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尽头的隔间，堆着旧档案，落了一层灰。
我站在门口，看着自己三十一年的家当被塞进两个纸箱，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朱琴回了一条短信：马处，办公室调整是局里统一安排，您有意见可以找领导反映。
我拨过去，响了一声，被挂断。
再拨，响半声，挂了。
第三通，关机了。
郑安妮从走廊那头跑过来，压低声音说：“马处，她把您的东西从抽屉里倒出来的时候，连个手套都没戴。”
我攥着手机，指节发麻。
三天后，全局大会上，曾德厚局长最后一个起身发言。
他说完那句话的时候，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闷响，像是什么东西撞在了椅子腿上。
有人“啊”了一声，紧跟着，满堂掌声响起来。
我没有回头。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坐在第三排的朱琴，在听见那个名字的瞬间，整个人从椅子上滑了下去，两条腿打着摆子，怎么都站不起来了。
01
倒计时第七天，早上七点半，我照常到单位。
掏出钥匙，插进锁孔，拧不动。我愣了一下，又拧一下，还是纹丝不动。低头细看，锁芯是新的，锃亮，跟我这把旧钥匙明显不配套。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愣了足足半分钟。
隔壁办公室的门开了，郑安妮探出半个脑袋，看见是我，表情立刻变得不自然起来。
她犹豫了一下，走出来，先往走廊那头扫了一眼，才压低声音说：“马处，您的东西被搬到那边了。”
“哪边？”
“走廊尽头，放杂物的那间。”
我心里沉了一下，但面上没带出来，只问了一句：“谁让搬的？”
“琴主任。说是新来一个挂职的副处，需要独立办公室，让行政那边把您的屋子腾出来。前天下午贴了条，昨天傍晚就搬完了。”
我没说话，沿着走廊一直走到尽头。
那间屋子平时用来放旧档案、成箱的文件、报废的打印机，连门帘都落着灰。
推开门的刹那，一股潮霉味扑面而来。
两个纸箱摞在靠窗的桌面上，一个装着我的笔记本和多年攒下的工作台账，另一个塞着茶杯、老花镜、降压药、一个旧台历，还有那张挂了几十年的单位先进工作者合影。
桌面上落了薄薄一层灰，显然是搬进来之后没人擦过。
我在纸箱边站了一会儿，弯腰拿起那瓶降压药，拧开盖子看了一眼，还剩三粒。
这时候手机响了，是朱琴打来的。
我刚接起来“喂”了一声，那头传来一句话：“马处啊，您今天没来上班吗？新来的副处今天报到，办公室那头不能空着，您的东西要是没收拾好我让人帮您收拾。”
我说：“我的东西已经被人收拾过了。”
那头静了有一两秒，然后说：“啊，那是办公室统一调整。”
“谁批的？”
“局里统一安排，都过了会了。”她的语气轻快，像是在说一件跟她毫无关系的事，“您也是老同志了，应该理解。就是挪个地方，不影响办公嘛。”
我说：“行，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又拨过去一次。响了一声，挂了。再拨，关机了。
我攥着手机，在满屋子的灰尘里站了很久。
阳光从窗户斜斜照进来，落在地上，把那些旧档案的影子拖得长长的。
我在这条走廊上走了三十一年，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走到两鬓斑白，到头来，连个像样的告别都没给我留。
梁勇的电话是中午打来的。
他退休两年了，隔三差五惦记着局里的事。我一接起来他劈头就问：“小子，你的办公室被朱琴端了？”
“你消息倒是灵通。”
“郑安妮跟我说的。她怕你面子上过不去没敢多说。”梁勇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老马，我得提醒你一句，她这是给你上眼药呢。你退下去之前还有七天，她要真存心收拾你，七天够她出一百个幺蛾子。”
“我一个要退的人，她能拿我怎么样。”
“你觉得一个要退的人，值得她这么早就动手？”梁勇的声音沉下来，“我听说她那个靠山，过阵子可能要上来主持工作。你想想，你挡没挡过人家的道？”
“我挡谁的道？”
“你自己琢磨。”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间杂物屋里，看着窗外一棵老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我实在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朱琴。
02
第二天上午，局务会。
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朱琴已经坐在她的位子上，正低头翻一份文件。
看见我进来，她抬头点了一下，脸上挂着那种礼貌而疏远的笑：“马处来了。”
我应了一声，在对面坐下。
会议进行到一半，议题转到东城安置房的历史遗留问题。
这是压了三年的事，当年开发商跑路，土地手续不全，几百户居民住了多年愣是拿不到房产证。
群众信访不知道去了多少趟，省里督办、市里批示，到了局里就是推来推去，没有一个人接这个烫手山芋。
分管副局长刚把情况汇报完，朱琴就接了口：“这个问题拖了三年了，市里限期今年底前解决。咱们得有人牵头去办。”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大家都低着头看材料，谁也没接话。
这时候朱琴把目光投向我这头，语气带了几分热络：“马处是局里的老同志了，处理这种问题最有经验。您看，要不您来牵头？”
我抬眼看了她一下。
她笑容收得干干净净，话却说得滴水不漏：“马处在群众里威信高，安置房那些住户对马处也熟悉。这事放在别人手里，怕办不利索。”
我今年五十七了，在机关干了三十多年，这个话茬接还是不接，我心里门儿清。
她这话当着全局的面说出来，我要是推了，传出去就是“关键时候撂挑子”；我要是接了，就成了替她收拾烂摊子的人。
无论怎么选，都里外不是人。
我沉默了几秒钟，说：“我接。”
散会后，我在走廊里碰到她，她正跟办公室一个小姑娘说笑。
看见我过来，她笑盈盈地补了一句：“马处辛苦了，您放心，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
我说：“好。”
走远了，身后传来她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飘进我耳朵里：“一个要走的人了，给他找点事做，免得天天闲着难受。”
我步子顿了一下，没有停，径直走远了。
晚上回到家，萧玉珍在厨房里炒菜，听见门响，头也不回地问了一句：“今天回来得晚，加班了？”
我把公文包放在鞋柜上，换好拖鞋，先进屋换了件衣裳，磨蹭了一会儿才出来。
她端着菜从厨房出来，看到我的脸色，皱了皱眉：“怎么了？又碰上什么事了？”
“局里让我牵头处理东城安置房那个老大难问题。”
“你都要退了，他们还把这活儿甩给你？”萧玉珍把盘子墩在桌上，“马文杰，你就不该接。”
“那么多人在场，我推得开吗？”
“你哑巴了？你不会说你身体不好？说你马上退了不是这个分工？”她越说越气，“这辈子就这样，什么委屈都自己咽。”
我没有接话，坐下来夹了一筷子菜，嚼了两口才说：“安置房那些住户，都住了多少年了，证一直办不下来。他们去单位找过我好几回，有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就开始哭。”
萧玉珍没吭声，半晌才叹了口气。“你呀，一辈子就这么个德行。行了行了，吃吧，别凉了。”
我低着头扒饭，心里那口气到底是什么滋味，自己也说不清。
03
东城安置房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这块地当年是市第二棉纺厂的，厂子破产之后地皮被一个姓高的开发商拿下，说好建安置房，结果房子盖起来了，手续却一直没办完。
开发商后来资金链断裂，人跑去了外省，土地证、规划证、竣工验收备案，样样都缺。
三年了，几任局长都没啃下来。
我在安置房社区连跑了三天，登记了三百多户居民的信息。
每天从早到晚，人坐在临时搭的桌子后面，嘴就没停过。
居民们听说局里重新派人来调研，一股脑全涌过来了，有人拿房产资料，有人拿合同，有人什么都不拿光来诉苦。
有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拉着我的手就开始掉眼泪。
她说她儿子生前买下的这套房，说好是给孙子结婚用的，结果证办不下来，孙子订婚都黄了。
她掏出一张皱巴巴的购房合同给我看，纸张都泛黄了，边角磨得发毛。
我拿过那张合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记下了几个关键信息，然后握着她的手说：“大娘，您放心，这事我一定尽力办。”
话是说出去了，真要办，难度比我预想的大得多。
最关键的是一批历年审批材料，存档的都在局档案室里。
我列了一张清单，让郑安妮去调档案室钥匙。
郑安妮去了一趟回来，脸上带着气，把清单往桌上一放：“马处，档案室钥匙在琴主任那儿锁着。她说档案室正在清理整顿，暂不对外开放调阅。”
“你没跟她说这是安置房项目要用的？”
“说了。她说：‘那就等整顿完了再来调。’我问她什么时候能整顿完，她说：‘那得看情况了。’”
我坐在那间灰扑扑的杂物间里，沉默了一会儿。
郑安妮站在门口，年轻的脸上一副义愤填膺的表情。“马处，她这是故意的。她就是想看您干不下去，自己去求她。”
“我知道。”
“那您怎么也不说点什么？”
我说：“说了有什么用？你嘴上赢了她，东西还是调不出来。”
当天晚上，我没回家吃饭，开车去了市档案局，找了那里一个多年没见的老同事。
人家听我说完情况，很痛快，说这批存档的事他可以帮忙协调。
当年那份归档材料在区里备案过，可以调副本。
第二天下午，副本就到了我手上。
这件事让我长了个心眼。
从那天起，我能绕开朱琴的全部绕开她，档案走市里调，盖章走分管领导那边签，实在绕不开的，我就书面发函留底。
一个字不跟她多说。
她见我这几天没去找她，似乎有些意外。
有天中午在食堂碰见，她端着餐盘在我旁边坐下，笑着问了一句：“马处，安置房那边进展还顺利？有什么需要协调的您说话。”
我说：“挺好的。”
她盯着我看了两秒，说：“那就好。”
她端着餐盘走了。梁勇晚上给我打电话，问起这事，我把来龙去脉跟他讲了。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来了一句：“老马，你知不知道她为啥这么针对你？”
“我正想问你。”
梁勇说：“五年前，局里推荐副处级后备干部，当时朱琴是办公室主任，她的引路人已经帮她打了招呼，本来板上钉钉的事。结果民主推荐的时候，你投了另一个人。你当时在会上说了一句话：‘这个同志还年轻，再磨两年。’”
我拿着电话的手微微一愣。
“老马，那句话传到她耳朵里了。她认定是你在背后挡了她的道，断了她的前程。这仇，她记了五年了。”
我张了张嘴：“我那时候……是给老周最后一次晋升机会。他那年就退二线了，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
“你跟朱琴解释去？”
电话那头，梁勇的声音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窗外老槐树的影子在地面上摇，我坐在沙发上，很久没有说话。
04
安置房的项目材料终于在我手里串成了一条线。
跑了一个多星期，市档案局的副本、区里的备案、当年的规划审批记录，加上社区登记的住户信息，每一张纸都核对了，发现关键缺口在最后一道手续上：当年开发商委托的一家第三方测绘机构，出了份面积实测报告，但因开发商跑路，这份报告的校对签章不齐全，缺了资质章，导致后续所有审批全部卡住。
我打电话给那家测绘机构，人家早就注销了。
又跑了两天，从质监站那边找到当年的原始数据。
老工程师退休了，我托人打听到他住在哪个小区，登门拜访。
老人家患了痛风，走路不便，听完我的来意后十分意外：“你们单位终于有人来管这个事了。”
他翻箱倒柜找出当年那份存根，七歪八扭的签字和印章都还在。
材料齐了，我用了半个月时间，把三年没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理出了一条可以走通的路。
往上报的时候，我写了一千多字的情况说明，把来龙去脉、政策依据、下一步工作建议讲得清清楚楚。
曾德厚局长签批了，报给市里。
就在材料报上去的那天，政府办公楼的某间办公室里，来了两个陌生人。
他们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等到曾德厚散会出来，进门后递了介绍信。
市委组织部干部考察组。
他们一来住在招待所，没有惊动局里的任何人。
白天分头找了几个人谈话，包括两个副局长、三个处室负责人，还有郑安妮。
考察组的同志问得仔细，不光问业绩，也问作风、问为人、问群众基础。
郑安妮回忆说，她当时当着考察组同志的面讲了一句话：“马处这个人，自己吃亏从来不吭声，但别人谁对不住老百姓，他第一个不答应。”
考察组走后的第二天，一个更微妙的消息在局里传开：
朱琴的靠山，市里某位领导，被省纪委函询了。
一夜之间，风向变了。
食堂里原本围着朱琴坐的那几个人，开始找别的桌子。
朱琴走路的步子也不像从前带着风，见了同事虽然还是那副客气的笑，但笑容明显僵了许多。
她没有再往我这头看过一眼。
倒计时第五天那天下午，曾德厚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他坐在那张坐了很多年的皮转椅上，让我关上门，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桌面上，没有急着推过来，先看了我一眼。
“安置房的事，市里已经批了。”
我说：“那我就能跟住户交代了。”
他轻轻摇了摇头。
“我今天叫你来，不是为这件事。”他伸手，把那份文件往前推了几寸，“你看看吧。”
我拿起来，看见最上面一行字：
中共市委组织部关于马文杰同志任职的通知。
我的目光在那行字上定住了。
曾德厚靠着椅背，声音沉而稳：“考察组来的时候，我向组织上表过态。我说这个同志我用了三十年，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把事当事。组织上研究了半个月，批了。”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下周一，全局大会宣布。你心里有个数就行。”
我把那份文件放在桌上，低头看了半天。纸面干净，盖着鲜红的章。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
走廊里空无一人，黄昏的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面的水磨石上，泛着温润的光。
我扶着楼梯扶手，站了一会儿。
三十一年了。
05
安置房的问题，省里发了通报表扬。
局里传得沸沸扬扬，跟马文杰有关。
公示栏里贴的是一份省厅文件，红头，上面赫然写着马文杰的名字。
好几个处室的同事在看了通报之后，看我的眼神跟从前不太一样。
郑安妮兴冲冲跑来找我汇报，我还坐在杂物间里翻文案，她一脸振奋：“马处，全省通报表扬，这可是好多年没见过的事了！”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笑了笑，说：“把事情办成了，比什么都重要。”
她没有走，反而凑近一步，压低声音：“马处，您知不知道，朱琴今天没来上班。”
“请假了？”
“什么请假呀。我听说她那个靠山昨天被免职了。单位里都传疯了，说她今天一早去医院挂水了，脸色蜡黄，整个人像丢了三魂七魄。”
我顿了顿，没接话。
她想了想又说：“对了，前两天局里通知说下周一开全局大会，所有人都要到，连退休干部都通知到了。马处，这么大的阵仗，是为了什么？”
我不好说什么，只摇了摇头：“到时候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了朱琴。
她确实憔悴了不少，眼角带着发红的痕迹，妆也化得没有从前精致，站在窗台边，像是在透口气。
看见我过来，她下意识侧了一下身，给我让了道。
这在过去半个月是不可能的事。
我走过去的时候她开口叫了一声：“马处。”
我停下来，回头看她。
她张了张嘴，像是想说点什么，最终只是挤出了一句：“安置房的事……您办得挺漂亮的。”
我说：“那是分内的事。”
她低下头，没再说话。我从她身边走过去了。
倒计时最后一天。
周五下班前，曾德厚又从办公室打电话过来，让我过去一趟。
我刚进门，他就抬手示意我坐下，说：“周一大会，组织部门领导来宣读文件。你穿正式的西装来，别穿那件旧夹克。”
我说：“知道了。”
他看了我一会儿，朝我点了点头：“老马，三十年，该有的算是有了。我没看错你。”
周一早晨，我站在衣柜前，把那套藏青色的西装穿上。萧玉珍站在旁边，伸手替我整了整领带和衣领，低着头，仔细地拈平了一个皱褶。
“紧张吗？”她问。
我看着她：“有点。”
她帮我整好了领子，抬头看我：“替你去给安置房那个老太太，买个果篮，把她孙子那事安排上。”
八点半，我走进单位大门。
院子里已经停满了车，连退休的老书记都来了。
走廊里人头攒动，有人跟我打招呼，我一一回应。
阳光穿过玻璃窗，落在大理石地面上。
广播里传来办公室主任的声音：“请全体干部职工到大会议室就座。”
我迈开步子，朝着大会议室的方向走去。
身后传来各种细碎的声音，脚步声、椅子挪动的声音、压低嗓门的交谈声。
我不知道自己此刻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只知道胸口有一块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06
大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
连过道都站了人。
退休的老同志坐了两排，几个年轻的在后头站着。
主席台上摆着一溜长条桌，铺着墨绿色的绒布，桌上放着矿泉水瓶和话筒。
曾德厚已经在台上，和旁边一位穿着深灰色夹克的领导低声说着什么。
那人是市委组织部的。
我坐在第一排，靠边。
正对面，第三排，一抬眼就能看见朱琴。
她今天穿了件白色衬衫，化着偏厚的妆，坐在那儿，两条腿叠着，手指头绞在身前的一本笔记本上。
进场的时候我跟她看了一眼。
她的目光迅速弹开了。
铃声响过，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先是曾德厚局长作年度工作总结，讲了一刻钟，内容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我坐在第一排，目光落在主席台那排墨绿色的桌布上，看着上面一层一层叠着的商标纸。
然后组织部门的领导站起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戴上老花镜，清了清嗓子。
他说：“下面，我宣读任免通知。”
整个会场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声响。
我坐在那里，双手搁在膝盖上，不由自主地在裤腿上蹭了一下指尖。后背有点发潮，手心却全干了。余光里，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坐直了身体。
那位领导开始念具体的字句：“根据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免去马文杰同志市住建局副局长职务。”
这句话出来，底下没有任何反应。这是所有人意料之中的，我该退了。
接着他又念了一句：“任命马文杰同志为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那一瞬间，整个会议室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
一秒。两秒。三秒。
然后掌声猛地炸开了。
先是前排有人站起来，接着后排也站了起来，连过道里站着的几个年轻人都开始鼓掌。
那声音几乎是轰然响起的，冲得人头皮发麻。
我坐在那里，耳边是震耳欲聋的掌声。
恍惚间好像过了一辈子，坐在第一排的那个人才缓缓站起来，整了整衣领。
然后我迈步往前走，朝着那排铺着墨绿色桌布的主席台走去。
一步。两步。三步。
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闷响。
像是有什么东西撞在了椅子腿上。
紧接着是一声变了调的低呼，有点尖锐，被掌声盖住了大半。
郑安妮后来告诉我，就在那阵掌声里，朱琴坐在第三排，整张脸上的血色在几秒钟之内褪了个干净。
她想起身，两条腿却不听使唤。
膝盖一软，整个人从椅子上往下出溜，手掌在椅面上抓了一把，没抓住，半边身子撞在旁边的桌腿上。
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女同事慌忙起身去扶，人还没扶起来，朱琴已经整个瘫在了座位底下。
她的脸煞白，嘴唇发着抖，两条腿像被抽了筋一样，挂着也站不直。
她想说话，嘴唇反复翕动，但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那个女同事后半程都是半拖半扶，才把她架回了椅子上。
而我一路走上了主席台。
掌声还在继续。
07
散会以后，走廊里站满了人。
道贺的、握手的、寒暄的，把我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我一一应着，脸上挂着笑，心里却有些木然。
等到人群散开了一些，我才看见走廊那头，朱琴被人搀着，正往休息室走。
她的白衬衫皱巴巴的，袖口蹭了一处灰。头发也乱了，贴在耳边。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骨头一样，走路都不稳。
我看了她一眼，没有绕路，径直走了过去。
她旁边的同事看见我来了，下意识松开扶着她的手，站直了叫了一声：“马局。”
朱琴抬起头，看见我的那一瞬间，脸又开始发白。
她想站直，腿却使不上劲，微微晃了一下。
我站在她面前。
走廊里还有不少人，开始有人朝这边看。
她低着眼不敢看我，半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马局……恭喜您。”
我看了看她，语气不高不低地开了口：“琴主任，那七个电话，是忙，还是不想接？”
她整个人僵住了。
我没有任何气冲冲的样子，语气平静得像在问一句家常。但就这一句，她脸上的表情就像被人拿刀子戳了一下，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
周围安静了一瞬。有人在吸气，有人在交换眼神，谁也没有出声。
她从口袋里去掏纸巾，手抖着摸了半天没掏出来，最后还是旁边的同事递了一张给她。她拿纸巾捂住脸，眼泪把妆洇得一道一道。
我没有再多留，转身就要走。
这时郑安妮从人群里走出来，手里握着一个信封，递到我面前：“马局，这个……是琴主任抽屉里的东西，我早些时候见过的。”
我接过信封，掂了掂。
她轻声补了一句：“是钥匙。您原来那间办公室的钥匙。”
我低头看着那个信封，信封上的字迹工整，是朱琴的笔迹：办公室钥匙。
我把信封握在手里，停了片刻，抬眼看向朱琴。
她整个人杵在那里，攥着纸巾，满脸都是泪痕，嘴唇还在抖。
我说：“这把钥匙，我收回了。好好歇着吧。”
然后我转身向走廊那头走去。
身后，没有人说话。
08
上任的第一天，我让行政处重新调整了办公室分配。
朱琴从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换了下来。
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局里有人私下说这是公报私仇。
我没有解释，只是在调整说明上写了一句：“档案科工作繁重，朱琴同志熟悉情况，调任科长。”
办公室就安排在我隔壁。
行政处的同志问我要不要换个位置。
我说不用，隔壁就很好。
朱琴搬过去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听见走廊那边传来挪动桌子的声响，过了一会儿，静下来了。
那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朱琴来敲了我的门。
我抬起头。
她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脸色比前几天好了一些，但仍然有些憔悴，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岁。
她站在那里，没有进来，也没有退走，手搭在门框上，沉默地站了一会儿。
我放下笔：“坐吧。”
她摇头，在门口顿了顿，才开了口：“马局，我想跟您说声对不起。”
我靠在椅背上，没有说话。
她低下头：“那七年事……不对，五年。五年前那次推荐，您说的话让我记到现在。我一直以为您是故意的。这次……我也确实是故意的。”
她说到这里，声音低下去，像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后面的几个字说出来：“我做得不地道。”
我看着她站在那里，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有恨吗？说不上恨。有一点怒，但过去了。要说跟她计较什么，好像也没有实质上的仇怨。她和我，说到底不过是这栋楼里的人来人往。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朱琴，你那些小心思，我不跟你算。安置房那几百户人家能拿到证，这件事办成了，比什么都强。你还年轻，自己的路自己走好。”
她站在那里，半晌没有说话，最后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转身走了出去。
门在她的身后掩上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听着走廊里远去的脚步声，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摇晃。
郑安妮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不把她调得远一点，放到眼皮底下不会觉得膈应吗。
我说：“她那些小动作，我看得住。真把她放到别人手底下，才是给她找事。”
郑安妮想了想，点点头：“说得也对。”
后来的日子，朱琴就在隔壁安顿了下来。
偶尔走廊里能碰上，她不再闪躲，低着头从旁边走过去，会主动开口喊一声“马局”。
我只是应一声，什么也不多说。
梁勇后来听说这个安排，在电话里“嗬”了一声：“好小子，不收拾她才是真正收拾她。她放在你眼皮底下，那些还念着她旧情的人，慢慢也就不念了。”
我没接他这话，只问：“老梁，你那边有好的降压药推荐吗？”
“怎么？你血压又高了？”
“最近事情多，有点上头。”
他在那头“哼”了一声：“那你活该。谁让你揽这个破局长的活。”
09
朱琴在档案科待了不到一个月。
那天早上我到局里的时候，办公桌上放着一份调呈批件。
行政处转过来的，说是朱琴同志主动递交了请调报告。
理由是“身体不适，想换个环境”，请求调往下属事业单位，任个副职就行。
我看了一会儿那份报告。字迹是她的笔迹，工工整整的，看得出来写得仔细。
我没有立刻批，把报告放在桌头，说再想想。
下午下班的时候，郑安妮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说是保洁阿姨在朱琴办公室门口捡到的，看着像是特意放在那里的。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两页信纸。
开头没有称呼，就是两页纸那么长的一封信。
信上只写了几件事：五年前的事她说她记错了，“再磨两年”那句话的完整出处后来她打听清楚了，说的是老周，从头到尾没提过她朱琴。
是那个引路人跟她说“马文杰在会上投了别人”，才让她记恨到今天。
第二页写的是这段日子的煎熬。
她说搬到我隔壁的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睡不着，翻来覆去都是当初自己做的那些事。
她说那一把钥匙，她一直留着不敢扔。
她说自己这辈子干过最糊涂的事，就是拿别人的话当成了仇。
字迹有多处被水洇过的痕迹，模糊了纸面。
我把信读完，放在了桌上。
坐了一会儿，把信折好，拉开抽屉，放了进去。
抽屉里还放着那串当初从信封里倒出来的钥匙，我拿起来看了看，然后拉开另一侧抽屉，把它和那封信放在一块儿。
郑安妮还站着，问我：“马局，这个要留档吗？”
我说：“不用。这件事就到这儿吧。”
第二天，我在请调报告上签了“同意”两个字。签完字，我忽然想起什么，又从抽屉里取出那把钥匙，想了想，把郑安妮叫了进来，递给她。
“这个你拿去，帮我还给朱琴。跟她说，这把钥匙原本就配了一把备用的，锁是好的，没换过，用不着她道歉。”
郑安妮接了钥匙，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好。”她转身走了出去。
第三天，朱琴来办公室交辞职材料。她站在门口，像是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马局，保重身体。”
我说：“你也是。”
她转身走了。走廊里传来她的脚步声，远去，消失。
后来我再没有见过她。
10
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
我坐在新办公室里，桌面上摊着一沓文件。窗外的老槐树叶子已经落了大半，黄颜色的叶子在午后的阳光里打着旋，风一吹就飘远了。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我一接，那头是萧玉珍的声音：“你降压药买了没有？”
我说：“买了。”
“放办公室还是抽屉里的？别又放在外套口袋里忘了。”
“抽屉里。第二层。”
“那就好。今晚上早点回来，炖了排骨汤。”
“行。”
她挂了，我去翻第二层抽屉。
打开，药在，旁边放着一本台历。
那是郑安妮从旧办公室里拿过来的，还是我用了几年的那本，上面还留着很多手写的备注。
我随意地看了一眼，翻到今天那一页。上面的角落，有一行字是我几个月前亲手写的：“退居二线，正式交接。”
字迹工整，是用蓝色圆珠笔写上去的。
我看着那行字，不知想什么，拿起笔来，在那行字旁边画了一个圈，然后从中间划了一笔，把那行字整个划掉了。
我把笔搁下，合上台历，放回抽屉。
窗外的风又吹过来，吹动桌面上压着的纸角。
我坐了一会儿，起身走到窗口。
楼下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丫在晚霞的映照下发着金红的光。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打算收拾东西回家。
手碰到门把手的时候，门从外面被推开了。
郑安妮站在门口：“马局，还没走？”
“准备走了。”
她手里拿着一叠材料，低头看了一眼：“安置房的档案我按您的要求整理好了，那三百多户的登记信息和备案材料都归了档以后有需要随时能调。”
我点了点头：“辛苦你了。”
她又想了想，补了一句：“对了，马局，档案室里有一面锦旗，是安置房的居民送来的。上头写着：为民办实事，情系百姓家。我看着怪好的。”
我看了她一眼，笑了笑，没有接话。我拎起外套，把门带上，沿着走廊朝楼梯口走去。走廊里的灯已经亮了一路，暖黄色的光落在地面的水磨石上。
我迈下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郑安妮追到栏杆边，忍不住叫了一声：“马局，您说，咱这个岗位，到底图什么呀？”
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
“老了你就知道了。”
我推开单位那扇玻璃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晚风带着秋天的凉意吹过来，萧玉珍的电话又打了，像是在催我快点回去。
我接通电话：“出来了，在路上呢。”
挂了电话，我走在暮色里，风从耳边吹过，撩起外套的衣角。
我没回头。三十一年了，往后的日子还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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