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0日，叶挺将军诞辰130周年。澳门没有简单办一场纪念仪式就翻篇，而是同步启动了一项跨机构专项研究。
参与方名单不短：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澳门叶挺研究会、澳门博物馆、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
把这串机构放在一起看，澳门这次要做的不是“再展示一些老照片”，而是把叶挺1932年至1942年在澳门寓居的十年，当成一个系统化学术任务来推进。而这项研究最直接的靶向标，官方表述说得很白——打破“澳门无红色历史”的片面认知。
这里有三层问题值得拆开来细看：为什么这个认知会被一再提及？这次专项研究的真实分量在哪？从历史挖掘到厚植爱国爱澳价值，传导路径究竟怎么跑通？
从政策设计的角度来看，时间节点的选择不是偶然
2014年5月，叶挺将军故居正式对外开放，那是澳门第一个围绕叶挺的固定纪念载体，活动核心是“场馆启用”。2025年12月，故居完成修缮重新开放，增设叶挺将军铜像，展览拓展为四个主题板块，此时恰逢叶挺独立团成立100周年，活动核心是“场馆升级+实物纪念载体揭幕”。
到了2026年9月这一次，活动的性质变了——启动专项研究+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参与方从此前的本地文博机构，扩展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史学研究单位，这是此前澳门叶挺纪念活动中从未出现过的配置。
专题学术研讨会现场参会各方人员就位开展会议
从场馆开放到场馆升级，再到学术研究正式立项，这条时间轴走了整整十二年。选择在130周年节点启动，不是因为“到了整数年份就该纪念”，而是前期的载体建设、史料梳理、矩阵串联已经积累到了可以做系统研究的地步。
澳门在2025年12月明确提出，叶挺将军故居将与冼星海纪念馆、林则徐纪念馆等文博场馆串联，共同颂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2026年8月，“澳门历史探游记”文旅体验路线即将推出，叶挺将军故居成为三大核心点位之一，在正式研究启动前做了公众触达的预热。
这些铺垫齐了之后，专项研究才落地。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澳门缺乏红色历史”这个说法到底被什么事实打破
专项研究聚焦的核心内容已经公开披露：叶挺1932年至1942年寓居澳门贾伯乐提督街76号，这十年里，这栋住宅不只是生活居所，更承担了抗日联络据点的功能。
叶挺在这里广泛接触李济深、蔡廷锴等抗日人士，组建“亦缘”俱乐部作为反蒋抗日聚会点；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从这座故居出发，奔赴内地出任新四军军长。
更关键的节点是中间人的存在。1935年9月，中共安排地下党员柯麟医生全家迁居澳门，任务明确——在澳门与叶挺保持联络，同时照顾他的家庭。中共的指示由柯麟及时传达到叶挺。
镜湖医院慈善会保存的5400件原始文献中，包含了这段联络工作的直接记录，这些档案已于2025年12月申报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所以“澳门缺乏红色历史”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选错了参照系的说法。澳门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正面战役，这种“缺位”的感觉来自人们用大陆敌后战场的标准去衡量它。但澳门承担的恰恰是另一条战线：联络中枢、人员掩护、物资转运、情报传递。
抗战时期港澳爱国华商通过海上运输线运送的战略物资总量，是赫赫有名的“驼峰航线”的十倍以上。这不是“缺乏”，是“形态不同”。
叶挺在澳门的活动，也不是孤立个案。这次专项研究同时覆盖了叶挺感召下的澳门同胞抗日救亡轨迹——“组建救亡团体、筹集抗战物资、掩护革命志士”。
此前出版的全十册《澳门珍藏抗战时期历史资料丛编》，已系统收录了抗战时期澳门不中立、不缺位的史料证据，并于2025年底同步在澳门和内地发行。
《澳门珍藏抗战时期历史资料丛编》新书发布现场合影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研究如何传导到“厚植爱国爱澳价值”
这里需要看的是近三年的密集动作链。2025年9月，“抗战史讲习班”开进澳门科技大学课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主讲，单场线上线下参会约3500人。2025年10月，纪念《义勇军进行曲》创作9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涵盖图片展、校园讲座、文艺汇演。
2025年12月，《永恒的勋章——澳门抗战纪实》出版，系统梳理澳门全民抗战史实，并同步启动“寻找澳门人的抗战足迹计划”。2026年5月，第七届澳门中学生历史知识竞赛举行，37所学校、163支队伍、630名学生参加，首次有国际学校参与。
2026年6月，“光影课堂中的红色传承”青年电影观赏会，以长征史实为载体向青少年开展爱国教育。
光影课堂中的红色传承青年电影观赏会现场合影
每一个环节都在把红色历史“非遗产化”——历史不是锁在纪念馆玻璃柜里的东西，而是可讨论、可参与、可传播的教学内容。将研究成果转化为面向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是这次专项研究公开表述中传导链的最终落点。
更大背景上，“澳门记忆”文史项目的数字可以提供一个参照：网站浏览量近500万，数据库积累约4.5万条历史文化资料，社交媒体帖文触达超224万读者，主题活动覆盖澳门近90%的学校。
当一个城市的公众历史记忆工程已经渗透到这个密度，“专项研究→教育转化→公众认知”的传导路径就不是理论设计，而是已有基座支撑的工程。
三个视角并置之后，关键问题浮现：这次专项研究到底改变了什么
澳门此前围绕红色历史做了很多事——场馆修缮、展览策划、书籍出版、文旅路线推广。但这些动作的性质是“展示已有成果”：把已知史料用更好看的方式摆出来。
这次专项研究的本质是从“展示”切换到“挖掘”——把叶挺在澳门的十年活动脉络作为尚未被充分研究的问题，投入跨域学术力量去系统推进。
明知已有叶挺故居、冼星海纪念馆等载体，明知道“澳门记忆”项目已经积累了数万条数据，为什么还要专门启动一项新研究？因为展示和教育的基座已经有了，但要让“澳门有红色历史”这句话从“列举零散事实”升级为“拿出系统化学术确证”，中间缺的那一环正是专项研究。
学术研究是公信力的压舱石，也是之后教材编纂、课程设计、公共叙事的权威来源。
这次研究真正的升级不在规模大小，而在于参与方的级别——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介入，意味着澳门红色历史的梳理不再只是本地文化部门的工作，而是被纳入了国家史学研究的体系内。
这项研究的初始化周期和预期成果体量尚未公开披露，但从机构配置来看，它所锚定的方向是清晰且不收窄的。
“澳门无红色历史”是一种以“枪炮规模”为唯一标尺的误读。但澳门拿出的回应，不是喊口号驳斥，而是把叶挺十年寓居的每一环活动、每一条联络线、每一个被感召参与救亡的本地名字，放进了学术研究的框架里去逐一确证。
当一项研究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和澳门本地的史学研究机构联合推动，它就已经不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项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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