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南京雨花台，罗登贤被国民党当局押赴刑场。此前，他已在狱中被关押数月，审讯者反复逼迫他交代组织关系、革命同志和党的工作安排。罗登贤没有屈服，最终牺牲，年仅28岁。
这位广东南海人，留给后人的印象，并不只是一个“被捕遇害”的名字。东北抗日武装的早期筹划、上海工人运动的恢复，以及地方党组织的重建，都曾留下他的足迹。
罗登贤出身工人家庭，青年时期便在香港参加工人运动。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他积极投入其中，在斗争中逐渐显示出组织工人、发动群众的能力。那时的罢工，并非简单的停工抗议，而是牵动交通、商贸和社会生活的大规模政治行动。
有意思的是，罗登贤并不是从军事岗位起步的。他最熟悉的，是工厂、码头和工人居住区。正是这些经历，使他后来在组织武装时，格外重视群众基础和基层联络，而不是只依靠少数骨干。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广东局势迅速恶化。罗登贤转到广州开展工作，先后参与广州市委和广东省委的事务，后来还担任广东赤卫队第一联队联队长。广州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加剧，他又转赴上海，承担更艰险的地方组织工作。
当时的上海，工人数量庞大，却处在严密控制之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交通联络随时可能中断。罗登贤接手江苏省委工作后，没有把力量停留在城市内部，而是借助蒋桂战争造成的政治缝隙，在徐州、通海等地联系群众、组织游击力量。
“不能只守在城市里。”这是他这一时期工作思路的真实写照。通过恢复基层支部、发展党员、建立秘密交通线，江苏一带的革命力量逐步重新聚拢。到1929年，相关武装组织和地方党组织都有明显发展，他也因此受到中央重视。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罗登贤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候补委员。这一安排，说明他已经不再只是地方工运干部，而是进入了党的重要领导骨干行列。不过，东北局势的骤变，很快改变了他的工作方向。
九一八事变发生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后，东北各地相继陷入危急状态。中共中央随即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部署，罗登贤被派往满洲，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
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于1927年10月，管辖范围覆盖东北广大地区。它面对的不是普通地方工作，而是日本殖民统治、地方军阀势力和国民党控制力量交织形成的复杂局面。党组织一旦暴露，人员便可能被捕，交通线也随时会被切断。
罗登贤到任后，一面整顿省委系统，一面联络东北军中的进步力量，并推动各地建立抗日武装。1931年冬至1932年间，南满、东满和北满的抗日斗争逐渐发展起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人后来都成为东北抗日武装的重要领导者。
严格说来，东北抗日联军这一正式名称和统一建制形成于1936年，不能把此前所有队伍直接等同于后来意义上的“抗联”。但从组织动员、干部培养和武装准备来看，罗登贤确实属于东北抗日武装最早的推动者之一，称其为东北抗联早期创建工作的重要奠基人，并不为过。
1932年，他奉调回上海，继续负责全国工人运动和工会方面的工作。东北的工作并没有因此中断，早期建立的联络关系、干部网络和斗争经验，继续在各地发挥作用。遗憾的是，严密的地下斗争同样意味着极高风险。
1933年3月，罗登贤在上海被捕。此后，他被关押在南京，敌人试图利用酷刑和利诱迫使他供出组织情况。罗登贤始终拒绝合作。8月，他在雨花台遇害。
与罗登贤共同承担革命风险的，还有他的妻子周秀珠。她是广东番禺人，早年参加革命，曾在江苏、满洲等地从事秘书、妇女工作和组织工作。罗登贤负责外部斗争时，周秀珠常常承担文件传递、机关联络和内部协调，工作看似琐碎，却直接关系到组织能否运转。
周秀珠后来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并在北方局、南方局等机构从事妇女工作。她曾参加中共六大，长期活跃在党的妇女工作和地方组织建设中。罗登贤牺牲后，她仍继续工作，先后在武汉有关工厂和妇女组织任职。
1970年12月20日，周秀珠因病在武汉去世，终年60岁。她与罗登贤的经历，一人更多出现在东北抗日武装和工人运动的前线，一人长期守在党的妇女工作与组织岗位上，留下的是同一代革命者在不同战线上承担责任的两种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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