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下旬，北京，88岁的朱德从康克清口中得知，唯一的儿子朱琦已经去世十天。老人沉默了片刻，声音发颤地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这句话很短，却让在场的人都难以承受。
朱德当时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不算好。家人起初没有把消息告诉他，是担心丧子之痛会加重病情。康克清从天津回来后，也一直没有开口。直到追悼会办完十天，事情再也瞒不下去，她才把实情告诉朱德。
朱琦是在天津病逝的。长期的劳累，加上早年负伤留下的病痛，使他的身体越来越差。1974年6月10日，他在家中突然感到胸部不适，身边的人赶紧扶他休息，并通知赵力平回家。遗憾的是，妻子赶到时，朱琦已经离世。
康克清说完消息后，朱德没有立即发火，只是低头坐着。过了一会儿，他才哽咽道：“我就他一个儿子，年纪轻轻就走了，太可惜了。”对于一位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将来说，这一刻没有战场上的坚硬，只有一个父亲失去儿子的痛楚。
朱德与朱琦之间，曾经有过很长的分别。
朱琦出生于1916年。朱德早年长期在外从事革命活动，父子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朱琦主要由继母陈玉珍抚养长大，父亲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更多时候是一个只能从别人谈话和书信中听到的名字。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琦一度被国民党方面征召。特殊环境下，他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后来，在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朱琦被安排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随后前往延安。
分别十多年后，父子终于见面。朱琦走进朱德的办公室时，朱德一眼认出了他，激动地说道：“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这不是普通的寒暄，而是一个父亲对失散多年骨肉的确认。
但朱德并没有因为朱琦是自己的儿子，就把他留在安全的地方。1938年，朱琦从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被送往前线。有人劝朱德，家中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何必让他去冒险。朱德回答：“我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
这句话后来常被人提起，容易被理解成严厉。实际上，朱德对儿子并非没有感情，恰恰因为有感情，他才不愿让朱琦以特殊身份躲在后方。革命队伍讲究纪律，干部子女也不能凭关系获得例外，这一点在朱德那里看得很重。
朱琦在战斗中负伤，腿部留下残疾，后来转到抗日军政大学系统工作。延安时期，他与赵力平相识。赵力平起初顾虑很多，担心自己只是普通战士，和朱德的儿子成婚后会承受额外压力。康克清了解她的想法，曾帮助她消除顾虑。1946年3月，朱琦与赵力平结婚。
新中国成立初期，朱琦没有借父亲的名望谋求轻松职位。后来他被调往石家庄铁路系统，朱德得知后，特意叮嘱不要让儿子一开始就担任管理工作。朱德认为，铁路工作有自己的专业要求，没经验就应当从基层学起。
于是，已经34岁的朱琦从机车学习和基础工作做起，跟着技术人员熟悉业务，后来成为铁路司机。身份特殊，却没有摆架子，这是朱琦留给身边同事最深的印象。他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轰轰烈烈的战功，却在普通岗位上完成了自己的责任。
朱德一生清廉自守。1955年实行军衔制后，他被授予元帅军衔，却坚持不领取元帅工资。对儿子的安排，也延续了同样的原则：不能因为是朱德的儿子，就享受别人没有的待遇。
1969年后，朱琦先后到外地参加劳动和工作，身体状况持续恶化。早年战伤、长期劳累和心脏疾病叠加在一起，最终使他在1974年6月离开人世。康克清没有及时告诉朱德，本意是保护老人，却没有想到朱德最难过的，正是亲人替他作了决定。
得知赵力平仍在天津工作后，有人建议把她调到北京，陪伴朱德和康克清。朱德却没有强求，只说天津的工作和群众基础都不错，贸然调动未必合适。对这个儿媳，他没有把她当成需要照料的遗属，而是尊重她原有的生活和工作安排。直到赵力平后来离休，才调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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