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到了，一起了解一下这位特殊的幼稚园“园长”|冯玉祥|幼稚园|教师

南昌路，今天上海年轻人钟爱的“文艺小马路”，咖啡馆与老洋房交错林立，梧桐掩映间尽显海派风情。九十多年前，这里一幢寻常的石库门建筑，曾静静守护着一群特殊的孩子——烈士遗孤、革命后代。它就是位于陶尔斐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的大同幼稚园，一个在白色恐怖下悄然运转的“红色摇篮”。这所特殊的幼稚园有着一位特殊的“园长”——中央特科的董健吾同志。

白色恐怖下的红色庇护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大批党员和革命志士或被捕、被杀，或奔走革命、四海为家，一批烈士遗孤、革命后代流离失所、无人照料。1930年3月，为收养和保护这些“红色血脉”，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秘密保育机构，由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互济会”出面，对外以慈善名义开办“大同幼稚园”。幼稚园初设在上海戈登路441号（今江宁路441号，现已拆除），后为让孩子们更加安全、健康地成长，于1931年迁至陶尔斐斯路341号。

“天下为公，是为大同。”这所幼稚园寄托了革命者对未来的理想。园内收托的孩子，大多身份敏感：毛泽东的三个儿子都曾在此短暂生活，蔡和森之女蔡转、恽代英之子恽希仲等烈士后代也先后入园。在最危险的时刻，大同幼稚园帮助投身革命的中共党员解决了后顾之忧，也为革命保存了珍贵的火种。

大同幼稚园部分保育员与儿童合影

非同寻常的“园长”

当时，党中央将开办大同幼稚园的任务交给了中央特科重要成员董健吾。他出生在上海青浦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毕业后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其间曾前往郑州向冯玉祥布道。因为才华出众，精通英语、拉丁语，董健吾得到了冯玉祥的赏识，并结识了冯玉祥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非常时期，董健吾坚定要求入党，刘伯坚和浦化人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1929年，董健吾加入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创办大同幼稚园，正是中央特科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任务。他不仅负责园务管理，还承担起与中央联络、安排儿童转移等职责。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以“牧师”之名行“革命”之实，走出了一条独特而坚定的道路。

董健吾照片

幼稚园设立之时，筹集的款项入不敷出。董健吾毅然变卖个人田产，支撑幼稚园运转。他的妻子郑兰芳也积极参与园内事务，悉心照顾孩子们起居。面对敌人的威胁和巡捕的刁难，董健吾总能用智慧化险为夷。1931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形势十分危急，大同幼稚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党组织决定迅速将幼稚园的孩子们安全转移。1932年初，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毛岸青、毛岸英兄弟无处可去，由董健吾代为抚养。白色恐怖中，董健吾全家冒着巨大风险，为一批革命家庭守护希望。

近百年后的历史回响

大同幼稚园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中，虽然只艰难地运行了两年，但其意义远超一所普通幼稚园。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环境下系统开展革命后代保育工作的首次实践，也是隐蔽战线“护根育苗”行动的重要一环。那些曾在园中嬉戏的孩子，后来大多成长为国家建设的骨干力量——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恽希仲投身航天事业，蔡转扎根神经内科诊疗一线……他们的人生选择，正是红色血脉赓续不息的最好证明。

1987年，经原卢湾区人民政府批准，“大同”之名被重新启用，新园定名“大同幼儿园”，由原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题写园名。2014年，大同幼儿园由南昌路48号迁至复兴中路585号，持续办学至今。

2024年4月10日，南昌路48号迎来新的历史时刻。黄浦区在此举行“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活动，正式将该址挂牌为“黄浦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点”，现场发布短片《大同之道》，还原当年保育工作的惊险与温情。同时，该教育点还被纳入“行走的国家安全思政课”城市漫步路线，成为青少年沉浸式学习红色历史的重要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