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广东英德土改现场，几名农民把一纸请示送到工作组手里，要求将莫雄押回原籍公审，甚至提出枪决。此时的莫雄，已经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的一名参事。没有人知道，这位看起来有国民党高级军政履历的老人，曾在红军最危急的关头，冒险把一份绝密情报送进了中央苏区。
事情并不简单。
在农民眼中，莫雄曾任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大官”。土地改革期间，群众依据掌握到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身份提出处理要求，这种判断并非凭空而来。问题在于，公开身份背后，还有一段长期隐藏的地下工作经历。
真正改变莫雄命运的，是1934年秋天庐山附近那场秘密军事会议。
当时中央苏区范围已经大为缩小，国民党军队正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日期、规模和部分军事数字，后来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莫雄在回忆中反复提到，会议传达了一套针对中央苏区的严密部署，核心目标是压缩红军活动区域，依靠碉堡、铁丝网和逐步推进的兵力，形成封锁和围歼。
这份计划让莫雄感到不安。
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曾经相当密切。1922年，蒋介石在桂林一带遇险，时任粤军军官的莫雄率部前往解围，两人由此结下交情。蒋介石后来重用莫雄，也与这段经历以及莫雄过去的作战能力有关。
但私人交情并没有消除政治分歧。
1925年廖仲恺遇刺后，粤军内部受到冲击，蒋介石借机整顿军队，莫雄所属部队被缴械，他本人被迫前往澳门。莫雄由此看清了蒋介石的政治手段，也逐渐与其离心。此后，他虽仍处在国民党体系之内，却已不再把蒋介石视为可以托付的政治人物。
1930年前后，莫雄在上海与旧部刘哑佛重逢。刘哑佛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又介绍他认识严希纯、项与年、卢志英等人。几次接触后，莫雄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经过研究认为，他在国民党内部资历深、交际广，留在原有位置上更便于开展工作，于是建议他暂不入党。
“党欢迎你的要求，但你留在外面，作用可能更大。”
莫雄接受了这个安排。他没有组织身份，却开始承担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利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的信任，为中共提供情报和掩护。
蒋介石并不知道这些变化，反而把莫雄派到“剿共”一线。莫雄掌握着任用下属的便利，便将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等地下党员安排进自己的机构。表面上，这是国民党的行政和军事班子；实际上，重要岗位已经被地下党掌握。
有意思的是，莫雄还曾制造过一场“剿匪胜利”。红军提前转移，莫雄方面随后上报战果，蒋介石不仅没有察觉，还给予嘉奖。这种看似普通的军政成绩，反而进一步增加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
因此，莫雄才有机会接触庐山会议的机密文件。
会议结束后，他连夜返回德安，立即召集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等人商议。完整文件不能直接送出，地下党便把兵力部署、进攻路线和指挥设置等关键内容，用密写药水抄录在学生字典上，再设法送往中央苏区。
承担送信任务的是项与年。
为了躲过沿途盘查，他把自己装扮成乞丐，甚至故意毁伤面容，使敌军哨兵不愿靠近。四本密写字典被藏在污秽袋子里，上面还放着馊食物。项与年一路忍受伤痛，穿过封锁线，最终把情报送到周恩来手中。
这份情报的价值，不在于一纸文件本身，而在于它让中央红军提前看清了国民党军的作战意图。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军未能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但成功跳出了敌军预设的包围圈。莫雄传出的情报，至少为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多年以后，这段经历却没有写在莫雄脸上。
1949年，叶剑英准备赴广东工作时，毛泽东曾特别交代，要设法找到莫雄，并说明他是“党的老朋友、老同志”。叶剑英到广东后，安排莫雄进入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这个安排，既考虑到莫雄的历史贡献，也体现了对特殊地下工作者的辨识与保护。
可是，档案不会自动替人解释，群众也不可能凭空知道全部内情。
1951年英德土改期间，莫雄因公开履历被当地群众视为国民党旧官僚。要求押解、批斗乃至枪决的请示逐步上报，危险迫在眉睫。抗日战争时期与莫雄相识的古大存当时担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员会主任，得知消息后立即为他申辩，并直接向叶剑英报告。
叶剑英听完，马上下令：
“刀下留人！”
莫雄因此获救。那场风波中，农民并没有掌握全部事实，执行土改的基层干部也只是依据已知材料办事。真正起作用的，是党内保存的秘密档案、地下工作者之间的联络，以及古大存和叶剑英对这段历史的准确记忆。
莫雄终身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却在国民党内部为中共工作多年。1951年那场险些要了他性命的误会，也从侧面说明，地下斗争留下的功劳，往往不能及时公开，更不能轻易写在一个人的履历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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