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志杰
梁启超与栾调甫之交源自一篇题为《读墨经校释》(全称《读梁任公<墨经校释>》)的文章。学术大师梁启超耗费二十余年的精力研究《墨经》，1922年写了《墨经校释》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当时墨学界颇有影响。书出版不久，梁启超极其意外地收到一份专事抨击、批驳他这部大作的文章《读梁任公墨经校释》，而文章的署名正是栾调甫。
据可见史料推定，梁启超与栾调甫笔墨交往至少有“一封信”和“两篇商榷文章”。栾调甫先生作为一位自学成大才的墨学研究者，不惧梁启超如此声名显赫之师，勇气可嘉，底气十足，其研究墨子的学术地位由此得以肯定。
梁启超致信栾调甫
梁启超名气之大不必多言，栾调甫何许人也？学术圈内，论起墨学研究，栾调甫是个人物。就从1925年5月13日梁启超写给栾调甫的一封信说起吧，信不长，却内容丰盈，极富文采，在此全文照录：
两年前曾得邮寄尊著《读墨经校释》油印稿，读之頫首至地。顾函内无书，又无发函地所，怅惘不可言。在沪唔张君，始知公在齐鲁大学任教授，欲通讯承教久已。牵于人事，忽忽久稽。顷奉大札，并颂新著。浣诵驩喜，充满其体。仆于大箸最心折者，莫如坚白论中离盈两宗之说。此种发明，可谓石破天惊。新著杨墨辩篇各条，自三至六，明两派对峙，各自有其条贯壁垒，乃以见经说此四条之非词费。自九至十二，亦足见老庄诸书非无的放矢。读之咸使人相悦以解。惟第二条，同异别合论之相为破立，是否即天下篇“坚白同异之辩”一语之正解，尚小有怀疑。顷方治他业，未几深思，他日或竟悉徒尊说，亦未可知也。今世治先秦学者多矣，既能入，又能出，所见未有如公者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箧中未公布之稿想尚多，能悉录副见眎，岂胜愿望。燕齐咫尺，何时能奉手商量旧学，翘翘企企手此奉复。
梁启超 五月十三日
读罢此信，所言之事便可明了居半，梁启超与栾调甫之交源自一篇题为《读墨经校释》(全称《读梁任公<墨经校释>》)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栾调甫，而《墨经校释》的作者就是梁启超。
1922年4月，《墨经校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胡适作序。据栾调甫亲人回忆，已经在墨学研究积累了相当学说思想和论点心得的栾调甫闻讯，托亲友从上海买了一册寄来，认真拜读。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商务印书馆当时在济南是设有分销处的，栾调甫托亲友从上海邮寄，可见其读书心切。栾的亲友曾撰文忆及：读着读着，栾调甫便读出一些与大师声誉极不相符之处，“转大喜而大忧，深为梁任公对《墨经》中难懂难解处任意窜改曲改而担忧，为学人而羞愧，一种强烈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在两天内，挥笔写成《读梁任公<墨经校释>》文。”回忆文章接着写道：“父亲说，此稿‘本拟送各杂志揭载，未果……’父亲是名不见经传的人，他将稿子投给当时国内外颇具影响的《东方》杂志，却石沉大海。父亲有自知之明，就‘油印40份，分赠海内学者。’他函请北京《哲学》杂志社代为邮转，他寄函说：梁任公、蔡孑民、胡适之三先生各一份，以未悉诸先生住址，故分缄随函附上，希为填写地址，投邮寄去。”
当时《哲学》杂志社社长是傅佩青，见到栾稿，“如获至宝，视为惊世之作，尽管他与父亲不曾相识，却迫不及待地函请父亲允其在《哲学》杂志上发表。”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1922年11月出版的《哲学》杂志第七期上。对于《东方》杂志未能采用自己的文章，栾调甫在一封写给该杂志出版人的信中说：“学术之进步，全在严格批评，不但纠正原书过失，免致贻误后学，且可促起作者警觉，使之慎重厥事。古来不少误说……”
梁启超曾在济南盘桓月余
梁启超曾于1922年的7月到济南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讲演，演讲的时间是7月3日，地点是“省议会”，主题是《教育与政治》。据载，梁启超一登台，就标出自己的讲演主旨：“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他意识到人不能脱离政治而生活，教育不能脱离社会，也不能脱离政治。因此，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养成青年的政治意识”“政治习惯”“判断政治的能力”。梁启超的讲演引起社会尤其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响，后被收入《饮冰室文集》。
梁启超于济南盘桓月余，游览和走访了泉城的诸多景点和学术机构，如济南近郊的灵岩寺，他不仅游览留住几日，还留下了“题灵岩千佛殿宋罗汉造像 海内第一名塑 民国十一年七月新会梁启超”的亲笔碑记。梁启超在济南期间还于7月5日与陶行知、蔡元培一起参观了在大明湖南岸遐园山东公立图书馆举办的“山东历史博物展览会”。
任公在济南一住就是一个月，讲演之外还与蔡元培、陶行知、胡适等社会知名人士参加各种公知活动，影响不可谓不大，概是一件轰动济南全城乃至山东全省的活动。据《山东文物事业大事记》(1840—1999)记载：1922年(民国十一年)7月5日-15日，山东省教育厅主办的《山东历史博物展览会》在山东公立图书馆开幕。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陶行知，董事蔡元培、梁启超以及胡适、蒋梦麟、黄炎培等到会祝贺。展览分历史、地理、古物、教育、社会风俗、工商、农业七个门类。古物门首席评审员为郓城夏溥斋。展品由政府教育机构、学校及社会各界人士提供。本年12月，出版《山东历史博物展览会报告书》。接着下一条是：本月，梁启超为灵岩寺千佛殿罗汉题“海内第一名塑”。
可惜的是，在这些重大活动中，各种资料中没有见到已经32岁的栾调甫的身影。栾调甫四女儿栾汝珠所作《栾调甫年谱》显示，头两年即1920年春季，栾调甫已经被齐鲁大学博医会聘用，来到了济南。如此轰动全城以至全省文化界的大事，身居省城的栾调甫岂有不知之理。根据时间推演，他当时正在阅读梁启超于当年4月出版的新书《墨经校释》，且已经读出了诸多与墨子原著不符的“异味”。甚或在“两天内，挥笔写成《读梁任公<墨经校释>》，急于为文章寻找出路”，包括寻找梁任公。恰在此时，梁任公先生来济南了，一住一个月，栾先生为何不知晓梁任公到济呢？后来，栾之子女言及此事亦有不解：“其实，早在父亲愁着投寄文稿时，梁启超正在济南，父亲欲求名师，却不知梁启超近在咫尺。那时节，梁启超探古访友，经常往来于京、津、沪、宁之间，每逢南下路过济南，又多喜在济南作逗留，梁启超远求骐骥，却不知父亲近在睫毛。梁、栾二人一场‘捉迷藏’就是两年多。”此处之“梁、栾二人一场‘捉迷藏’就是两年多”，概指传说中的1925年秋天梁与栾相晤于济南的雅会。此乃后话。
经傅佩青转交，梁启超收到了栾调甫邮寄的油印稿《读<墨经校释>》。栾调甫后人追述：任公毕竟是大师，有着海纳百川的学术雅量，他在读了栾调甫批评自己的文章之后，“惊喜交加，惊的是，如此批驳自己的文章是史无前例，喜的是，海内竟有超越自己的学人。惊喜之余，他自检一过，深感自己《墨经校释》中武断失解处不少。梁启超不愧为一代著名学者，他急于寻求这位前所未闻的神秘人物。”梁启超急于寻找栾调甫，但“信封上仅有‘北京’字样的邮戳，却没有发函地址，封内只有署名‘栾调甫’的文稿，却没有附函说明。”这就是梁启超写给栾调甫信中所说：“顾函内无书，又无发函地所，惆怅不可言。”
梁启超致栾调甫的这封信刊载于1926年1月由中华书局总发行的子学社丛书《墨辩讨论》的第103页，据栾调甫三子栾登著文介绍：梁启超自上海“返回天津后，旋即给父亲写了亲笔信，一封中式信封，下款印着‘天津意界玛尔谷路二十五号梁笺’字样的挂号信，信封上清晰地盖着‘天津府，十四年五月十四’。”
栾调甫再给梁启超文章挑刺
梁启超与栾调甫的笔墨交往还在继续。1923年《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十号刊登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对阴阳二字语意之变迁、五行二字语意之变迁以及阴阳家之成立及阴阳无形说之传播，进行分析。同期还刊登了历史学家吕思勉的文章《辩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第二年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十五号，刊出栾调甫《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文章开头这样写道：“前年读梁任公《墨经校释》，感其‘有所见辄贡诸社会自能引起讨论’之言，曾将读‘校释’怀疑之处，草为《读<墨经校释>》一文，就正于海内治墨辩学者。先后蒙张仲如、张子晋、伍非白三先生赐书讨论，纠正错误，受益不少。近读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之一篇，尤觉趣味无穷。余虽未敢谓任公此文即为对余之讨论。然因拙读于“校释”五行一章，尝有所疑，则谓任公著此文之动机，乃见拙读而作，似不为过甚之辞。再进一步言之，或者任公因余之疑，特书此文而教之。若果如此，则余感德于梁先生者当益无涯矣。但余对于梁先生五行说，所疑未能紧祛。念先生既已乐教不吝，愚亦何妨再为请益之文。请录墨经五行章及任公校释文于左。”
栾调甫认为，梁启超作《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文，虽未明说是与其讨论，但在《读<墨经校释>》一文中，有“五行”篇章。应该是梁先生读了自己的文章，才萌生了写《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文章中的商榷对象应该就是栾调甫本人。故而栾调甫作文与《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
据栾调甫后人记，时人对《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一文大加褒扬，认为这是栾调甫继《读梁任公<墨经校释>》之后，抛出的又一枚对准梁启超的重磅学术炸弹。国学大师“章太炎致函父亲赞其‘《经下》唱和最为佳’……在诸名家学者中，意气相投，过从甚密者，莫过于父亲的‘墨辩三友’：湖南张仲如(纯一)、河南张子晋(之锐)，四川伍非百。”遗憾的是，章太炎致栾调甫信，未见全文，不予置评。
据可见史料推定，梁启超与栾调甫笔墨交往大概就是上述的“一封信”和“两篇商榷文章”。栾调甫先生作为一位自学成大才的墨学研究者，不惧梁启超如此声名显赫之师，勇气可嘉，底气十足，其研究墨子的学术地位由此得以肯定。他曾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人民出版社为其出版《墨子研究论文集》，崇文书局影印《墨辩讨论》，山东大学整理出版《栾调甫子学研究未刊稿》。位于蓬莱古城的老宅经过修缮，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栾调甫旧居”对外开放，勉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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