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陷入沉默。这一次不是刻意制造的停顿，是被一句话击中，需要时间梳理思绪的沉默。
“你父亲是个优秀的建筑商。”科恩最终开口，“但他并不擅长你即将踏入的这场博弈。你要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砖头的世界。你的战场不再是建筑工地，而是市政厅四楼的会议室、社区教堂的折叠座椅、银行大厦三十八层的董事会议室。你的武器不再是砂浆和水平仪，而是文件、证词、许诺、含蓄的施压、表面的客套，还有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你必须做到的伪装。”
“伪装？”
“假装你无所畏惧。头一个月，你至少会遭遇三次意料之外的打击。我跟你赌一百美元，敢不敢？”
“我不和我的律师打赌。”
科恩放声大笑，笑声发自胸腔，真切爽朗。“这一课你学得不错。但唐纳德，听我一句，这些打击，往往来自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敌人，你会时刻提防。可打击常常来自那些面带笑容、口头表示支持你的人。某个银行家晚宴上对你说倾向于支持你的项目，转过天，贷款委员会就会提出额外的担保要求；某位市议员在走廊拍着你的肩膀，说项目对选区有利，一周之后的闭门会议，就抛出一份社区利益协议，条款苛刻，足以吃掉你一半利润。还有记者，老天，那些记者。他们会把你三周前随口的一句闲谈，印在报纸的大标题上，然后打电话来质问你为何出尔反尔。”
“那你的建议就是，不要随口说话。”
“我的建议是，从今往后，你对任何人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好登上《纽约时报》头版的准备。哪怕只是跟公寓楼下门卫寒暄，也要想一想，他的侄女会不会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读书。”
唐纳德把香槟杯搁在窗台上。杯里的气泡早已散尽。
“科恩。”
“嗯？”
“你为什么愿意帮我？不只是律师费的缘故。我清楚你的收费标准，你在我身上耗费的时间，早就超出了收费该有的范畴。到底是为什么？”
听筒那头，钢琴声戛然而止。背景传来人群哄笑，有人讲了笑话，杯盏碰撞的声响此起彼伏，倒计时的呼喊隐隐传来。十一点二十三分，距离午夜还有三十七分钟。
“你想听真话，还是好听的场面话？”
“真话。”
“好。”科恩的声音变得清晰，酒意褪去大半，“我在你身上看见了一种可能性。这无关道德善恶，也和建设美好纽约这类漂亮口号没有关系。这是一种纯粹的权力博弈：一个年轻手里又握有筹码的人，有可能在这座城市固有的权力格局里，撕开一道口子。”
“撕开口子之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钻进去。口子背后的世界，是你父亲一辈子都没能真正踏入的。不是他不够成功，只是他遵循的是另一套游戏规则。弗雷德·特朗普玩的是中产住宅的生意，依靠政府补贴、低息贷款、标准化施工、高效出租。这套游戏规则清晰，天花板一目了然。而你要玩的，是另一套规则模糊、没有上限的游戏。赢家可以收获巨额回报，输家则会坠入深渊。在这个局里，砖头没有用处，你需要的，就是这样一道裂缝。”
唐纳德望向窗外，街角人流涌动。
“那你呢？你的那道裂缝在哪里？”
“我的机会，早就过去了。”科恩的回答脱口而出，仿佛这个问题他已经在心里酝酿了许多年，“1951年，我二十四岁，刚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两年，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担任助理。朱利叶斯与埃塞尔·罗森伯格间谍案，你听说过吧？”
“听说过。他们把原子弹机密泄露给苏联，最后被判了死刑。”
“没错。我是公诉团队的一员，是我们把他们送上了电椅。案子结束之后，罗伊·科恩这个名字登上了全美各大报纸头版。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亲自致电祝贺。参议员麦卡锡邀请我出任他的首席法律顾问。二十六岁，我成了全美国最年轻、也最令人忌惮的检察官。”
科恩顿了顿，“那就是我的裂缝。我钻了进去，窥见了普通人终生无缘得见的权力内部。我看清了权力如何运转。可后来麦卡锡倒台，我被逐出华盛顿，回到纽约，开办私人律所，就成了你现在看见的我。”
“罗森伯格夫妇，电椅那件事。你后悔吗？”
科恩没有立刻作答。背景的爵士乐再度响起，小号吹奏起《友谊地久天长》的前奏，有人跟着哼唱。
“今晚，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许久，科恩的声音压低了一半，“我给你一个新年派对上绝不会说的答案：在那个年代，我坚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至于现在，我已经说不清了。那部分已经属于历史。但我想告诉你，唐纳德，人这一生，运气好的话，只会遇上一次权力的裂隙。对我而言，是1951年。对你，或许就是1972年。裂隙不会等你万事俱备才出现。它到来的时候，你要么扑上去抓住，要么眼睁睁看着别人夺走。我能看见你身上那股渴望。它不在脑子里，而是刻在骨子里。别人教不会，也藏不住。它会在凌晨三点把你唤醒，催促你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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