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一段关系越痛苦，离开的理由似乎就应该越充分，但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另一种情况。
关系里已经有大量争吵、忽冷忽热、失望和委屈，当事人却并没有因此越来越容易抽身，反而更加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更害怕失去，也更迫切地想让这段关系重新变好。
这并不意味着痛苦本身会制造爱情，也不能简单用「恋爱脑」解释。
亲密关系中的离不开，可能同时受到依恋系统、关系中的奖赏和缓解方式，以及已经投入的时间、情感和现实资源影响。
尤其当关系不断在威胁和修复之间摇摆时，我们有时并不是因为过得特别幸福才抓得更紧，而是因为这段关系越来越频繁地启动一种需求，也就是确认自己还没有被抛下。
依恋系统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当我们感受到威胁、分离或者关系可能失去时，推动我们寻找重要他人的接近和回应。
Simpson和Rholes总结成人依恋研究时指出，压力和关系威胁会明显激活依恋相关的认知、情绪和行为。
而依恋焦虑程度较高的人尤其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放大对拒绝和失去的关注，并采取更强烈的寻求接近和确认的方式（Simpson & Rholes, 2017）。
也就是说，在一段稳定关系里，我们并不需要一天到晚确认伴侣还爱不爱自己，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比较确定。
但当对方开始忽冷忽热，昨天非常亲密，今天突然疏远，我们对关系的关注反而可能迅速增加。
此时我们频繁想起对方，并不一定证明爱情突然变得更深，也可能只是大脑正在不断确认一件变得不确定的事情。
Mikulincer等人通过6项研究发现，依恋焦虑程度较高的人更容易同时存在两种互相拉扯的关系动机。
一方面非常希望亲近伴侣，另一方面又非常担心拒绝，因此会出现更强的关系矛盾感（Mikulincer et al., 2010）。
简单一点理解就是，最痛苦的关系未必是完全没有爱，而可能是既能够提供很强的亲近感，又不断制造失去这种亲近感的威胁。
我们一边想逃离痛苦，一边又更加迫切地想从同一个人那里获得安全。
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见现象。有些人在真正结束一段关系以后，反而会比关系平稳时更强烈地想念对方。
因为离开不仅减少了冲突，也同时切断了过去用来缓解分离焦虑的主要来源。
那个让我们痛苦的人，可能恰好也是过去最常用来结束这种痛苦的人。于是，「ta让我难受」和「我想找到ta让我好受一点」可以同时成立。
这也和我们的奖赏系统有关。
人对奖赏的反应并不只取决于奖赏有多好，还受到奖赏什么时候出现、能不能预测的影响。
在亲密关系里，如果一个人持续稳定地善待我们，关系虽然重要，但很多互动逐渐变得可预测。
另一种关系则可能完全不同，冷淡几天以后突然非常温柔，争吵后突然承诺改变，长时间忽略之后又给出强烈的关注。
在虐待或强控制的关系里，有一个经常被大众心理学使用的概念叫作创伤联结（traumatic bonding）。
Dutton和Painter早期对已经离开虐待关系的女性进行研究，发现权力不平衡以及间歇性的虐待，与离开以后仍然存在的强烈情感依恋有关（Dutton & Painter, 1993）。
换句话来说，如果痛苦和温柔不断交替，偶尔出现的和好、承诺和照顾可能变得格外有分量，因为它不仅带来快乐，还结束了前一段时间的高度痛苦。
但这里需要非常谨慎。创伤联结理论主要用于解释存在虐待、控制和明显权力不平等的关系，不能只因为一段恋爱忽冷忽热，就直接给它贴上「创伤联结」的标签。
目前这个概念的实证基础也远没有社交媒体上的说法那么普遍和确定。普通关系里的难以离开，还需要同时考虑依恋、投入、替代选择以及现实条件，不能全部用一个机制解释。
不过，即便不使用创伤联结这个概念，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痛苦之后的好」特别容易让人留下。
当我们已经连续几天不安，对方终于重新亲近，那一次回应不仅是一次普通的温柔，它同时带来了巨大的松弛感。
于是，我们可能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关系重新变好的时刻，并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期待，只要再坚持一下，那个熟悉的好状态也许还会回来。
这时候最容易发生的认知偏差，是用关系中最好的时刻判断这段关系的潜力，却用最坏的时刻解释成暂时例外。
而且，一段关系值不值得继续，并不是只由当前满意度决定的。
投资模型（Investment Model）认为，关系承诺主要受到三类因素影响，包括关系满意度、其他可选择关系或生活的质量，以及我们已经投入了多少无法轻易收回的资源（Rusbult, 1980）。
一项研究发现，关系满意度、已经投入的资源以及对其他选择的评价，都与承诺程度稳定相关，其中投入越大、替代选择看起来越差，人越容易继续维持关系（Tran et al., 2019）。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只有在「这段关系让我很幸福」时才会舍不得离开。
有时候真正拉住我们的，是已经谈了很多年，共同拥有朋友、房子、宠物和生活规划，或者已经为了这段关系牺牲过很多东西。
如果离开意味着这些投入似乎全部失去，继续留下就很容易被体验成「至少还有机会把以前付出的东西救回来」。
这种机制在明显有伤害性的关系里同样存在。
Rusbult和Martz研究遭受伴侣暴力的女性时发现，更高的投入以及更差的经济和现实替代选择，会让人更容易返回现在的伴侣身边（Rusbult & Martz, 1995）。
有时候我们问一个人「ta对你这么差，为什么不走」，其实默认了离开只是一项情感决定。
但对当事人来说，离开可能意味着住房、收入、孩子、社交圈、身份认同以及多年生活计划同时需要重建。
即使不存在这些现实约束，承认「我投入这么久的关系可能真的不会变好」，本身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越痛苦反而越离不开时，比继续追问「我是不是还太爱ta」，更有用的是把这股力量拆开看。
如果一段关系只是处在普通的困难期，这些问题可以帮助双方重新调整互动。
但如果已经存在持续羞辱、威胁、经济控制、身体或性暴力、跟踪以及让我们明显害怕拒绝或离开的行为，那么优先考虑的就不再只是关系修复，而是安全和外部支持。
亲密关系中最让人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情感强度和关系质量并不总是同步。
一个人可以让我们产生极其强烈的情绪，却未必能够提供稳定、安全和相互尊重的关系。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离不开ta」并不能单独回答「这段关系值不值得继续」。
有时候，真正需要观察的不是自己离不开的感觉有多强，而是每一次终于靠近对方以后，我们究竟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关系，还是只是暂时结束了上一轮害怕失去对方的痛苦。
作者/小樋山
编辑/壹点灵主创团
插图来源/Pinterest
文章来源/https://www.ydl.com/
参考文献
Dutton, D. G., & Painter, S. (1993). Emotional attachments in abusive relationships: A test of traumatic bonding theory.Violence and Victims, 8(2), 105–120.
Edwards, K. M., Gidycz, C. A., & Murphy, M. J. (2015). Leaving an abusive dating relationship: A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investment model an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0(16), 2908–2927.
Mikulincer, M., Shaver, P. R., Bar-On, N., & Ein-Dor, T. (2010). The pushes and pulls of close relationships: Attachment insecurities and relational ambivalenc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3), 450–468.
Rusbult, C. E. (1980). Commitment and satisfaction in romantic associations: A test of the investment model.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6(2), 172–186.
Rusbult, C. E., & Martz, J. M. (1995). Remaining in an abusive relationship: An investment model analysis of nonvoluntary dependence.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1(6), 558–571.
Simpson, J. A., & Rholes, W. S. (2017). Adult attachment, stress,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s.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3, 19–24.
Tran, P., Judge, M., & Kashima, Y. (2019). Commitment in relationships: An updated meta-analysis of the Investment Model.Personal Relationships, 26(1), 15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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