三个月了。我不知道该不该写这封信。但我有些话总放在心里，怕放着放着就忘了，所以先写下来。”
第二段写的是：“你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轻手轻脚的，怕吵醒我。有一次我其实醒了，听见你把沙发上的被子叠好，又把茶几擦了。你出门之前会在门口站一下，大概几秒钟。我不知道你在看什么，后来有一次我起来看了一眼，你在看里屋的门。”
第三段：“你在锅炉房上班，灰大。你每天回来先在门口把外套脱了抖一抖，再进来。你怕把灰带进屋里。有几次我晚上回来晚了，你留的饭在锅里温着，用盘子扣着。你从来不等我一起吃，你怕我尴尬。”
第四段开始，字迹变潦草了，像写得急了：“东升，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嫁给你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个好人，我应该对你好。但好人和……别的什么，我分不清楚。你每天早上在门口站那几秒钟，我心里很慌。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怕我跟你说清楚了，你就不对我好了。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不敢改。”
最后一段只有两行：“这封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今天总算写完了。我不打算给你看，我就放在抽屉里。等哪天我敢给了再说。”
信纸底下没有再署名。但我认得这个语气。她在信里没有用那些硬邦邦的词，写的都是她平时说不出口的东西。
我把纸放回桌上。她坐在椅子对面，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左手无名指上那枚银戒指在日光灯下有一小圈反光。
“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说，“是九三年十一月。”
“对。”
“写了多久？”
她低下头，手指动了动，摩挲着戒指上的那个刻字面。“差不多一个星期。每天晚上等你睡了，我在里屋写。写几句就揉掉，第二天再写。”
“为什么最后没给我？”
她抬起头来看我。日光灯照着她的脸，我这才发现她比一个月前在厂里的时候瘦了一些，下巴的线条比以前清晰，颧骨下面有一小块阴影。
“因为我不敢。”
她说完这三个字，停了一下。窗台上的绿萝被风吹动了一下，叶子蹭在玻璃上，发出很轻的沙沙声。
“东升，你每天早上站在门口看里屋那扇门的时候，我其实都知道。一开始我是装睡。后来我是真的睡不着了。我躺在里屋床上，眼睛睁着，听你在门口站着。那几秒钟特别长。你走了之后我才敢翻身。”
她伸手把那张信纸拿回去，折了两下，搁在抽屉里，盖上。
“我后来想，再这样下去不行。我不能一辈子让你睡沙发。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不想让你觉得——你对我好是白费的。”
“所以你考了调任。”我说。
“对。我想走远一点，离得远了，你就不用每天在门口站那几秒钟了。你就能过你自己的日子了。”
她说着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绿萝的叶子挡了她半边肩膀。窗外是省厅后院，有几棵槐树，叶子刚长全，绿得发亮。
“你昨天电话里问我，”她说，“我拦着孙处长不让你调岗，是感激还是别的。我现在告诉你——那个时候我也分不清。但现在我分清了。”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
“那个书签，你让我再想想。我想了。框还在。那条横线是我七年前划的，我划完之后一直没再动过。你让我把竖线也划了，我想了整整一个晚上，没划。”
她从抽屉里把那张书签拿出来，搁在桌上。硬纸卡。正面是“九八年度安全生产先进个人”。翻过来，圆珠笔写的“赵”和“宋”，中间一个框。框里一条横线从左划到右，把两个字隔开了。但框的四边还在。
她把书签推过来，又推过来一支笔。
“你划。”
我看着那支笔，又看看她。她站在窗边，没有走近。阳光从窗外透进来，把她身后的空气照出一层浮尘，细细的，缓缓地飘着。
我拿起那支笔。笔帽是拔的，拧开的时候发出咔的一声轻响。我拿着笔尖对着那个框看了三秒钟，然后落笔。在框的正中间，那条横线的正中央，补了一道竖线。从框上沿到下沿，笔直地一笔拉下来。
整个框被分成了四个格子。两个字被分别隔开。但实际上，框本身被划成了一个十字。那个把字隔开的界线，现在完整了。
我把笔放下，把书签推回她面前。
她低头看着那个十字，看了很久。窗外的风把绿萝叶子吹得晃了一下，她睫毛也跟着动了一下，然后抬起眼来看我。
“东升。”
“嗯。”
“你划对了。”
她说完这句话，忽然把脸转开了，去看窗外那几棵槐树。她的肩膀微微塌下来一点，两只手交叉抱着胳膊，像有点冷的样子。办公室里的温度其实不低，我穿着工装外套还有点出汗。
“玉洁，”我说，“你信里最后那句话，‘等哪天我敢给了再说’。现在敢给了吗？”
她没回头。过了大概半分钟，她的声音从侧面传过来，比刚才低了一些，但稳住了。
“敢了。”
她从窗台走回办公桌后面，打开另一个抽屉，拿了一个信封出来。牛皮纸的，鼓鼓囊囊。她把信封放在桌上。
“这是你的。”
“什么？”
“你九三年去给我爸借的那两千块钱的还款凭证，你当时不肯收我写的收条，我把那个留着了。你七年来往我饭盒里塞的饭票，一张一张的，我都攒着，夹在一个本子里。你每次值夜班的时候排班表上签的字，我拓了一份。还有你每天早上拖地擦桌子，我记了个本子，哪一天做了哪一天没做，记了七年。”
她把信封推过来。鼓得封口都合不拢。
“你拿着。这些东西——我留着没用了。本来就是你的。”
我看着那个鼓鼓的信封，没有接。
“你留了七年。”
“留了七年。”
“就是为了今天还给我？”
她看着我。日光灯嗡嗡响了一声，电压稍微跳了一下。
“不是。”她说，“留着是因为我舍不得扔。今天还给你是因为——这些东西归你，比归我合适。”
她说完这句话之后整个人安静下来，像把什么重的东西终于从肩上卸下去了。她坐在那把椅子上，腰背不像以前那样笔直，微微松了一点。
“东升，”她说，“你走吧。”
“走哪儿去？”
“回去。回厂里去。你那间平房还没收拾出来吧？回去该搬家搬家，该过日子过日子。孙处长那边的事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你是个能扛事的人，到哪儿都活得了。”
她把那枚银戒指从手上退了下来，放在桌面上。戒指碰在桌面上，发出轻轻一声金属磕碰的脆响。
“这个你也带走。”
我看了一眼那枚戒指。又看了一眼她光秃秃的左手无名指。
“你戴了一个月。”
“对。”
“现在不戴了？”
她低下头，手指在桌面上蜷了一下，又伸开。“戴了一个月，想明白了一些事。有些东西放久了，就容易跟别的东西混在一起。我想先把它分清楚。”
她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门口，把门拉开。走廊里的风灌进来，吹得桌上那张信纸的边角微微翻动了一下。
“东升，我七年前欠你一句话。现在补给你。”她站在门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楚，“那七年，不是你的问题。是我没有那个勇气。你什么都没做错。”
我看着她站在门口的背影。走廊里的灯比她办公室里的暗一些，她的轮廓嵌在那个门框里，像一张照片的底片。
我站起来，走到桌边。把那个鼓鼓的信封拿起来，放进外套内兜。桌上的银戒指我没拿。
“戒指你留着。”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刚才说，有些东西放久了就跟别的东西混在一起。你先放着。等你分清楚了——要是还想还，再还。不想还就留着。”
我从她身边走过去，走出那扇门。走廊里有一股清洁剂的味道，混着纸张和暖气片的气味。我往前走，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
走出十几步，背后传来她的声音。
“东升。”
我停下来。
“你当年在锅炉房那个桌上压的纸条，写的是‘有事你说话，我有关系能借到钱’。”她说，“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你的关系是什么？”
我没回头。
“你那个老连长后来升了团长。你退伍的时候他给你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事找他。那个号码你一直没用过。你写那张纸条的时候，你其实根本不确定那个号码还能不能打通。”
她停了停。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通风口的嗡嗡声。
“但你写了。你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写了。”
我没有回头。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开着，午后的风从外面灌进来，带着四月底那种暖融融的草木气味。窗户外面是省城灰扑扑的楼群和远处的天际线，有一片云正慢悠悠地飘过去。
“玉洁，”我说，“你往后好好干。”
“嗯。”
“那个书签，你收好。不是每一笔划下去都能抹平。但划对了比划错强。”
她没再说话。我走到走廊尽头，拐弯，下楼。楼梯间的台阶被踩得发亮，扶手是水泥的，摸上去凉凉的。我走完那三层楼梯，推开一楼大厅的玻璃门，外面的阳光猛地铺过来，晃得我眯了下眼。
大门外面那棵梧桐树还在。上次我等她的时候站的那棵。风把树叶子吹得哗啦响，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碎了一地。
我在那棵树下站了一会儿。口袋里那个鼓鼓的信封贴着胸口，里面装了七年。七年里她攒的那些零碎东西，饭票，排班表，拖地的记录。我想象她每天晚上在里屋台灯底下，一张一张地把这些东西夹进本子里。那盏台灯我见过，灯罩是绿色的，底座有块锈。
我从外套内兜掏出孙处长那张名片，看了看。又放回去。然后我沿着省厅门口那条路往火车站方向走。走到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口袋里有什么东西硌了一下手指。我掏出来一看，是那个信封里的东西太多了，边角挤出来一张小纸条。展开来，是一张食堂饭票，九四年的，边角磨得发毛。饭票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个很小的字——“好”。
字是她的。
我把饭票重新塞回信封，拉好外套拉链。
火车是下午三点的。我检票进站，找到座位坐下。靠窗，对面坐了个老头，闭着眼打盹。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的站台慢慢往后退，先是空旷的月台，然后是站房灰扑扑的墙壁，然后是梧桐树和杨树混在一起的绿色树冠，然后是铁轨旁边一排低矮的民房。
我靠着车窗，阳光从玻璃外面透进来，晒得半边脸发热。口袋里那个信封鼓鼓的，我拿手按了按，里面那些纸片发出细碎的摩擦声。
火车晃了一下，我闭上眼。
有人在我旁边坐下来。我睁开眼，是个年轻女的，穿着省厅那种灰蓝色工作服，怀里抱着一摞文件。她坐下之后把文件搁在膝盖上，抬头冲我笑了笑。
然后她低头看了看我左手上那个银色的东西，愣了一下。
我这才发现——那枚银戒指，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揣在左手心。她把它戴回了我的无名指上。
第6章
宋卫国的眼睛从我的脸移到我的手上，定在那里，没再往上挪。出站口的人流从我们身边涌过去，拉着行李箱的、扛着编织袋的、抱着孩子的，像一条河，我们俩站在河中间一块石头上。
“你戴上了。”他说。
我没否认。指根处那圈金属箍得有点紧，皮肤被勒出一圈浅印。火车上那个省厅的女同志把它套上去的时候，我正闭着眼，她动作轻，我甚至没感觉到那一下。等到察觉的时候，戒指已经卡在关节上了。
“你妹让她同事送过来的。”我说。
宋卫国点点头，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摆手，他自己点上吸了一口。烟雾被出站口的穿堂风吹散，眨眼的工夫就没了。
“东子，我今天来不光是接你。”他把烟夹在指缝里，身子往水泥柱子上又靠了靠，“李国平那边下午来电话了，说你的搬迁期限又改了。明天上午，就明天，让你必须把筒子楼那间屋腾出来。他连搬家的板车都给你叫好了，一早停在楼下。”
我愣了一下：“半个月改成了明天？”
“对。下午开的会，厂办下的通知。他说你那份协议没签，房子不能空着，后面有人等着安排。”
我把口袋里的存折和信封换了只手。风从出站口外面的街上刮过来，卷着地上的落叶和烟头，打着旋儿往站里钻。
“哥，”我说，“你是不是早知道这事？”
宋卫国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抬起头看着我。路灯在他头顶上方亮起来，把他花白的头发照得发亮。“下午我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了。她说如果李国平催你催得紧，让我帮你搬。”
“她怎么知道的？”
“李国平给她打了电话。说如果你再不签字，他就要走厂里的强制程序。”宋卫国顿了顿，伸手拍了拍我胳膊，“东子，我妹让我给你带句话。她说——房子是她的名字，但她从来没把那儿当成过她一个人的。你想住到什么时候都行。只是她现在没办法亲自回来跟李国平理论，让你别跟她倔，先搬过去，平房那边她托人把窗户重新糊了，炉子也修了。”
“她托的谁？”
“我。”宋卫国指了指自己，“我干的。昨儿下午我带着玻璃刀和油灰去的，把西边那间五号房的塑料布揭了，换了块新玻璃。炉筒子也通了，煤我给你码了半吨在屋后头。”
我看着他那双沾着油灰的手。指甲缝里还有黑色的煤灰印子。
“哥。”
“嗯。”
“你恨过我吗？”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一声。那笑声有点短，像是被风压住了。“我恨你？东子，九三年你拧那个阀门的时候我才当上夜班班长第四个月。你要是没拧那个阀门，我现在应该在哪个工厂当看门大爷，压根儿轮不到我妹后来考调任、提正科。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哥，你不能让人家一直在锅炉房待着’。这事儿她念叨了多少年你自己心里有数。我恨你？”他摇摇头，“我欠你的。我们宋家欠你的。”
他没再说下去。路灯下面他的眼睛有点红，但他别过头去，假装在看来往的公交车。
“走吧，”他说，“板车我借好了，在楼下。东西不多，一趟拉完。”
筒子楼那间屋我住了七年。推开门的时候，里面还是我昨天离开时的样子。纸箱在客厅中间码着，行李袋靠在沙发腿上。里屋的门敞着，床上那根头发还在桌面上搁着，被我忘了收。
宋卫国站在门口没进来，叼着根没点的烟，说：“你收拾，我给你往下搬。箱子我来扛。”
我蹲下去把纸箱的封口胶带又压了一圈，把行李袋的拉链拉好。沙发上的毛毯叠起来塞进编织袋，厨房里那口铁锅用报纸裹了塞在箱子缝里。水杯、搪瓷缸子、半盒火柴、一卷透明胶带。这些东西不多，但每一样拿起来的时候，都能想起什么。搪瓷缸子是九三年买的，白色的，杯口磕掉了一块瓷，露出底下深灰色的铁胎。每天晚上我倒了水端到里屋门口，放在地上，第二天早上空了。
我把缸子放进箱子的时候，宋卫国在门口说了一句：“那个缸子，我妹用过一次。有一回她半夜咳嗽，你搁门口的水她端进去了。她后来跟我说，那天晚上那缸子水她喝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没舍得倒。第二天早上她拿杯子去厨房的时候，里头的水面上漂了一层灰。”
我没应声。把缸子搁进箱子，把盖子盖上，胶带封好。
搬完最后一趟的时候，天彻底黑了。西边那排平房比筒子楼矮一截，屋脊上压着灰瓦片，墙根底下长了一层青苔。五号房在中间，门上的锁是新的，钥匙宋卫国递给我的时候上面还挂着一个小小的黄色标签，写着“五”。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新鲜的石灰味儿涌出来。屋里亮着一盏台灯，是宋卫国提前接好的线。窗户果然换了新玻璃，窗台上还搁了一小盆绿萝。跟宋玉洁办公室那盆一样，叶子垂下来，搭在窗沿边。炉子已经生上了，铁炉面上摆着一个搪瓷壶，壶嘴里冒着细细的白汽。
宋卫国把纸箱和行李袋搬进来，拍了拍手。“行了，你先收拾。我走了，明儿让老王给你送床铺板，你今晚先打地铺凑合。”
“哥。”
他停下，转身。
“她办公室那盆绿萝，是你买的？”
宋卫国沉默了两秒，然后说：“是她自己养的。养了好几年了，从厂里带过去的。原来那盆是她调到厂办那年买的，今年走的时候她让火车站托运，怕折了叶儿。窗台上那盆是她让我从分盆里掰了一截给你养的。”
他走了。门关上之后，屋里安静下来。炉火烧得旺，铁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蒸汽从壶嘴冒出来，在台灯的光里变成一团白雾。我坐在那个还没来得及铺褥子的床板上，环顾这间屋子。比筒子楼小一半，但窗户大，新换的玻璃擦得透亮，能看到外面那排杨树的树冠。月亮升起来了，挂在树梢顶上，像一个被磨薄了的银盘子。
我把外套脱了挂在新钉的衣钩上。口袋里那个鼓鼓的信封掉出来，摔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散了一角。我蹲下去收拾。饭票、排班表、拖地的记录。有一张纸折得很小，塞在最底下的角落里。我展开来。是一张急诊挂号单，日期是九五年十二月。病人姓名那一栏写的是赵东升。症状：高热。就诊科室：内一。
我想起来了。九五年冬天我发过一次高烧，烧到四十度，自己扛了两天没去卫生所，第三天昏在锅炉房里了。老王把我送去医院挂的水，我记得那天是夜班，老王的班。但这张挂号单上的签名，缴费人那一栏写的是宋玉洁。日期是我昏过去的第二天。
我拿着那张挂号单看了很久。炉火把屋里映得明明暗暗，那张纸上的字迹在光里忽深忽浅。她把缴费单收起来了。七年里她收了多少这样的东西，我没数过。这个信封里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把挂号单折好放回信封。然后从口袋里摸出那枚银戒指，对着台灯看了看。戒圈内侧那几个字在灯光下面终于看全了。除了“赵宋。九三年。”那行小字之外，在戒圈的内壁上还有一行刻得更浅的字，像是后来加上去的，笔画很细，得把戒指转到一个特定的角度才能看见。写着：“七年后，如果还在，我就戴。”
我看了半天。把戒指戴回手上。无名指上那个勒痕还在，戒指卡进去的时候严丝合缝。
那天晚上我睡在平房的床板上。炉火一直没灭，壶里的水续了两回，暖意把屋子焐得热烘烘的。我盖着那件军大衣，躺在硬板床上，窗外那排杨树叶子在风里响了很久。半夜的时候我醒了一次，听见外面有人踩在碎砖上的脚步声，很轻，走到窗根底下停住了。过了大概十几秒，又走了。我没起来看。
第二天一早，老王果然送来了一块床板，还多带了一床棉花褥子。他把褥子铺好，拍了拍上面的灰，四处看了看屋子。
“不错，比你那个筒子楼亮堂。窗户对着东边，早上能晒着太阳。”
“老王，”我说，“你昨晚上来过？”
他愣了下：“没有。我昨儿下了班就回家了，咋了？”
“没事。”
老王走了之后我站在窗户前面往外看。玻璃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晨雾，我拿袖子擦了擦。外面那排杨树叶子被初升的太阳照得透亮，每片叶子边缘都镀了一层金红色的光。树底下有串脚印，从厂区方向来的，走到窗根底下停了一小片，又折回去了。脚印不大，鞋底纹路细细的，像女式皮鞋的印子。
我看了那些脚印一会儿，转身去烧水。铁壶里的水烧开了，我冲了一杯茶，在窗台上搁着，冒着一缕白汽。那盆绿萝的叶子在晨光里显得格外绿，叶片上还挂着细细的水珠，像刚被喷过水。
九点刚过，李国平的电话打到了门卫室，门卫大爷隔着半个院子喊我：“东升！李主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我锁好平房的门走过去。路上经过锅炉房，炉膛里的火已经点上来了，烟囱顶上冒着一股灰白色的烟，被风吹散了，斜斜地往东边飘。
李国平的办公室门开着。他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拿着那份我没签的协议，面前放着一杯冒热气的茶。他看见我进来，把协议往桌上一搁。
“东升，坐。”
我没坐。
“协议的事，”他说，“小宋那边昨天又来了电话。她说——协议她不催了。让你自己定时间。”
我看着他。
“她还说，”李国平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她在省厅那边已经把个人情况改成‘已婚’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的阳光从百叶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上划出一道一道的细线。
“李主任，”我说，“我那个调岗的事，您知道吗？”
他点了下头：“孙处长昨天给我也打了个电话。他说如果你愿意去，他那边给你留着名额。让我别掺和你的事。”
他把那份协议从桌上拿起来，折了两下，放进抽屉里。
“东升，我收回之前的话。你这个人，比我想的能扛事。”
他从抽屉里又拿出一样东西，推到我面前。是一张已经盖了章的条子，上面写着——西平房五号，长期使用。底下有他的签名，还盖了后勤处的章。
“有效期到我退休。够你住的。”
我拿起那张条子看了看，折好放进口袋。走到门口的时候，李国平在后面叫了我一声。
“东升。”
我回头。
“小宋那天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等的那个人，后来来了吗？”
我没回答他。拉开办公室的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阳光很亮，从尽头的窗户洒进来，把水泥地面晒得发白。我沿着走廊走，经过挂钟、经过开水间、经过宣传栏。宣传栏里贴着一张红纸，上头写着五四青年节活动的通知。通知的最底下有一行小字——欢迎全厂职工及家属参与。
我停下来看了看那行小字。然后继续走。
从办公大楼出来，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那排杨树的影子从树根底下拉出去，长长的，在地上画出一排深浅不一的竖线。锅炉房顶上那根烟囱还在冒烟，灰白色的烟升到半空中被风吹散，变成一丝一丝的，慢慢融进蓝天的颜色里。
我回到西边那排平房。推开五号的门，炉火还温着，铁壶里的水还有余热。窗台上的绿萝被阳光照透了，叶子绿得发亮。我把新盖了章的那张条子跟存折和信封放在一起，码好，搁在床头的箱子上。
然后我走到窗户前面，推开那扇新换的玻璃窗。四月底的风从外面涌进来，暖和，带着杨树叶子那种青涩的、毛茸茸的气味。树底下那串脚印还在，从厂区方向来，到窗根底下折返。鞋印很浅，但每一步都踩得稳。
我把手伸到窗外，阳光落在手背上，暖融融的。左手无名指上那枚银戒指被太阳照出了一圈细小的光晕。戒圈内侧那行字被体温焐热了，贴着皮肤，又凉又暖的。
那天下午我去了一趟邮局，买了一张邮票，把孙处长那张名片和填好的表格装进信封，封了口，投进邮筒。信封上写着省厅综合服务中心的地址，底下落款写的是赵东升。背面我又加了一行字——“感谢您七年的记挂。路我走了，您放心。”
邮筒的铁皮被太阳晒得发烫，我把信封塞进去的时候，手指碰了一下投信口的边缘，烫得缩了一下。
往回走的路上经过厂区门口，门卫室的老头探出头来叫住我。“东升！有你一个包裹！早上到的，省城寄来的！”
我接过来。牛皮纸包着，方方正正的，不大。收件人写的是我的名字，寄件人那一栏没写名字，只写了一个字——宋。
我回到平房里拆开。里面是一本书。书皮是墨绿色的，封面上印着几个烫金字——《锅炉安全操作规程及维护》。书页里夹着一枚书签。硬纸卡，正面是“九八年度安全生产先进个人”，翻过来，那个被十字划开的框还在。框的正中间，在我补的那道竖线上方，她用红笔画了一颗小小的五角星。五角星画得规规矩矩，每一笔都端端正正。
书的第一页空白的，上面写着一句话。字迹比以前松快了一些，没有那种硬邦邦的笔锋。
“东升，锅炉房的压力表记得定期检查。暖气该烧就烧，别省着。”
底下没署名。那枚银戒指从我手上退下来，夹在了那一页。
我把书合上，搁在床头。窗台上那盆绿萝被风吹得轻轻晃了一下，叶尖上颤着一滴水珠，阳光一照，亮了一下，又暗了。
炉火烧得正旺，铁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着。窗外那排杨树的叶子哗啦哗啦地翻动，像一本很厚的书被人不停地翻着，终于翻到了该停下来的那一页。
作者声明：作品含AI生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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