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我提着保温桶去公司食堂给薛永昌送饭。
排骨汤，他最爱喝的。
当着三十几号人的面，我夹了块排骨放进他碗里。
坐在对面的何思瑶“啪”地摔了筷子，声音尖得像刀子：“你算什么东西？”食堂里风扇嗡嗡转，没人出声。
我扭头看薛永昌。
他攥着筷子，指节泛白发青，整个人像被钉在椅子上。
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崩不出来。
他那个表情我认得太清楚了。
二十二年夫妻，他只有做了亏心事才这样。
我笑了。
端起那碗汤，一口一口喝完，然后转身就走了。
01
那天早上出门前，我特意换了件新买的暗红色外套。
柜子里翻出来，标签还没剪。
五一前商场打折，我犹豫了半天才拿下的，一百四十九块钱。
结婚以前我喜欢穿红的，薛永昌追我那会儿说，我穿红的好看。
后来他公司越开越大，我反倒越穿越素了，觉得老板娘穿得太扎眼不像话。
那天不知道怎么的，就是想穿得亮堂一点。
大概是眼皮跳了一早上，心里有些事情搁不下。
我装了满满一保温桶的排骨汤，放了红枣、枸杞、山药，用文火炖了三个多钟头。
薛永昌最近瘦了不少，回家越来越晚，有时候半夜我醒来，听见他在书房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我问他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了，他就摆摆手，说生意上的事情你少操心。
他以前不这样的。
以前公司刚起步的时候，他什么话都跟我说。
今天见了哪个客户，明天要上什么料，一笔一笔念叨给我听。
再后来公司做大了，他话越来越少。
我也不问了，怕他觉得我烦。
那天我拎着保温桶到公司楼下，门口的保安拦住我，问找谁。
我说我是薛永昌的家属。
保安打量了我两眼，大概是看我穿得还算体面，才放我进去。
上了三楼，办公区空了大半，快到饭点了。
有人指了指食堂的方向。
我顺着走廊过去，还没进门就看见了他。
薛永昌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坐着个年轻女人。
两个人低头吃饭，那女人不停往他碗里夹菜，说话声音不大，时不时笑一声。
我认得她。
何思瑶。
去年公司周年庆的时候，薛永昌介绍过一次，说何秘书是名牌大学毕业，帮他处理很多事。
那天她穿了条黑裙子，站在薛永昌旁边敬酒，一口一个“薛总”,嘴甜得不行。
我走过去的时候，薛永昌先是没看见，直到那保温桶搁在桌上，他才抬起头来。
“你怎么来了？”
他脸色变了一下，很快又挤出笑。何思瑶也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哟，嫂子来了？薛总怎么没跟我说呀。”
我笑了笑，没接她的话。
拧开保温桶的盖子，排骨汤的香气飘出来。
我用勺子舀了几块排骨放进薛永昌碗里，说：“你最近瘦了，多喝点汤。”薛永昌有些手足无措，拿着筷子不知道往哪里放，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好好好。
何思瑶坐在对面，眼神一点点变了。
她先是用筷子拨了两下自己碗里的菜，然后“啪”地一声，把筷子拍在桌面上。
食堂里坐着三十几号人，这一声脆响，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你算什么东西？”
何思瑶站起来，声音不大不小，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在跟薛总谈工作，你在这儿夹什么菜？你用不着这么看着我，我说的不对吗？薛总，你自己说，我说得对不对？”
她转头去看薛永昌。
薛永昌的筷子掉在桌上，骨碌碌滚到地板上。
他没有去捡，两只手搭在膝盖上，十根手指头攥得紧紧的，整个人微微发抖。
他在害怕。
我跟他过了二十二年，我太了解他了。
薛永昌这个人，天塌下来他能撑住，跟人吵架他嗓门比谁都大。
可他一旦身体发抖、说不出话来，那就是出大事了。
他怕的不是何思瑶骂我。
他怕的是何思瑶再说下去，怕下句话就要捅破什么天大的秘密。
我没闹。我端起那碗汤，凉了一会儿，一口一口喝完。然后把保温桶的盖子拧好，看着薛永昌说：“好好吃饭，我先回家了。”
何思瑶哼了一声：“慢走啊，嫂子。”
我走出食堂门的时候，听到背后有人小声嘀咕。
李秀珍端着菜盘子站在门口，看我的眼神有些欲言又止。
我没停步，径直下了楼。
出了公司大门，太阳晒在脸上，我才觉得眼眶发烫。
不是因为被骂了。
是因为薛永昌那副害怕的样子我认得出来。
上一次他那样抖，还是十年前。
那时候他偷偷背着我借了二十万高利贷做生意，差点赔光，被债主堵在家门口，他跪在地上求我，浑身抖得跟筛糠一样。
02
那天下午我从公司回来，进了家门就把外套脱了。那件暗红色外套挂回衣柜最里面，架子都懒得扯平。心里堵得慌。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听着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
三点半，四点半，五点半。
薛永昌没回来。
按照他以前的规矩，每天晚上七点之前一定到家。
这两年来，这个时间一点点往后推，七点半、八点、九点半。
有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才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
以前我总跟自己说，男人到了这个岁数，生意忙，应酬多，正常的。
但那天的感觉很不一样。
何思瑶的那句话不是初生牛犊的冲撞，她那个眼神我见过，一个年轻姑娘看一个黄脸婆下岗的眼神，轻蔑里带着得意。
更让我坐立不安的是薛永昌的反应。
他一个大老板，在自己公司里，被一个秘书指着鼻子羞辱他老婆，他连一个屁都不敢放。
这不对劲，很不对劲。
我坐在客厅里越想越不踏实。
六点半的时候，我起身翻出存折。
薛永昌的工资卡一直在我手里，家里的大额存款也都归我管。
存折打开，我愣住了。
账面上的数字是昨天更新的，四万七千八百。
我记得上个月底看的时候，还是四十七万多。
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又把抽屉里的银行卡都翻出来，挨个在网上银行查余额。
查完之后，我腿有点软。
家里的定期存款被取走了三笔，总共四十多万。
我完全没有印象。
没有取款记录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取款需要我的身份证，而我的身份证一直放在这个抽屉里。
薛永昌动过我的身份证。
七点四十分，薛永昌回到家。
他换了双拖鞋，看见我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下：“怎么不开灯？”我没接他的话，把存折摊在茶几上，说：“老薛，家里的钱怎么回事？”他弯下腰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僵了不到半秒，随即笑道：“上个月周转，借了几笔，过阵子就还上。”语气轻飘飘的，像在说今天吃了顿午饭。
“四十多万，你说周转就周转？我跟你说过了，这笔钱是给孩子攒的婚房首付。”他摆摆手：“我知道我知道，你先别急，我过阵子就补回来。”他说完就往书房走，步子迈得急，像是在逃。
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他在撒谎。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薛永昌在书房睡的死死的，鼾声穿过墙壁传过来，听起来跟没事人一样。
可他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不安。
我想到何思瑶，想到她看我的眼神。
想到她说的那句话：“你算什么东西。”是的，在那个场合，我确实什么都不是。
但我起码是个跟薛永昌过了二十二年的女人，是跟他一起吃过苦、扛过债、熬过最难日子的女人。
他背着我把家里的积蓄掏空，还让一个小秘书骑到我头上，这笔账，我不能不算。
第二天早上，薛永昌前脚出门，我后脚就跟了上去。
我没有进公司，远远地看着他下了车，何思瑶站在门口等他。
她一见到薛永昌，脸上就换了一副表情，凑近了说了一句话，薛永昌脸色一变，两个人一前一后进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什么样的秘书，能让她老板看了她的脸色就变脸？
我在门口站了十来分钟，没进去。
转头去了隔壁的农业银行。
柜台的小姑娘问我办什么业务，我说我丈夫的账户流水能不能打印。
小姑娘礼貌地摇头：“银行流水要本人持身份证办理，家属也不行。”我走出银行大门，站在台阶上，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当年在纺织厂当会计的时候，账目往来从没难倒过我。
现在没了工作、没了社会关系，连丈夫的银行流水都查不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粗糙的手，指尖上还有洗碗留下的干纹。
二十多年了，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只会做饭洗衣的保姆，而薛永昌，早就飞得我看不见了。
03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趟公司食堂。
我没提前跟薛永昌打招呼，直接绕到食堂后门，去见李秀珍。
李秀珍是公司食堂的掌勺阿姨，五十多岁了，比我大好几岁，以前在公司做保洁，后来食堂缺人手就顶了上去。
她跟我认识七八年了，逢年过节我包饺子，也会给她送一碗。
李秀珍见了我，先是一愣，随即拉着我走进后厨的杂物间，把门带上。
“嫂子，你怎么又来了？”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我问你点事，你在这干了这么多年，见过何思瑶来公司之前什么样吗?”李秀珍犹豫了一下，说：“嫂子，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何秘书，来公司半年多，跟换了三个人似的。”
“什么意思?”
“她刚来的时候，客客气气的，见谁都叫老师傅。后来慢慢变了，公司的事她什么都管，谁见她都得绕着走。薛总在她面前，跟个提线木偶似的。”李秀珍顿了顿，又说，“还有一件事。有一次我去楼上送饭，听见她在办公室跟薛总吵架。她说什么，你家的事我都知道，你要是敢叫我走，我把那些东西都抖出来。”我心头一紧：“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薛总当时脸都白了。”李秀珍叹了口气，“嫂子，我多嘴说一句。何思瑶那个人你摸不透。她不像一个普通秘书，薛总在她面前，好像欠了她什么似的。”
我谢过李秀珍，从食堂后门走出来。
正碰到一个人，财务总监罗明辉。
五十来岁的瘦高个儿，在公司干了十几年了。
我们见过几面，他看见我，脸色有些复杂：“嫂子，你怎么自己来了？”我说我找老薛吃饭。
他点点头，走了两步又回头，欲言又止：“嫂子，你自己保重。”
这句话扎了我一下。
“老罗，你跟我说实话，公司是不是出事了？”罗明辉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嫂子，我去年的辞职信都被压了三四回，公司账上的事情……我不好多说。你自己多个心眼吧。”他说完就走了，脚步匆匆的，像怕被人看见。
我从公司回来，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
薛永昌欠的不是普通的钱。
下午四点多，我进了孩子的房间。
儿子在省城读大学，平时不常回来。
我翻他床头的抽屉，想着也许能找到点线索。
没有。
最后我在客厅沙发底下的夹缝里，摸到一张硬纸片。
掏出来一看，是张名片，上面印着“金港湾会所VIP”。
背面是手写的电话号码。
金港湾。
我听说过这个地方。
城东那家高档会所，据说里面有棋牌室。
薛永昌以前跟朋友去过几次，我还笑他：“你们这些人，就是找地方打牌去。”他把名片夹在手机壳里从没让我看过。
我拨了那个电话。
响了三声，通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喂，哪位？”
“你好，我是薛永昌的家属，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在你们那边办了会员卡？”对方沉默了两秒：“我们这边客户信息不方便透露。”电话挂断了。
我坐在沙发上，手机攥在手里，掌心里全是汗。
薛永昌，金港湾会所，四十多万消失的钱。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薛永昌跪在地上发抖的样子。
十年前那一次，他欠了二十万高利贷，也是这个表情。
狗改不了吃屎。
我不信他只是赌了四十多万。
那顿饭送完之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都要摸一遍家里的存折、银行卡、借条。
我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衣柜、鞋柜、床头柜、书房的抽屉、书架后面的缝隙。
在一本旧书的夹页里，我又找到了一张转账回执。
收款方是“金港湾”。
金额八万。
日期是三个月前。
那时候薛永昌跟我说，公司接了个大项目，所以忙。
他说生意好的时候，语气是轻松的，跟报喜一样。
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的钱是进了金港湾的门。
04
那几天，我像变了个人。
以前我每天睡到七点半，起来做早饭。
那几天我五点多就醒了，天还擦黑，我就靠在床头想事情。
想薛永昌这三年来的变化，想他那一天比一天晚回家的时间，想何思瑶站在食堂里那个架势。
想那个欠了钱还比谁都横的债主样子的人，在薛永昌面前那样笑。
我越想越觉得，薛永昌不是自己在赌钱。他是被人拖进去的。
我没有打草惊蛇。
每天照常做饭，照常收拾屋子，只是多了一个习惯：薛永昌出门之后，我就开始翻他的东西。
他口袋里有一张开过三天又退掉的宾馆房卡，我记下了那个位置。
书房抽屉底层有一张借条，写着“今借现金叁拾万元整”，借款人是薛永昌，上面没有放款人签名，但我看见底下那个签字栏里，签了一个“周”字。
周老板。
我把借条用手机拍了照，原样放回去。
然后我拨了一个电话给当年的纺织厂同事陈静怡。
陈静怡早就不干纺织了，现在在城东某家小贷公司做出纳。
我一个电话过去，她有些意外：“徐娟，你好久没找我了。”我没绕弯子：“静怡，你帮我查一个人，姓周。周老板，在城东做资金周转的，你听说过吗？”她沉默了一会儿：“你说的是周建国？他放贷很多年了，专钓做生意的。好几家公司都被他搞垮了。”我攥着手机：“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帮我查他一个客户？叫薛永昌，永昌建材。”
陈静怡那边没立刻接话。
过了好一会儿，她说：“徐娟，我能查，但是你有心理准备吗？周建国放出去的钱，从没空手回来过。”我说：“我做好了。”挂掉电话，我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
风很大。
过了一会儿，薛永昌回来了。
他看起来比前几天更加疲惫，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
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端了碗汤放在他面前。
他低着头喝汤，喝了两口，忽然说：“徐娟。”
“嗯？”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了什么事，你别管我，你带着孩子走就行了。”我手里的勺子顿了一下：“你说什么呢？好好的出什么事。”他没再接话。
那碗汤喝了大半，他放下碗，走进书房锁上了门。
我站在客厅里，盯着那扇门，心里又酸又冷。
他连求我帮忙的勇气都没有了。
他被人捏在手里，不敢说，不敢跑，更不敢求救。
我忽然觉得，那个跟我在同一个被窝里睡了二十多年的男人，现在隔了一堵墙，我却怎么都够不到他了。
05
李秀珍又给我打了一次电话。
“嫂子，那个何思瑶今天调了一台碎纸机进办公室，把好多工资金表给碎了。财务的人说，她要把账重新做。”我心里一跳。
第二天早上，薛永昌刚出门没多久，我就打了个车去了公司。
到的时候正好赶上上班前那阵忙乱，食堂李秀珍帮我堵住了后门。
我绕到办公楼后面的垃圾堆放点，那几个大垃圾桶还没来得及清运。
我踮着脚尖翻了一会儿，翻出一堆碎纸片。
碎纸机切得细，拼起来费劲。
我把能捡的都捡了，塞进一个袋子里，拿回家。
晚上孩子不在家，薛永昌又没回来。
我在餐桌上摊开那些碎纸片，一片一片地拼。
就像拼一个已经碎掉的真相。
拼到后半夜两点多，我终于拼出了大半张。
是一张银行转账单的复印件，收款方是“金港湾”，金额是八十八万。
金额栏那里，还印着一个蓝色的签字印：薛永昌。
八十八万，我只知道家里少了四十多万。
剩下的四十来万，他瞒着我从别的地方弄来的。
第二天一早，我决定亲自去一趟金港湾。
到了城东，那座三层楼的会所白天大门紧闭，只有侧门虚掩着。
我走进去，楼道里空荡荡的，一股子闷烟味。
有个保洁正在拖地，我问她：“请问这里谁是负责人？”她摇摇头：“老板不来，白天没人的。”我转了一圈，正准备走的时候，瞥见楼梯拐角处有个摄像头，正对着大厅。
我站在镜头前，想了一会儿，走到侧门口，发现台阶上掉着一张纸。
是金港湾的定制信封，上面印着一个金色的“周”字。
我捡起来，里面是一张收据。
上面写着：今收到薛永昌还款十二万元，余款捌拾万元整，分三期归还。
落款，周建国。
我攥着那张纸，手都在抖。十二万，又还了十二万。家里账上已经空了。他从哪里弄来的钱？
我打车直接去了公司。
到了门口，保安还是拦住我，我说我找何思瑶。
保安犹豫了一下，让他跟里面报备一声。
何思瑶倒是痛快，让保安放我进去了。
她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面，门开着，她坐在大班台后面，翘着腿，手里转着支笔。
我走进去的时候，她连站都没站起来。
“嫂子来了，坐。”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来问我跟薛总去金港湾的事吗？”我看着她，没说话。
何思瑶笑了笑：“嫂子，你是聪明人。薛总在外面欠了钱，你也知道了，那我不妨告诉你。他欠的那些钱，不是他能还得起的。”我一字一句地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何思瑶的笑容淡了一点。
她放下手里的笔，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低头看了我一会儿。
那眼神说不清：“我姓何，我父亲叫何志远。嫂子上网查一查这个名字吧。当年你老公跟他合伙做生意，在他最难的时候撤了资。你好，我是何志远的女儿。我父亲是薛永昌创业时拉入伙的搭档，他生意做得不好，薛永昌说不投就不投了。他欠了一屁股债，被人追得走投无路，最后从金港湾的楼顶跳了下去。”她声音平稳，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薛永昌把我家的公司毁了，我爸没了。我回来，就是想让他也尝尝这个滋味。”
我浑身冰凉。
我努力回想何志远这个名字。
我想起来了。
薛永昌创业第二年，确实有一个合伙人姓何。
当年那个人把全部身家都投了进来，结果跟薛永昌在经营方向上吵翻了，薛永昌说撤资就撤资，还带走了大部分客户。
何志远一个人撑不住，厂子垮了。
后来听说他跳楼了。
我那时候劝过薛永昌：“你对人不要那么绝。”他说：“做生意就是这样，他撑不住是他的事，我不可能陪他一起死。”
我一直劝自己，生意场上的事，总有对错。
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有些报应，是隔了二十年才来的。
何思瑶盯着我，笑了：“嫂子，我知道你想帮薛永昌。但是没用的。他欠的钱，你们家就是砸锅卖铁也还不上。”我看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恨他，我可以理解。但你想过没有，他死了，你爸也回不来。你把自己搭进去，值得吗？”何思瑶笑容一僵，随即冷了下去：“值不值得，我自己说了算。”我站起来，没再多说，转身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走出公司大门那一刻，我的腿一直在抖。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薛永昌，你到底瞒着我干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
06
那天晚上，我在客厅等到快十二点。
薛永昌终于回来了，带着一身酒气。
他进门的时候趔趄了一下，扶着鞋柜站稳，看见我坐在沙发上，愣了一愣：“怎么还没睡？”我没理他的酒气，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举着那张从金港湾门口捡来的收据：“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薛永昌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
他伸手想抓那张纸，我退后一步：“老薛，何志远的女儿何思瑶，是你的秘书。你跟她爸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薛永昌整个人僵在了那里，像被雷劈了似的。
过了半晌，他才挤出一句话：“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我是你老婆，你觉得你能瞒我一辈子吗？”我的声音抖得厉害，“你欠了多少钱？你赌了多久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赌的？”
薛永昌的肩膀塌了下来，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
“三年前……公司出了事，大客户跑了，银行抽贷，我周转不开。有个老同学介绍了一个姓周的老板，说能帮我融资。”他声音发哑，“周建国那时候在金港湾摆了一桌牌，我去了一趟，赢了三十万。后来，后来我就……我就想办法翻本。越翻越深。”
“翻本？”我笑了一声，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你怎么翻？你把自己翻进去了，把家里的钱全翻进去了，把孩子的婚房首付也翻进去了。”薛永昌忽然跪在了地上。
他跪在我面前，双手抱着头，声音呜咽：“徐娟，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我想把公司挣的钱拿回来还债，但是每次……每次都是又输进去。何思瑶说，只要我签字把公司抵押给她那个什么亲戚，钱就一笔勾销，我就……我就差点签了。”我愣住：“你说什么？抵押公司？”
“她说帮她那个亲戚的贷款做担保，等周转过来就还回来。我签了字，她就帮我还一部分债务。可我还没签成，她就说要抵押公司的股份，还要换法人，我就没敢签字。”
我气得浑身发抖：“你吓成了这样，你还想着跟她讨价还价？薛永昌，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何志远的女儿！她来公司这半年，是来复仇的，她是来要你命的！”薛永昌愣愣地看着我：“何志远……何志远是谁？”我闭上了眼睛。
他居然连何志远是谁都忘了。
忘了那个跟他一起开厂、最后跳楼的合伙人。
忘记了那个年纪轻轻就没了父亲的小姑娘。
二十多年了，他把那些往事丢在了身后，而何思瑶一直在等。
那天晚上我们一宿没睡。
薛永昌把事情交代了个七七八八：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一百万，不算利息。
抵押的房产证有三本，其中两本已经押了出去。
公司账户被冻结了大半，全靠他硬撑。
我心里发凉，却没掉一滴眼泪。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趟娘家，把户口本和我的身份证都取了出来，还找老太太拿了一本老存折。
里面是我妈这些年的积蓄，十万块钱。
老太太问我出什么事了。
我说没事。
她看了我半天，没再追问。
她这辈子经历的事比我多，她知道，问不出来的事就不必再问。
07
我没想到的是，何思瑶的动作比我想象的更快。
当天下午，薛永昌给我打电话，声音发虚：“有人来公司查账了。”等我赶到的时候，经侦的人已经坐在财务室里，罗明辉站在走廊上，脸上全是汗。
看见我，他快步走过来，压低声音：“嫂子，昨天晚上有人匿名举报了公司洗钱。”我心里一沉：“何思瑶？”罗明辉没明说，但点了点头。
洗钱。
这个罪名比赌博更重。
如果坐实了，薛永昌不仅要倾家荡产，还要坐牢。
而公司的账面上确实有不少问题。
薛永昌急着翻本的时候，曾经让何思瑶帮忙做过几笔不明不白的转账。
当时他不觉得有问题，现在回头想，那些账，分明是被人一步一步做进去的套。
我站在走廊上，看着里面正在被询问的薛永昌，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扶着膝盖，整个人都在抖。
我心里又气又急。
晚上回到家里，薛永昌灰头土脸地坐在地板上，像条被抽了筋的鱼。
“徐娟，我完了。”他说，“公司账户被冻结了，账目也被封了。何思瑶的把所有东西都推到了我头上。”他说着，双手攥着头发，整个人缩成一团。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这副样子。
我恨他。
恨他蠢，恨他被人牵着鼻子走还浑然不知，恨他把我们二十年攒下的一切都亲手毁了。
可我也恨自己。
恨自己这些年太相信他，从不过问他的生意，从不查他的账，总觉得他是老实人。
我蹲下身，拍了拍他的肩膀：“薛永昌，你听我说。你不能倒。你倒了，孩子怎么办？你妈怎么办？”
“我还能怎么办？”他抬起头，眼眶通红，“我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我盯着他，“你还有我。你要是敢进去，这个家就真的垮了。”薛永昌呆呆地看了我很久，嘴唇哆嗦了一下，最终说了句：“徐娟……对不起。”
我没有哭。
第二天我去了婆婆家。
蔡银花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院门口晒太阳，看见我来了，眼皮也不抬：“你来干什么？”她这辈子都不待见我，嫌我不会生儿子。
我在她面前站定：“妈，老薛出事了。”她手中的蒲扇停了下来。
“什么事？”我没绕圈子：“他赌博，欠了一百多万，公司可能保不住了。”蔡银花的脸色变了，像是被人捅了一刀：“你胡说八道什么？他怎么可能去赌博？”
“妈，我没有胡说。现在经侦已经把人带走了。”蔡银花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我以为她会骂我，会说我咒她儿子。
但过了好一会儿，她站起来，转身进了屋，翻箱倒柜地找了一阵子，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张存单。
“这是我们家老房子卖的钱，我留了十几年。本来说好了给孙子娶媳妇用的。”她把那张存单塞进我手里，“拿去，先把该还的钱还上。先让永昌出来。”我看着那张已经泛黄的存单，眼泪差点掉下来。
蔡银花别过头去：“我老了，管不动那么多了。你是他媳妇，这个家，你看着办吧。”
08
蔡银花的钱解了燃眉之急。
但十万块钱对于那一百多万的窟窿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我拿着那张存单，加上自己手头的钱，凑了二十万。
可这远远不够。
我找到了罗明辉。
罗明辉被经侦叫去问话时，倒是硬气，该交代的一句没少，不该说的一个字没多。
问完话之后，他约我见了面。
他找了一个老同学开的茶楼包间，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嫂子，薛总这次的事，恐怕没那么容易出来。”我说我知道。
罗明辉犹豫了一下：“嫂子，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何思瑶那个女人，不是一般角色。她利用职务之便，在公司账上做了不少手脚。那些转账记录，有不少是假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薛总套进去。”我问他：“那有什么办法能证明她做假账？”罗明辉叹了口气：“有办法，但很难。那些账本是加密的，还有一套在何思瑶的私人电脑里。我之前见过她拿那台电脑进办公室锁上门，不许任何人碰。”我问：“她那个私人电脑平常放哪里？”罗明辉摇摇头：“她租了个工作室，在城郊某栋写字楼。电脑除了白天，都是放在那边。”
我记下了那个地址。
第二天一早，我穿上旧衣服，戴了一顶帽子，去城郊那栋写字楼踩点。
工作室在五楼，门牌上写着“思瑶咨询工作室”。
我站在楼下等了一天，终于等到何思瑶下午五点半开车离开，又等了半个多小时，确认她不会折返。
然后我上楼。
锁是普通防盗锁，我试了试门把，不动。
我没有撬锁工具。
我绕着楼道走了一圈，五楼楼道尽头有个窗户，正对着她那间工作室的侧面。
窗户没关实，我踩着消防栓爬上去，翻进了她工作室隔壁的空房。
隔着墙，我听到隔壁有动静。
我的心跳加速了。
我贴在墙边听了一阵，确认那边没人声。
我蹲在墙角想了很久。
如果我去翻她的电脑，一旦被发现，就是私闯民宅加盗取商业资料。
可就算我不去翻，薛永昌这次进去，也不会轻。
我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薛永昌跪在地上的样子，浮现出何思瑶冷笑着看我的样子。
我咬了咬牙，从窗口翻了出去。
隔壁工作室的窗户果然没锁死，我花了十几分钟才弄开，跳进去的时候，脚踝崴了一下，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
屋子里很安静，电脑就摆在书桌上，屏幕黑的。
我打开电脑，密码界面弹了出来。
何思瑶的生日？
她的手机号后四位？
都不是。
我坐在椅子上，沮丧地锤了一下桌面。
心里忽然闪过一句话，何思瑶之前对薛永昌说过：“我爸的公司叫思远建材，我做一块牌子挂着，让他到死都记得。”我试着输入“siyuanjiancai”。
屏幕亮了。
我翻到了她的桌面文件夹，里面有一个标注着“外账备份”的加密文件夹。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解开了。
里面的东西让我浑身发凉。
每一笔转账记录都有时间和金额，还有几段录音。
我点开其中一段，里面传来薛永昌的声音：“这笔钱真的是周老板那边的？”何思瑶的声音：“薛总，你就放心吧。给你办事，我还能骗你？”然后是她略带得意的一句：“爸，看到了吗？他跪着求我给他擦屁股。”
我盯着屏幕，眼眶发烫。
我想到我爸，想到薛永昌，想到这些年他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又想到他瞒着我干了这些事。
何思瑶对他做的那些事，确实是报应。
可薛永昌再不是人，也是我丈夫，是孩子的父亲。
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扛这一切。
我拔下电脑上的U盘，把那个文件夹全部拷了进去。
然后关掉电脑，清理了使用痕迹，翻窗出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站在楼下，仰头看了一眼五楼的那扇窗户。
二十年前，我爸也是这样，被人做局输光了家产，最后跳了楼，留下我跟我妈。
如今，何思瑶走了她认为的“正道”，我却要拼了这条命把我丈夫从她设的陷阱里拉出来。
这笔账，说不清是谁欠谁的。
09
我带着U盘去了公安局经侦大队。
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民警，姓郑，三十来岁。
我把U盘递给他：“警官，我举报。”他看了我一眼：“你举报谁？”我说：“举报永昌建材公司总经理薛永昌，以及他的下属何思瑶。涉嫌挪用公司资金、虚假做账、协助非法放贷。”郑警官打开U盘翻了翻，眉头皱了起来：“这些东西，你从哪里来的？”
我妈从小教育我，做人要诚实。
可这一回，我不能说实话。
我说：“我是永昌建材老板的妻子，这些材料是我整理公司账目的时候发现的。”郑警官看了我好一会儿：“你一个人整理的？”我说：“是。”
他沉默了一会儿，让我做了笔录，签了字。
我走出公安局大门的时候，腿还是软的。
我知道，迈出这一步，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薛永昌会被查，何思瑶也会被查。
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家的天，都要变了。
当天晚上，何思瑶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接起来，她的声音依然又甜又冷：“嫂子，我听说你今天去公安局了。”我没吭声。
“你本事不小啊。”我开口说：“何思瑶，你爸爸的事，我很难过。但是你这样做，他也不会安心。”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然后她笑了一声：“徐娟，你以为你有多干净？你老公那点事，都攥在我手里，你拿什么跟我斗？”我没再接话，挂了电话。
第二天，我就接到了法院的通知：薛永昌涉嫌赌博、违规借贷，被立案侦查。
何思瑶也同时被传唤。
消息传得很快，公司上下都炸了锅。
李秀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嫂子，他们说永昌公司要完了，是真的吗？”
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天边翻滚的云层，说：“不会完的。就算公司倒了，人还在。”挂了电话，我回头看了一眼客厅。
蔡银花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那张存单，眼睛红红的。
她抬头看我，声音发颤：“家里还有钱吗？”我摇摇头：“没了。”她愣了一下，然后自言自语：“没了就没了。人还在就好。”
开庭前一周，我收到了一封信。是薛永昌从看守所托人带出来的。信纸上只有歪歪扭扭的一句话：“徐娟，我不配做你丈夫。你带着妈和孩子走吧，别管我了。”
我看了三遍，然后把信纸折好，压在了枕头底下。我生他气，我想骂他。可我没有走。我们是夫妻。他没抛弃过我，我也不能在这时候抛弃他。
10
庭审那天，我坐在旁听席上。
薛永昌被带进来的时候，瘦了一圈，头发白了大半。
看见我坐在下面，他眼圈一下就红了。
何思瑶站在被告席上，依然穿着那件黑色西装。
整个人却少了几分张扬，脸上没了血色。
她看见我，眼神复杂，像是恨意里掺着某种说不清的东西。
检方出示了U盘里的证据。
薛永昌的辩护律师试图辩解，但事实摆在那里，他自己也承认。
那天退庭的时候，何思瑶忽然朝我这边转过来。
法警拦住了她，她隔着栏杆看了我几秒钟，说了一句话：“徐娟，你比我狠。”
我没有回话。她恨我丈夫恨了那么多年，最后把自己的自由也搭了进去。这世上，到底谁比谁狠？
半个月后，判决下来了。
何思瑶因职务侵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薛永昌因参与赌博和违规借贷，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款二十万。
公司被注销。
房子被抵押。
我们一家三口，搬进了租来的小两居。
搬家那天，李秀珍来帮忙，她原本在食堂干得好好的，公司散了，她也失业了。
她帮我把最后一箱书搬上楼的时候，忽然问了一句：“嫂子，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不知道。先活下去再说。”李秀珍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在菜市场那边有个门面，卖早点。你要是想干，我帮你问问。”我想了想，点了头。
三天后，我站在菜市场对面的铺面里，系着围裙，守着第一锅油条。
面是前一天晚上就和好的，四点半起床，五点开火，六点钟出了第一锅。
油条炸得金黄酥脆，豆浆是现磨的。
头一天生意一般，卖了四十多块钱。
第二天，李秀珍带了一帮老姐妹来捧场，罗明辉也来了。
他如今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路过菜市场的时候，买了一碗豆浆，放了一张票子说“不用找”。
我追出去把钱塞回他手里：“老罗，别这样。你也不容易。”他接过钱，忽然笑了笑：“嫂子，你这个人，跟我妈一样。”我没明白他什么意思，他已经转身走了。
蔡银花每天早晨来店里帮忙洗碗，一边洗一边念叨薛永昌的不是。
以前她念叨的是我，现在换成了她儿子。
我没有接话，低头揉着面。
薛永昌在附近一个工地找了份看仓库的活，一个月三千二。
他第一次领工资那天，回来的时候站在门口，把那个信封塞进我手里，头也不抬地说：“你拿着用。”我看着那个信封，里头是一沓汗津津的纸币。
我没说话，接过信封，收进了抽屉里。
那天晚上，我把结婚照取下来，翻扣在柜子底层。
蔡银花路过看见了，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我抢先开口：“妈，日子还得过。别说了。”
她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厨房。
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灰扑扑的天，心里没有难过。
二十年风光过，也落魄过。
今天这个日子，比薛永昌跪着求我那晚强多了。
我系好围裙，把第二天的面揉好，盖上了湿布。
天快亮了。我熄了灶台上的火，把那根凉透的油条咬了一口，嚼了嚼。还行。日子，也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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