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在殷商时代，简直就是个谜：一方面，文字已经成熟，而且在使用；另一方面，我们却看不到用文字写文章，做记录，有书信，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其实，商代也有政治记录，西周也保留占卜祭祀，只是二者的重心与主次，完全颠倒了。
一、商代：文字以宗教神权为核心，政治依附于宗教
商代甲骨文的绝大多数内容，是问上帝、问祖先，占卜战争、收成、灾异、祭祀。
国家大事，是以占卜的形式来处理政治。军事、农事、灾害，都要先通过龟卜询问神意，再付诸行动。
文字的首要用途，是记录占卜、归档神意、沟通祖先鬼神。
当然，甲骨文中也包含政治信息：征伐、方国、贡纳，都写在卜辞里。但这些政治内容，是包裹在占卜宗教框架之内的。政治决策借神的名义完成。
商代也把文字应用于青铜器上，但这些金文大多简短，且是族徽、祭祀署名，服务于祭祖。
长篇政治性铭文极少。文字掌握在王室贞人集团手中，本质上是王室宗教神权的象征而已。
简言之：政治事务，通过宗教占卜这套程序来完成；文字的首要功能是记神，记事是附带产物。
二、西周：文字以现实政治、宗法制度为核心，宗教退居次要
周人依旧占卜、祭祀，仍然敬天祭祖，但不再把占卜作为国家决策的第一程序。
文字的核心使命，变成维护分封、宗法、册命、土地、刑罚、盟约。
青铜器铭文的主流：周天子册命官员、赏赐、战争记功、土地划界、诉讼判词、训诫子孙。何尊、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全部是现实政治与社会契约。铸器刻铭，目的是把人间的权力、利益、契约固化下来，传之后世子孙。
西周也有甲骨（周原甲骨），也有祭祀记录，但占卜不再是国家全部大事的出发点。“天”更多是道德意义上的天命，不再事事灼龟问兆。
作册、史官体系发达，文字成为行政工具。分封制度向外扩散，诸侯、卿大夫贵族都需要文字来确认身份与权益。
简言之：祭祀保留，但文字主要用于处理人间政治社会秩序；天命用来论证王权合法性，不再事事靠占卜来做具体决策。
三、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主次颠倒
· 商代：宗教为本，政治寄于宗教之中。
· 西周：政治为本，宗教服务政治。
商代并非没有政治，只是政治被宗教包裹；西周并非没有宗教，只是宗教被政治收编。两代之间，是重心的转移，不是割裂的对立。
四、这一转向带来的连锁变化
1. 使用人群的变化
商代文字主要掌握在贞人神职集团手中；西周文字扩散到整个贵族阶层。贵族要读懂册命、契约，识字成为贵族必备的素养。
2. 记录目的的变化
商代文字，很多是给祖先、神灵看的档案；西周金文铭文，是铸给现世贵族与后代子孙看的凭证。
3. 思想转向
从商代的“率民以事神”，转向西周的“敬天保民”。人文理性上升，文字的转向，正是这一思想转变的载体。
结语
商朝文字：服务宗教，政治包裹在神事之中。
西周文字：服务宗法政治，祭祀天命作为政治的辅助，文字成为维系分封社会秩序的现实工具。
后来到了春秋战国，简牍大兴，文字进一步用于法令、诸子著述、民间契约，继续沿着西周开辟的“服务人间事务”这条路持续发展。文字从神坛走向人间，从贞人的密室走向贵族的朝堂，又从贵族的朝堂走向更广大的社会。这条道路，正是中国文字世俗化、理性化的进程，也是中华文明从神权走向人文的一个缩影。
汉字真正迈入社会化，应该是从西周逐步加快的。商朝文字主要集中于王室范围，属于神权的工具，而西周则一次到位与贵族集团，再扩大到卿士集团，使得文字有了社会化应用场景，而不是封闭于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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