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六岁的初中女生，被选进杨森家时，已经没有多少退路。
她叫蔡文娜，泸县人，一九一七年生。家里是破落读书人门第，日子紧，脸面还要撑着。
后来她在华西协合大学写毕业论文，把自己的家事藏在英文字母里。她没有把名字全写出来，却把那句话写得很硬：女子在旧家庭里，常被当作货物一样，一次一次选进去。
这不是小说里的深宅。
这是她自己的命。
杨森那时已经是川军大人物。四川军阀混战里，他当过四川军务督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后来又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
他的另一面，更让人记住：妻妾成群，公开的妻妾有十余位，子女众多。蔡文娜排在第九。
她进门时太年轻。
年轻到后来回头看，那场婚姻不像婚姻，更像一纸家族交易。
蔡文娜在论文里写得很克制。她说，有的女子因家境穷困，又碰上“有女攀高枝”的旧观念，十五六岁就成了事实上的婚姻。
她没有哭诉。
她把刀藏进文字里。
进了杨家以后，蔡文娜不是被关在院子里什么也不懂的姨太太。她漂亮，聪明，会读书，也能上台面。
杨森喜欢这样的女人。
他要她受教育，要她懂外文，要她能在宾客面前说话、翻译、撑场面。抗战时期，她还曾随杨森到战区，登台唱戏，打网球，出入军政场合。
外人看着，是风光。
可风光后面有规矩。
杨家不是一个普通家庭，是一个由军权、家规、妻妾、子女、佣人和眼线编成的笼子。蔡文娜越聪明，越知道笼子的门在哪里，也越知道那门不是她想开就能开。
第一次出事，是在她读书的时候。
杨森家里后来有人回忆，蔡文娜中学毕业前后，在顺庆同一位教英文的男家庭教师来往过密。事情传到杨森耳朵里，杨森把她接回泸县，原本要重办。
几个姨太太替她求情。
最后，落下的是一顿皮鞭。
她保住了命。
那位英文教师的结局，后来在民间故事里越传越狠，有“宫刑”“枪毙”等说法。可在杨家后人留下的较近说法里，能落到纸面上的，是蔡文娜被重打，事情由田蘅秋作保了结。
这一鞭子没有把她打服。
只是把她打醒了。
一九三九年前后，蔡文娜去了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她不是一个人轻轻松松去读书，身边还带着孩子，也照管杨家其他子女。
成都华西坝的空气不一样。
校园里有教会大学，有金陵、齐鲁等内迁学校，有草坪上的讲座，有打网球的学生，有英文信，有音乐，也有年轻人的眼睛。
蔡文娜住在华西后坝附近的杨森公馆。
门口有车夫，屋里有佣人。她每天坐包车上学，看起来体面，可那个车夫也像门房，来客要先通报，行踪有人盯着。
她知道。
她还是往前走。
一九四四年初夏，蔡文娜交出毕业论文《一个过渡时代的家庭》。论文里，她把杨森家族写成一个社会学样本，把妻妾、子女、家规、权力都摆上桌面。
评语说，这篇论文取材珍贵，不是捕风捉影。
这几个字很重。
因为她写的不是别人家，是自己正在忍受的家。
论文里，她还碰到一个最刺人的问题：民法写着有配偶者不得重婚，可旧社会的一夫多妻依旧有缝可钻。法律到了门口，家长的权力还坐在堂屋正中。
她把旧家庭看透了。
可看透，不等于能逃出去。
在华西读到高年级时，蔡文娜认识了牙医学院的男学生吕明德。
他们常在一起打网球，后来感情渐深。蔡文娜已经不是十五六岁被人推进杨家的女学生了，她读过社会学，写过家庭论文，也知道自由婚姻该是什么样。
她想走一条明路。
不是偷着跑。
她要同杨森离婚，再同吕明德离开中国。
这一步太险。
寒假回重庆时，蔡文娜住进杨森在中二路的“渝舍”。那座公馆里，有宴客厅，有卧室，也有网球场。
有一天，杨森发现她手上的大钻戒不见了，追问起来。
蔡文娜躲不过去，索性把话说开：她同吕明德相爱，想离婚，请杨森放她一条生路。
杨森没有立刻发作。
他不答应，也不说不许。
这更冷。
第二天夜里，蔡文娜在卧室里等。杨森没有回来，推门进来的，是持枪的人。
不同回忆里，开枪者名字有差异。有说是杨森侄子杨汉印，也有说是第二十军军长夏炯。杨小捷记下的版本里，蔡文娜认出了来人，喊了一声：“夏炯，你要做啥子？”
枪响了。
她倒在卧室里。
随后，尸体被被子裹起，扔进“渝舍”网球场旁边的枯井。
杨森还让其他姨太太去看。
她们吓得发抖。
蔡文娜死后，杨森搜出吕明德写给她的英文信。英文他看不懂，叫人翻译。听完，又派人去杀吕明德。
吕明德已经跑了。
有的说他逃往印度，有的说后来转去美国。无论哪一种，他都没有再回到蔡文娜身边。
一个死在公馆。
一个逃到国外。
蔡文娜的姐姐后来到重庆找妹妹，杨森只说她跑了，跑到“英国”去了。话说出口，连遮掩都带着冷。
枯井在网球场旁边。
这画面像一个荒唐的句号：白天，球拍可以挥起；夜里，一个年轻女人被裹进被子，丢到井底。
蔡文娜留下的最硬的东西，不是传闻里那些香艳故事。
是那篇毕业论文。
一九四四年，她在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把自己所在的旧家庭一点点拆开，写下贫穷、攀附、重男轻女、一夫多妻和家长权力。
她本来想从里面走出去。
第二年，门没有开。
井口合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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