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18日，北京，已经被停职审查的刘传新得知，次日将有一场公开批判会等待着自己。这个曾经掌握首都公安系统大权的人，没有走进会场，而是选择了自杀。消息传出后，许多人感到震惊：一个参加革命近四十年的老干部，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刘传新1921年出生于河南永城。1938年，他参加学生运动和地方抗日游击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有一定文化基础，他很快承担起宣传工作，后来随部队编入新四军第六支队，担任过连队政治指导员。
抗战、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期间，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他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七十三团政治处主任，后来担任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一八三团政治委员。入朝作战后，又在志愿军中担任师政治部主任、政委以及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这类履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颇受重视。1952年，第二十七军回国后驻扎江苏无锡，刘传新转入南京军区系统工作。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那时的他，是一名有战功、有资历、也有较强组织能力的军队政工干部。
转折出现在特殊年代。
1967年前后，北京市公安机关实行军管，刘传新由南京军区推荐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系统，先后担任重要职务，后来成为北京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之一。公安机关关系社会秩序，一旦被政治运动裹挟，造成的后果往往比普通单位更严重。
遗憾的是，他没有把手中的权力用于恢复秩序，反而积极参与扩大化审查。军管初期，他曾提出，北京市公安局过去的工作存在一条所谓“黑线”，并把大量干部说成特务、叛徒或反革命。
这种说法很快突破了正常审查的范围。公安局内部，大批干部被批斗、隔离审查，许多档案被重新翻检。有人后来回忆，当时连普通工作材料也可能被解释成“问题线索”。一名干部曾质问：“如果公安机关上下都是坏人，首都的治安是谁维持的？”但在当时，这样的疑问本身也可能带来麻烦。
据有关材料记载，刘传新任内组织人员清查档案，形成了数量惊人的所谓线索和案件材料。部分干部被集中关押，个别老干部的亲属也被牵连。更严重的是，一些少年被送进少管场所，试图通过压力获取所谓“证据”。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工作失误，而是对审查制度和基本程序的破坏。
毛泽东当时曾对“公安系统有大量坏人”的说法提出质疑，意思很明确：如果一个首都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成了敌人，北京的秩序又怎么可能维持？这句反问，实际上触及了那种极端政治逻辑的荒谬之处。
有意思的是，刘传新并没有因此收敛。相反，为了迎合上级，他在公开会议上继续使用“黑线”等政治性极强的语言，把不同意见归入“反动谣言”，并推动建立专门班子进行清查。权力一旦和表态竞赛结合，事实往往就会被排在忠诚口号之后。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北京和全国许多群众自发悼念。刘传新却要求公安系统限制佩戴黑纱、白花，也不许按通常方式设置灵堂。这样的命令引发强烈反感。同年，在“四五运动”发生前，他已经在有关会议上公开点名攻击邓小平，时间明显早于社会上大规模批判的展开。
他曾用“一朝权在手，就来搞复辟”之类的话指责邓小平。那时邓小平仍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刘传新的抢先表态，被视为向上级递交的政治投名状。不得不说，这种主动加码，正是当时许多极端做法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逝世后，刘传新又在公安系统调集机动力量，准备武器、车辆和通信器材，并绘制城区行动图。相关部署尚未真正实施，局势便发生变化。1976年10月，中央粉碎“四人帮”，北京的政治空气随之改变，过去那些被强行压下的意见开始重新出现。
1977年1月27日，北京市委免去刘传新的北京市公安局长职务，并对他进行审查。曾经由他主持的批斗和隔离，如今变成了等待他本人说明问题的程序。面对即将到来的公开批判，他没有选择接受审查，也没有留下完整交代。
5月18日，刘传新自杀，距原定的公开批判会只有一天。那些被他牵连的干部，有些已经去世，有些留下了长期伤害；而许多材料、命令和会议记录，则成为后来清理和纠正历史问题的重要依据。曾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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