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李安一部《色，戒》，让丁默邨这个名字重新臭遍华人世界。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那之前三十多年，台湾就有一位历史小说家把这个汉奸写到了骨头缝里，而且写的全是正史和判决书里没有的部位：他的药瓶、他的床笫、他藏在瑞士的银行账号、他被押赴刑场前请进监狱的算命先生。
这个小说家叫高阳，杭州人，本名许晏骈，空军官校出身，做过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主持过《中华日报》笔政，是写清宫和胡雪岩出名的大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写了一部长篇历史演义《粉墨春秋》，全景写汪精卫政权从粉墨登场到曲终人散，全书五十章，其中第八章“红粉金戈”，专写中统女特工郑苹如谋刺丁默邨一案，文学史研究者认为，这是唯一以真名实姓描写郑苹如事迹的长篇文字。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知道的关于“色戒原型”的几乎全部戏剧化细节，源头之一就在高阳这本书里。
高阳凭什么写汪伪？
这得从他的交游说起。国民党败退之后，一批汪伪旧人流亡港台日，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金雄白，此人是周佛海核心圈的“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战后以汉奸罪被判十年，因判决书确认其“协助抗战，有利人民”的事实，减为两年半。
金雄白晚年写出长篇回忆录，书名就叫《汪政权的粉墨春秋》，书里对汪伪人物带着兔死狐悲的口气，写他们当初怎样“忍泪登台”，最后怎样“从容赴死”。高阳写同题演义，素材大量取自金雄白这路人马的口耳相传，但立场截然相反：金雄白是陪葬者的自怜，高阳是胜利者的冷笔。
同看一个丁默邨，金雄白说他“患有肺病，身体荏弱，面容苍白，殊不类为一个特工首脑”，还替他惋惜；高阳下笔就狠得多，他在“红粉金戈”一章开头给丁默邨定的画像是这样的：此人的“寡人之疾”与肺结核一样都到了第三期，生肺病的人本就容易亢奋，更何况每天注射一支“盖世维雄”，所以成了色道上的饿鬼，一张脸面无四两肉，终年架一副太阳眼镜，衬着苍白的脸色，看上去阴森可怖。
这一段肖像，后来与上海档案馆研究人员的口述调查奇妙地互了证——见过“76号”老人的上海史志专家许洪新转述，76号旧人背后管丁默邨叫“丁小鬼”、“阴死鬼”，说他肺病三期，靠吃壮阳药风流，人比郑苹如还瘦小。
高阳书里另一个极有味道的细节，是丁默邨睡觉的方式。汪伪76号特工总部里虽有他的卧房，他从不睡床，而是睡在卧室旁的浴室里，因为四壁装了防弹钢板，每晚在浴缸上支一张棕绷，早晨起来立刻撤掉。一个在子弹与告密里泡大的老特务，对安全的理解就是把自己塞进钢板和浴缸之间。这个细节虽出自“76号”老人的回忆系统而非高阳原文，但与高阳写的那个墨镜痨病鬼，是同一个人的两面。
高阳写丁默邨，最见功力的一笔不在骂，而在写他的“退路”。1939年12月西伯利亚皮货店那场未遂刺杀之后，郑苹如居然稳住心神，继续与丁默邨周旋，两人还在咖啡馆里碰了面，开了香槟。
就在这场戏里，高阳让丁默邨说出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他问郑苹如愿不愿意跟他一起离开上海，郑问去哪里，他说“到重庆”——说是归队；又说“到里斯本”，随即自己摇头，说那是国际情报贩子集中的地方；最后他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一串号码，告诉郑苹如这是他在瑞士银行的户头，“如果你愿意，我就要开始筹划了”。
一个刚刚躲过暗杀、身边正坐着刺客的特务头子，满脑子转的是瑞士账户和第三条退路。高阳没有加一句评判，但这一笔比任何骂词都刻毒：这些人从不相信自己干的那件事，他们干的所有事都同时是生意，所以从第一天起就给自己留好了后门。
这个判断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有档案依据的。丁默邨在汪伪后期确实与重庆暗通款曲，陈立夫写信给他“晓以大义”，他替军统架电台、供情报，参与图谋毒杀李士群，营救被捕的重庆人员，被营救者后来还在法庭上具函作证。
戴笠给他的承诺白纸黑字：“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只是他没想到，保障他的那个人，1946年3月17日死在了岱山的雨雾里。
高阳写郑苹如被捕后的段落，是全章最冷也最有张力的地方。林之江把她软禁在华村自己的住宅里，劝她合作，她反而凑上去攀他的肩，吓得林之江“心旌动摇，蓦地里警悟”，少见了她为妙。
周佛海的太太杨淑慧好奇这个“一顾倾人城”的女子到底长什么样，一个电话打给吴四宝的老婆，带人上门围观，这群汪伪新贵妇对郑苹如的观感和评价只有一个字：妖。
真正的杀机在饭桌上，丁默邨的太太喝着醋椒鱼汤，不知怎么以酸引酸，放下勺子说了一句：“不把这个一身妖气的郑苹如杀掉，我们这一桌上，难保没有人做寡妇。”
此言一发，响应热烈。
没几天，林之江就接到了执行命令。
历史档案里的旁证惊人地一致：1946年一个化名张振华、很可能在76号服务过的人致信《大同报》，说郑苹如被林之江带往徐家汇火车站荒野处决，“卫士不忍下手，命中要害后，由林之江亲自射击三发，一中胸部，二中头部，方始毙命”，此信作为证供收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高阳写刑场那幕，几乎逐句钉在“不忍下手”这四个字上：郑苹如下车之后一直往前走，站定，仰起头说，“这样好的天气，这样静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就这样一撒手走了，自己都觉得有点可惜。”
林之江拔枪上膛对准她前额，她脸上仍然是平静的，说“之江，你真忍心杀我，那就开枪吧，不过我求你不要打我的脸，让我死得好看些”，随后自己指着左胸说，“这里是要害，请你看准了，一枪打在我的心脏，让我少受一点儿痛苦，之江，我做鬼都感激你的”。
林之江的手开始发抖，猛然转身把枪抛给卫士，疾走，下令开枪，等枪响之后回过身，再从卫士手里要过枪，咬着牙补了最后一枪。
高阳让陈宝骅用“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来动员郑苹如接下任务，说了句很堂皇的话：“丁默邨原来是中统的高级人员，居然认贼作父，太不可原谅了。”
但学界对高阳这一笔是有批评的：香港文汇报的评论指出，高阳把郑苹如的男友置换成家世煊赫的陈宝骅，让她“为了抗战”不如说是“为了爱情”去牺牲，革命自主性大打折扣，反倒更接近张爱玲式的暧昧。
这个批评有道理，但它恰好说明了高阳的位置——他不是档案员，他是旧政权阵营里出来的说书人，骂汉奸是真的，那套忠奸话语也是真的。
而真正留在档案里的郑苹如，比高阳写的更冤。
军统少将沈醉在回忆录《人鬼之间》里记，周佛海归案后与沈醉谈起丁默邨与一名女特务的事，沈醉摸不着头脑，回军统局一查，很多人只知道有其事，说不清当事人；最后查明的结论是：此女确为上海地下组织的外围交通，利用美色引诱丁默邨，皮货店行刺失败后被捕杀害，但她不是正式特工，死后没有留下任何档案。
沈醉报请戴笠，追认她为正式特工人员，向家属补发了抚恤金。上海档案馆的陈正卿对记者说，她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国民党的《上海抗战蒙难同志名单》里，“你别告诉郑家人，他们会伤心的”。
丁默邨自己的收场，比他害死的那些人狼狈得多，也荒唐得多。
1946年9月他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随后干了一件与他特工首脑身份极不相称的事：请家人带一个测命先生进狱，掐算凶吉。
相面者问了生辰八字，算了半天不开言，他急得追问“我可否逃过此劫”，相面者反问：“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你属于哪种？”
他把自己那段履历摆了一遍——从陈立夫手下的中统处长，到被迫为汪伪所用，到暗中协助中央，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问这算天作孽还是自作孽。
相面者答：“两者兼有之，只能听天由命。”又掐算出他属兔，阴历五月是死地，五月节过后几天要特别小心。
这句话他牢牢记在心里，天天数着指头过日子。
1947年7月5日下午，雷声把同监的周佛海惊醒，同室的人发现牢头已经在收拾丁默邨的行李——他已经被提出去了，检察官陈绳祖、典狱长孔祥霖验明正身，问他姓名籍贯，宣布执行死刑，他一句话都没留下。
两天后就是阴历五月。他到底是没熬过那个五月，至于算不算应验，黄泉路上没人替他结账。
至于他为什么非死不可，流传着两个版本。陈立夫晚年在回忆录里说，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有一天保外就医，顺便游了玄武湖，蒋介石看到消息大怒：“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龙应台撰文引用过这一段。
但南京的快报记者翻遍了民国的《中央日报》和《申报》，根本没有找到那篇传说中的《丁默邨逍遥玄武湖》，反而在1946年国庆前后查到一条更生猛的新闻标题——“汉奸丁默邨私通法警，乘车买药回府吃饭”。
有学者推断，陈立夫九十四岁时的回忆，细节恐怕错位了。
真正让法官笔下无情的，是另外两笔血债：郑苹如案，和郁达夫胞兄、上海租界法院刑庭庭长郁华拒绝与76号合作、1939年11月被当街杀害一案。
1947年2月8日，首都高等法院判决“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他上诉，5月1日维持原判，7月5日执行，距戴笠坠机一年差两个月。
一个每天靠“盖世维雄”吊着精力的肺病鬼，一个睡觉要躲进防弹浴室、吃饭想着瑞士账户的人，最后把命丢在自己老婆一碗醋椒鱼汤引发的那句“难保没有人做寡妇”上。高阳用“粉墨春秋”四个字给这伙人定了性，戏台是他们自己搭的，锣鼓是他们自己敲的，到了1947年7月5日那个闷雷滚滚的下午，连一句遗言都轮不到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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