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时候，总政牵头，对还在军中任职的将领进行了级别评定，也就是俗称的定级。
这次定级的主要标准是资历、战争年代的职务和战功，也是三年后大授衔的一个主要依据。
由于需要定级的干部很多，以罗荣桓为首的总政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
那么为啥要进行这次定级呢？这还要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情况说起。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有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
地方红军通常番号很大，但实力却相对有限，比如陕南的红29军和赣南的红35军，虽然都是一个军的番号，但成立时的总兵力只有1300多人，论实力还不及主力红军的一个团，更不要说和主力红军的一个军相比了。
但从个人职务上来说，地方红军的军长和主力红军的红军是相同的，都是军长。
这种情况就需要定级，从个人级别上加以区分。
不然的话，到大授衔的时候就不好搞了。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当时的主力红军当中，还出现过独立师和游击师之类的编制。
比如红25军长征期间，曾经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创建后，就组建了多支游击师。当时每个游击师的兵力，仅相当于一个连，但却是师级番号。
再比如红二六军团所属的黔东独立师，这是为了掩护主力转移临时成立的部队，总兵力只有800多人，实力还不及主力部队的一个团。
在敌人的围攻下，黔东独立师很快被打散，番号也被撤销，师长王光泽被俘后英勇就义，政委段苏权在老乡的掩护下侥幸脱险。
55年大授衔的时候，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不少人都认为授低了，理由就是红军时期他担任过师政委，是师级干部。
但黔东独立师是一支临时成立的部队，存在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兵力只有800多人，还不及主力部队的一个团。
从个人职务上来看，段苏权是师政委，但这个师政委和主力部队的师政委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此红军时期段苏权虽然担任过黔东独立师的政委，但这个资历授少将并不低。
由于以上几种情况的存在，所以1952年的定级就很有必要。在这次定级的过程中，刘永生被定为副军级。
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亲自给总政写信，询问是不是搞错了。刘永生担任过三野第十兵团的副司令，却被定为副军级，他心中疑惑，因此才给总政写信询问。
52年的定级有非常明确的标准，对担任过兵团级职务的将领是这样规定的“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一般应评为副兵团级，个别不适应者应酌情降低。”
刘永生担任过三野第十兵团副司令，就算不被定为副兵团级，也应该是准兵团级，再不济也应该是正军级，怎么会被定为副军级呢？这还要从他的经历说起。
刘永生出生于1904年，参加革命的时候已经23岁了，和陈锡联、肖华等人相比，算是大龄青年了。
而且他参加红军后，没有进入主力部队，一直在福建省军区任职，担任过福建省军区太拔军分区永定独立团团长和福建省军区警备营营长。
这期间福建省军区独立打的大仗并不多，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刘永生留在上杭和永定一带打游击，出任永东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整个红军时期，他都没有进入过主力部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刘永生终于等到了一个进入主力部队的机会。但当他带着6连走到浙江江山的时候，却接到了新四军军部的命令，要求他去新四军南昌办事处接受新任务。
到了南昌办事处之后，刘永生才知道新任务是返回闽西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进入主力部队的机会，现在又要回去打游击，刘永生有点不情愿，曾山做了一番工作后，他返回了闽西。
整个抗战期间，日寇虽然多次入侵福建，但只占领了厦门和福州一些港口城市，从未占领过闽西地区。因此留在闽西的刘永生，和日寇作战的机会很少，期间他担任过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队总队长和王涛支队支队长。
抗战胜利后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刘永生依然没有进入主力部队，继续在闽赣一带打游击。1949年春季，担任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当年秋季，三野第10兵团南下福建，闽粤赣边纵队配合作战，刘永生被任命为十兵团副司令。
十兵团成立之初，并没有副司令，刘永生上任后，成为十兵团唯一的一位副司令。他长期在闽西一带打游击，对这里的地形和民情都十分熟悉，在群众当中也有威望。三野第十兵团南下福建，军需的筹措和伤病员的安置，都需要依靠当地的老百姓来解决。
十兵团初来乍到，对当地的情况不熟悉，急需要一位在当地有影响有威望的人站出来，组织老乡们支前，刘永生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一个有分量的职务，以便必要的时候可以调动十兵团的一些人来配合自己的工作。
再加上他在闽赣一带打了20余年的游击，非常不容易，为了表彰他的贡献，也需要给他一个合适的职务。考虑到这两点，刘永生被任命为三野第十兵团的副司令。我们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他的情况和周保中有点相似。
周保中在抗联也打了很多年的游击，对东北的情况很熟悉，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威望。后来抗联在东北无法坚持，他率部退入苏联，部队被改编为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周保中出任旅长。
1945年8月，他率部回到国内。当时东北人民自治军刚成立不久，还没有稳固的根据地，不少地方匪患严重，老百姓的支前工作很难开展。这种情况就需要一个对当地民情熟悉又有一定威望的人站出来，帮助部队做工作，周保中就是很合适的人选，因此在不久后他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副总司令。
周保中当然也有资历和威望，但如果不是当时的特殊情况，他恐怕很难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副总司令。刘永生和情况周保中差不多，如果不是三野大军南下福建，他恐怕也很难成为十兵团的副司令。
三野成立的时候，下辖四个兵团，只有第九兵团设有副司令，由陶勇担任。其他三个兵团，都没有副司令。刘永生在三野十兵团南下福建的时候，担任了副司令。虽然都是兵团副司令，但他和陶勇相比，在指挥部队的规模和战功等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951年的时候，华东军区党代会召开，时任军区司令员的陈毅把刘永生叫到了主席台上，大声地向全场代表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刘永生，闽粤赣边有名的游击大王、游击司令！”顿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
陈老总这番话，是对刘永生长期在闽粤赣边坚持游击战争的充分肯定，但也从侧面给他定了位，那就是游击大王和游击司令。敌后游击战争十分困难，能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每个在敌后坚持游击战的人，都值得尊重和敬仰。
但在敌后打游击，指挥的部队兵力有限，打大仗的机会很少，战果也没法和主力部队相比。这样一来，战功就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同时由于敌后的兵力有限，个人的职务也不会太高。52年定级的时候，都会受到影响。
刘永生从红军时期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末期，都在敌后打游击。由于手中兵力不多，打大仗的机会很少，战功和主力部队相比，就没有那么突出了。三野十兵团南下福建的时候，他出任兵团副司令。但和陶勇这样的兵团副司令相比，他在带兵人数、打大仗的次数和战功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
52年定级的时候，主要标准就是资历、战争年代的职务和战功。根据刘永生的情况，总政在综合衡量之后，决定给他定为副军级。
刘永生对定级的标准不是很熟悉，对自己定为副军级有些疑问，这才给总政写信询问。收到信之后，罗荣桓亲自做了解释，刘永生这才明白了自己被定为副军级的原因。三年后大授衔开始，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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