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郭沫若，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杰出代表、风云人物。有生之年，二人虽曾萌生过彼此结识、相交的意愿，然而直至生命终结，终究未曾谋面。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对文学理念及政治主张持有不同见解，他们之间爆发了一场针锋相对、你来我往的激烈“论战”。论战期间，郭沫若言辞尖刻，甚至辱骂鲁迅为“衣冠禽兽”。而鲁迅先生的回应同样掷地有声，仅以“才子加流氓”五字予以有力回击。
欲探讨郭沫若与鲁迅之间的笔墨纷争，需从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社团——创造社谈起。创造社是一个由纯粹的留日学生组成的文学团体，秉持“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自成立后便活跃于东京与上海两地。其发起成员皆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包括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
按理说，鲁迅与创造社成员并无太多交集。创造社活动范围主要在东京和上海，而鲁迅长期居住于北平；创造社早期创作侧重于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风格，鲁迅则多创作冷峻、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若非要找出鲁迅与郭沫若之间的关联，唯一的纽带便是郁达夫。
鲁迅对创造社其他成员态度疏离，唯独与郁达夫结为好友，毕竟，他们分别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和第一本小说集。郭沫若向来心高气傲，但唯独对郁达夫颇为钦佩。在郁达夫前往北平与鲁迅结为好友之前，他与郭沫若在上海共同创办了《创造日》《创造季刊》《创造周刊》等刊物，开启了创造社早期的黄金时代。
时间到了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政局动荡不安。文坛也风声鹤唳，一片沉寂，鲁迅也在这年10月迁居上海。创造社的理念也发生了改变，从“为艺术而艺术”变成了“为革命而艺术”。
提出这一新主张的元老成仿吾，为了改变文坛低迷的状态，到东京为创造社吸纳了两位新成员：冯乃超、李初梨。据冯乃超回忆：“在日本留学生活中差不多有这么一条规律：每当祖国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外来的侮辱时，就有一些爱国学生起来抗争——弃学回国。”
冯乃超和李初梨，就是弃学回国的留学生之一。作为创造社的新成员，他们认为创造社在过去的几年里给新闻台掀起了无数创造飓风，但如今却戛然而止。究其原因，是没有新的创作定位。时局变了，创造社必须要拿出新思想。他们回国时，日本正流行马克思主义，于是他们决定，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
当时的国内文坛，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基本定型，最初的先锋人物如今已成文坛名宿，有自己的领域和读者群。冯、李二人没有代表作，没有名气，想要振臂一呼，根本没有受众。即便是他们想打着创造社的名气，读者也只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的账。
也就是说，冯、李二人想要短时间内在文坛站稳脚跟，必须制造一个轰动话题。于是他们决定，彻底清算五四旧文坛，具体的“作战方针”就是攻击老作家，主要的批判对象是：鲁迅、茅盾、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而鲁迅之所以成了漩涡中心，是因为这五人中他影响力最大，是社会上公认的“青年领袖”。
1928年初，冯乃超在《文化批判》上发表了《艺术与生活》，打响了清算旧文坛的第一枪，主要批评的对象就是鲁迅。文章发出后果然吸引读者的注意，李初梨趁着热度写出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请看我们的Don Quixote的乱舞》，继续抨击鲁迅。
创造社的元老，也加入其中，成仿吾写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文中称“阿Q时代已经死去”。郭沫若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针对性地批判鲁迅的标志性文章《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称鲁迅是“资产阶级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他的思想是“二重的反革命”，并指责鲁迅的创作具有“法西斯蒂”倾向。郭沫若揪住鲁迅文中的“气量”一词，攻击鲁迅“连自己的年纪都不清楚，还能清楚地知道中国的阶级关系吗？”
而在私下的言论中，郭沫若也曾因鲁迅与朱安同居的事，骂他是“衣冠禽兽”。
这种琐碎化、咬文嚼字的批判方式，其实恰恰暴露了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不成熟——将语言细节上升到政治立场的高度，试图通过标签化首都窜否定鲁迅的文学、文化价值。
鲁迅也不甘示弱。关于创造社主张的文学应该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理论，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中给出了反驳：“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指出文学的艺术性与宣传性不可割裂。
关于郭沫若写文抨击鲁迅为“封建余孽”，其实本来都不用鲁迅下场还击，因为这个论调首先有自我指涉之嫌疑。郭沫若称鲁迅是“封建余孽”，而他自己同样出身晚清士绅家庭。
鲁迅于《上海文艺一瞥》中，曾以“才子加流氓”之表述讥讽郭沫若及其创造社诸位同仁。若论言辞犀利、一针见血之“毒舌”风范，鲁迅可谓难逢敌手。且不论“流氓”一词所蕴含的贬义，即便“才子”之称，在此语境中亦非溢美之辞。当代作家叶兆言曾言：“依传统读书人的评判标准，才子并非值得赞誉之人，不过是民间故事里略识文墨、专作淫词艳曲的轻薄文人而已。”
“文人相轻”这一现象，于中外文坛皆屡见不鲜。在美国文坛，海明威与福克纳虽未曾谋面，却彼此颇有微词。而林徽因与冰心之间的矛盾纠葛，至今仍为世人所探讨研究。至于鲁迅与郭沫若之间的争执，实则是一种文化现象，其本质是就文学观点而论，并非出于个人恩怨。
1936年鲁迅病逝后，郭沫若一改往日作风，对鲁迅的评价开始不断升级，甚至有些言过其实，调子拔高得过于离谱。在给鲁迅的悼文中，他称鲁迅的死，是“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在悼念会上，他甚至说：“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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