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正在重新部署干部，王世英被任命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这个职位看似属于参谋系统，背后却连接着地下工作、情报联络和统战斗争。若按他的资历留在军队，1955年授衔时，确有机会进入上将甚至更高一级的讨论范围。
王世英的特殊之处，不在于亲自指挥过多少场战役，而在于长期处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1925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底，受组织派遣前往南京开展秘密工作，承担联络、情报和组织发展等任务。
那时的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密布，地下党员稍有不慎便可能暴露。王世英在危险环境中收集军事、政治情报，并设法在国民党内部建立联系。红军长征期间，他仍留在国统区工作，为中央提供了不少重要信息。
1934年，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王世英没有立即撤离，而是组织力量营救被捕人员，并追查叛徒。第二年，他又设法将上海一批地下党员转移出去。这些人后来有的进入党政军重要岗位，地下交通线的价值，也由此显现出来。
有意思的是，王世英的工作并不局限于上海。1936年，他受命与杨虎城部以及第二十九军建立联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西安事变前后，各方关系复杂，任何一次联络都可能引发误判。王世英在其中承担的，是传递信息、沟通立场和争取合作的具体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又参与了同阎锡山方面的统战与情报联络。山西局势牵动华北战场，八路军既要抗击日军，也要处理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王世英掌握的情况，为判断阎锡山的态度、应对蒋介石方面的军事压力，提供了帮助。
1945年，王世英出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这个任命，说明中央对其综合能力已有明确判断。他熟悉军政关系，了解国统区情况，也有多年处理秘密工作的经验。参谋岗位不只负责作战计划，同样需要掌握敌情、协调部队和研判政治形势。
因此，关于他错过1955年授衔的讨论，不能简单理解为“少授了一枚军衔”。新中国成立后，王世英转任山西省副省长，属于地方政府系统。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时，授衔对象主要是现役军队干部，像他这样已经转入地方工作的老同志，通常不再参加军队授衔。
若当时继续留在军队，按照他的革命资历、抗战时期职务和长期情报工作经历，获授中将具有较大可能，上将也并非没有依据。只是这种推测只能作为历史比较，不能当成已经发生的事实。
真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位经历过白色恐怖考验的老干部，后来却在特殊年代遭到关押。王世英曾在延安整风期间为一些受到怀疑的同志辩护。那些同志来自国统区，身份审查较为复杂，有人被迫作出违心承认。王世英认为，审查必须以事实为凭，不能靠逼供定案。
这类做法使他同康生产生了尖锐冲突。后来，王世英的老部下王超北被指为“内奸”，王世英仍据掌握的情况提出异议。抗战最困难的时候，王超北曾为延安运送电台等物资，王世英据此认为，不能仅凭怀疑便否定一个人的历史表现。
他曾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也多次为王超北申辩。用今天的话说，这不是一句口头求情，而是在政治压力下留下书面材料，为被审查者提供证据。这样的坚持，进一步加深了他同错误审查做法之间的矛盾。
王世英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则发生得更早。1938年，针对江青的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他曾向中央反映情况，对这桩婚事持反对意见。此事后来成为双方长期积怨的一个源头。不过，关于其中细节，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能够确认的是，王世英确实因此受到长期排斥和打击。
1967年10月，王世英被抓走审查，家中也遭到抄查。生活条件随之恶化，住宅的供水和取暖都受到影响。即便如此，他没有承认那些强加给自己的罪名。1968年1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下大意是：过去在国民党监狱中没有屈服，如今也不会屈服，相信组织终会查清事实。
1968年2月，病情严重的王世英被送往日坛医院，审查并没有停止。有人要求他写材料诬陷刘少奇，他拒绝照办。3月26日，王世英病逝，终年63岁。一个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老党员，最终没有倒在敌人的刑讯下，却在内部政治风暴中带着冤屈离世。
1979年，中央为王世英平反，肯定他一生坚持真理、忠于党的贡献。后来，他的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与朱德、彭德怀等老同志相邻。军衔没有落到他名下，但他在地下战线、统一战线和八路军总部留下的履历，早已构成另一种无法用肩章衡量的历史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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