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四次币制折腾，一场全国性土地改制，再加上官名、地名反复更换。王莽登上帝位后，几乎没停过。
他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做得太多、太急。
公元九年正月，王莽在长安正式建立新朝。摆在案头的第一件大事，是给新政权寻找一套秩序。他没有沿着汉朝旧制慢慢修补，而是翻出《周礼》，试图照着古代制度重造天下。
第一刀砍向土地。
王莽下诏，把天下田地改称“王田”，原则上不许买卖；一家男丁不足八人而占田超过一井的，要把多余土地分给宗族乡邻。奴婢则改称“私属”，同样禁止交易。
土地、人口，都要重新管起来。
这套办法瞄准的是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豪强占田越来越多，失地百姓沦为佃农甚至奴婢，旧制度已经压不住矛盾。
可诏令落到郡县，地方官面对的是盘根错节的豪强。国家既没有足够土地补给贫民，也缺少精确户籍和强力官吏执行。禁令妨碍交易，却没能真正拆散大庄园。
三年后，朝廷不得不放松限制。
土地没理顺，钱又变了。
王莽掌权前后多次改革货币，称帝后更把金币、银币、龟币、贝币、钱币、布币等编入复杂体系。币值大小悬殊，折算办法繁琐，有些货币名义价值远高于材料本身。
百姓手里的旧钱突然不能照旧使用，私铸和拒用新币随之出现。朝廷又以重刑禁止，许多人因货币问题获罪，市场却没有因此安定。
钱越改，越难用。
公元十年，王莽又推出“五均六筦”。朝廷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置五均官，负责平抑物价、办理赊贷；盐、铁、酒、铸钱以及山林川泽等收益，则被纳入国家控制。
王莽想压住富商豪强，让国家掌握物价和财源。这并非毫无针对性，但执行政策的官吏和富商往往彼此勾连，百姓除了面对市场盘剥，还要承担官府征收。
改革反倒多了一层成本。
他还在不停改名字。太守改称“大尹”，县令、官署和大量地名也按古制调整，有的地方甚至几次易名。公文、印信、辖区跟着变动，官员常常还没熟悉新名称，下一轮调整又来了。
这还只是内部。
王莽按照古代爵制重新排列周边政权名号，降低匈奴单于等首领的称号，又收回汉朝旧印，另授新印。新朝与匈奴关系迅速恶化，边境征调增加。
他一度准备大举出兵，征发军粮、车马和民夫。仗没有取得决定性结果，边郡百姓却先承受了运输和屯戍的压力。
北边也乱了。
公元十一年前后，黄河发生严重改道和水灾，今山东、河南一带大片土地受淹。灾民离开家园，粮食价格上涨，饥荒与疫病接连出现。
朝廷赈济能力有限，原本被币制、徭役和土地问题压住的不满，开始转化为反抗。
公元十七年，琅琊海曲的吕母聚众起事。随后，樊崇领导的队伍在山东一带壮大，为便于辨认，军士把眉毛染红，赤眉军由此得名。
公元二十二年，荆州一带的绿林军也迅速扩张。灾民、失地农民和逃亡者不断加入，新朝地方官府接连失守。
王莽仍在长安发布诏令，调整官员，组织军队。他相信制度出了偏差，还可以用另一道制度纠正；可朝廷每改一次，郡县就要重新执行一次，民间也要再付一次代价。
时间已经不够了。
公元二十三年，王莽调集主力围攻昆阳。新军号称数十万，实际参战规模在不同记载中有所差异，但兵力优势十分明显。
刘秀等人率绿林军突击，新军主帅王寻战死，大军在混乱中溃散。昆阳败讯传开，各地豪强和反新力量纷纷起兵，新朝失去了最后的军事支柱。
长安很快被攻破。
十月，更始军进入城中。六十八岁的王莽退到宫中的渐台，身边还带着象征皇权的玺绶。台下兵士涌入，他最终死于乱军，首级被送走。
新朝到此结束。
这十五年里，王莽做的事情并不少：限制土地买卖，压制奴婢交易，反复改革货币，实行国家专卖和平抑物价，重建官制，改动地名，又对边疆秩序进行重新安排。
每一项都想把现实拉回他认定的古代秩序，可土地兼并、官吏执行、自然灾害和边境战争同时压来。公元二十三年的渐台上，玺绶还在他身边，那套被反复改造的天下已经不再听从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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