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随便翻开一部研究张学良的著作，大陆的、台湾的、海外的，注释里都会反复出现同一个名字：司马桑敦。
可这个名字的主人是谁，别说普通读者，很多治民国史的青年学者恐怕也答不上来。
司马桑敦，本名叫王光逖，1918年生于辽宁金县，一个二十岁就落进日本殖民者手里的东北青年，做过哈尔滨《大北新报》的副刊主编，组织过抗日游击队，蹲过伪满的监狱，九死一生出来后辗转去了台湾，当过海军官校的政工教官，又当了多年《联合报》驻日本特派员，拿了东京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晚年移居洛杉矶，1981年客死他乡。
他写过小说《山洪》，写过散文《生之铁门》，都没能传世。真正让他死后三十多年还在被两岸史学界当史料用的，只有一部书：《张学良评传》。
这部写张学良的书里，写得最用力、引得人争论最久、也最能看出作者底力的章节，主角偏偏不是张学良，而是张学良前半生那个真正的灵魂——郭松龄。
司马桑敦凭什么能给张学良立传，又给张学良的恩师兼挚友郭松龄画像？凭的是他这一身东北旧人的履历。他不是坐在书斋里翻档案的学者，他是从奉系末期那摊浑水里蹚过来的人，见过帅府的人，听过旧军人的口耳相传，又在日本多年，能把奉系和日本的关系放在台面底下看。
他写郭松龄，第一件事是把这个人怎么进的张家的门交代清楚。
郭松龄早年是同盟会会员，追随过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后才回到奉天，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当战术教官。
1919年张学良进讲武堂炮兵科，两人在讲堂上相遇。司马桑敦对这段师生缘的分析后来被大陆《张学良传》整段引用，注释标明出自他参与撰写的《张老帅与张少帅》：郭松龄”博学多识，风貌堂堂，一下子便征服了听讲的张学良”；他是”好学深思型的人物，生活上律己很严，不吸烟饮酒，虽是职业军人，但书卷气很重，遇事讲原则，理想的格调很高”；而张学良恰恰相反，“生活浪漫、耽于享乐”。
司马桑敦的判断是：张学良”偏偏喜欢追求一种为他自己所付诸缺如的性格的一型人物”，郭松龄年长他十九岁，做过他的教官，正是张学良”所需要的亦师亦友的理想人物”。
这个判断后来的应验程度，超出了司马桑敦自己当年的想象。张学良晚年口述，确实一辈子念着这份情，说自己跟郭松龄”睡一铺炕，在一间屋办公”，把行政管理、训练、人事任免的大权全交出去，逢人便讲”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奉军内外当时盛传”郭是张的灵魂”。
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完，张学良自己承认：“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
六十年后他还说”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
司马桑敦写下”亦师亦友”四个字的时候，这些材料都还锁在当事人的肚子里，他是先写出来的。史识这两个字，就是这么体现的。
第二件事，他没有把郭松龄写成天生的反将，而是写出了这个人的失意是怎么一寸寸攒出来的。
他写张作霖在讲武堂开学典礼上当众讥刺郭松龄：“郭教官，你不是到南方去革命了吗？为什么回来了呢？”
他写郭松龄练兵成绩冠于各军，却”忌之者亦日众”，同僚讥他”纪律虽佳，未必善战”。
他写第二次直奉战争山海关正面血战是郭松龄的第三方面军啃下来的，论功行赏时郭却地盘无份，杨宇霆、姜登选分据苏皖，安徽督办的位子落了空，郭松龄去找张作霖理论，张作霖只敷衍一句”你还是在我手下，对练兵贡献力量吧”。
这一笔笔的冷遇，大陆后来出版的《张学良传》、武汉大学学报那篇《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初探》，都一条条引用印证过。可以说，今天关于郭松龄反奉前史的基本叙事框架，相当一部分就是司马桑敦搭的。
司马桑敦写郭松龄，真正的重头戏在1925年12月。
郭松龄11月23日在滦州通电，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打出”拥张学良、讨张作霖、惩杨宇霆”的旗号，一路打到奉天城下，最后败在日本关东军的直接干涉之下——关东军限制南满铁路运兵、轰炸郭军阵地、在巨流河一线直接出手，都是有案可查的。
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被俘，25日与妻子韩淑秀在老达房就地被枪决，遗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曝尸三日。
张学良从前线回来跪到张作霖面前请罪，司马桑敦用他小说家的笔记下了帅府那一幕：张作霖”立刻咆哮如雷，连哭带骂，拿出手枪，就要打死他儿子”，哭着骂道：“你这个小子，结交匪类，闯下滔天的大祸……我不打死你这小子，对不起老弟兄，对不起老百姓！”张作相、吴俊陞慌忙跪下求情：“老帅若不饶了学良，我们不敢起来。”张作霖这才撂了枪。
紧接着，司马桑敦抛出了全书流传最广、也争议最大的一段论断：从此以后，张学良”真的韬光养晦，尽量投其父所好而为”，“郭松龄之死使得张学良推崇的偶像幻灭了，他气质中那股待人的热诚也一时消失了，如今，他唯一的偶像，就是他的老子，他只有服从于这一个偶像。”——这就是所谓”幻灭论”。
司马桑敦的依据也不是空穴来风：郭松龄起兵时张学良曾复信，“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弟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兵败之后，张学良1926年6月1日致饶汉祥的信里自己承认：“弟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年冬，举事卤莽，自取灭亡……此事前不能察觉预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悼痛曷极！”
多份回忆材料还提到，郭松龄死后张学良”感慨多端，不免藉物消愁”，一度染上鸦片嗜好。
1981年”九一八”五十周年，张学良在台北还对《联合报》记者说了一句惊人的假设：“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个少帅对死去的部下念到这个份上，说偶像幻灭，并不过分。
但拍案反对的人立刻就站出来了，而且这一吵就是三十年。
大陆后来出版的几部《张学良传》，一边整段整段引司马桑敦的材料，一边专辟篇幅批他的”幻灭论”。
批者的理由很硬：如果郭松龄一死，张学良就拜父亲为唯一偶像、从此言听计从，那他后来干的事怎么算？劝父亲停战息兵、整肃杨宇霆、东北易帜、兵谏蒋介石——这些哪一桩是”幻灭消沉”的人干得出来的？
批者有一句话说得相当有力：张学良不是消沉了，而是”走上了郭松龄之路，而且走得更远”，“用’兵谏’影响乃父……完成了郭松龄未完成的遗志”，是”奉军中的新的郭松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个批评传回台湾，也有研究者部分接受，认为司马桑敦作为自由主义作家，太爱用”偶像—幻灭”这种心理剧的结构写人物，把张学良当文学人物写，低估了政治人物的现实算计。
这场笔墨官司背后，其实还压着一个更大的定性问题：郭松龄到底算什么？
时人有”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说法，《向导》当时也持此论；张作霖一方则斥其为”郭逆”，以怨报德，死后曝尸、照片遍发东三省。
郭松龄反奉，是”犯上作乱”，是军阀混战，还是带有反帝爱国色彩的内部革新？几十年里莫衷一是，武汉大学那篇论文干脆把三种说法并列摆出来再逐一考辨。司马桑敦的立场毫不含糊：他写郭松龄反奉”出于公心，并非为个人争权”，写他通电日本公使声明张作霖与日本的密约”概不承认”，写他宁可速败也不肯拿主权换关东军的支持。这是全书里感情最浓、也站得最稳的部分。
今天来看，司马桑敦对郭松龄的评述，老黑认为大体是七三开。
七成是对的，而且是对得很难得的那种对。张郭关系的本质——“亦师亦友”、“郭是张的灵魂”——被张学良自己的口述完全证实；帅府骂子那场戏，材料上站得住，和张作霖的草莽做派、奉军内部的袍泽关系严丝合缝；郭松龄的人格刻画——律己、讲原则、不为利诱、宁死不接受日本援助——与今天大陆学界依据《郭松龄反奉》文集和文史资料得出的结论高度一致；坚持把失败主因记在日本干涉账上，也比当年”郭逆谋叛、自取灭亡”的官式说法更接近事实。
剩下三成，是他作为文人的执念带来的偏差。
一是”幻灭论”确实有些过头，把张学良1926年初一段时期的心理状态，放大成了此后大半生的底色，用一个漂亮的文学结构裁剪了复杂的历史人物。
二是对郭松龄的阴暗面手软：杀姜登选、与韩麟春形同水火、驭下过严而恩信不足、起兵时私结冯玉祥又信了拥兵观望的李景林，这些导致军心涣散、盟友内讧的关节，他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归入”时运不济”。
张学良自己那句”举事卤莽，自取灭亡”的痛心评语，恰恰说明郭松龄作为统帅在政治上的天真，是他失败的内因，不能全推给日本人。
三是对身后影响的估计偏窄，只看到了张学良个人的伤痛，没看到这件事整个动摇了奉系的政治基础，王永江等老成省长引退、奉系由盛转衰、张作霖越来越离不开日本，这条通向1928年皇姑屯的因果链，是后来史家补上去的，不能苛责一本八十年代的评传，但终究是它的缺口。
司马桑敦自己没看到这本书后来引发的这些争论——他1981年就死在了洛杉矶，书是死后第五年才出的。
一部作者没能见到的书，骂它的人引了三十年，念它的人也引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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