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抓住战略机遇期 ” 到 “ 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 ” ，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正在发生变化。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围绕新著展开对话。现将对话实录上半部分发布如下，下半部分稍晚发布，敬请关注： （全文约4900字，预计阅读时间1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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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21世纪的头二十年，中国发展处在大有可为、必须紧紧抓住的战略机遇期。我们都学过政史，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时也会提到这一说法。其实从2002年之后的二十年，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会碰到“战略机遇期”这个词。而战略机遇期中的那个“期”是有时限的，就是21世纪的前二十年。那个二十年，我们抓住了战略机遇期了吗？当然抓住了。2002年的时候，中国的GDP还排在全世界的第八位、第九位，甚至不如西班牙，不如加拿大。
2002年那个时候，中国对外的环境已经有些紧张了：1999年，我们的驻南联盟使馆被轰炸；2001年，911事件之前，美国人在我们的南海上空与我们发生了撞机事件。那时候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说，要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刚刚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刚刚才发展起来，美国会不会遏制中国？世界会不会大乱？但是在那个时候，中央决策层做出了重要的判断，就是未来二十年中国处在战略机遇期。我们果然抓住了。我们的GDP一年超过一个国家，超过西班牙，超过加拿大，然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到了2010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到了2021年，也就是我收到全国政协讲座邀请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术界内部其实有一个讨论。什么讨论呢？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还有没有？而2021年的时候，我们再回顾一下五六年前中国在发生什么：那个时候特朗普1.0打压中国，拜登上台以后又打压中国；那个时候全世界疫情暴发，气候变暖；我们跟美国的关系紧张了，欧洲又开始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压制。所以那个时候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战略机遇期过去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更多挑战，机遇可能更少。而我很大胆地认为，2021年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战略机遇，我们有太多的战略机遇了。
于是那一次我在全国政协讲课的时候，我就大胆提出：虽然战略机遇期所设定的二十年已经过去，但是中国仍然面临着大量的战略机遇。我讲完这些以后，也没有想到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于是我把讲稿写成了一篇学术论文，。
发表以后，没想到美国人特别关注，把我的学术论文全文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的智库圈受到大量关注。美国人说，中国人还那么自信？中国人怎么觉得自己机遇更多？不是打压他们了吗？他们还觉得自己有机遇？我收到这个反馈以后，当时就暗暗地想，这个战略机遇，我们要把它写出来。
结果很荣幸的是，就在2022年，也就在我在全国政协讲完课以后的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召开，提出“中国发展面临着的新的战略机遇”。这一下我发现，我此前的一系列判断是对的。
我认为，我们现在中国外部有战略机遇：美国面临全面衰退，没有能力全面压制中国，欧洲也在衰退；新兴大国崛起，也为我们腾挪了战略空间；更重要的是，过去两百多年，中国第一次在人类的科技革命上处在第一梯队，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革命，我们处在第一梯队——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我们都在很后面。所以这是四个外部的战略机遇。
内部的战略机遇，我在书上也讲了：第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有力；第二个战略机遇，就是我们现在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统一大市场，有更多的发展空间；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众越来越希望有更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机遇——我们每个人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动力；更重要的最后一个内部机遇，就是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的斗争精神越来越提升，现在有什么大的斗争，我们不怕了，越来越有经验了。所以今天我请了我的好朋友范勇鹏教授，跟各位一块分享我们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心得。
范勇鹏：我一看这个标题叫，就迫不及待地拜读了一下。刚刚讲的这段历史，我们确实都是亲身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感触。多讲一些这种人生经历和个人感触方面的内容，我觉得跟大家交流蛮有意思的。这个战略机遇，他刚才讲的这段历史，我是2002年开始工作，当时就像王文老师讲的，中央刚刚提出这个战略机遇期。其实当时在学术界、理论界，有相当多的人不太理解“战略机遇期”这一提法，因为当时苏联解体、911发生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对中国来说是很危险的。
我1996年本科毕业，就在我大学毕业前夕，我们的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了，我跑到街上去游行示威，那件事对我的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很多观念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转型的。
但是那个时候，中央就非常坚定地提出了这个战略机遇期，其实当时学术界很多人不太理解。我还记得二十年前我们开会的时候，当时有很多学者在探讨什么问题呢？就是：凭什么讲这叫战略机遇期？凭什么认为就是20年？凭什么认为美国人会给你这20年？但是这背后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战略论断。
客观上来讲，我们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国运，而这个国运也是唯物主义的国运。什么意思呢？比如美国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实际上是要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到中国身上，要围攻我们了；这个时候如果真的美国对我们展开全面围剿，就像2018年4月中美贸易战以来的情况，中国当时确实是会比较困难的。但是国际上发生了很多大的事情，包括欧洲、俄罗斯局势的发展，阿拉伯地区局势的发展，包括世界上很多重大事件的发生，然后美国做了错误的战略选择。
所以你看，从奥巴马、希拉里时期，到特朗普，再到拜登，再到特朗普，他们其实也知道有些事情应该做，比如re-pivot（再平衡）、要重返亚太，但是他总会像我们小时候读过的一个童话里讲的“熊瞎子掰苞米”，看到一个苞米就去掰一下，就丢掉了原来那个，他不停地受到战略干扰。所以美国在过去20年战略期里，犯了他的一些战略错误。而我们抓住了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解决了很多我们自己的问题。
从我个人心里回忆，确实很感慨。比如当时我们都知道，南海撞机案、“银河号”事件等等，我们受了很多屈辱。包括我刚工作的时候，参加过一些二轨外交，包括一些外围的国际论坛，比如在欧洲一些国家，那种叫“人权对话”。我现在还能记得，在这些对话的时候，德国人、法国人那种傲慢，我现在历历在目：他讲话的口吻就是“我在教你”，然后轮到中国学者发言的时候，他会公然不看，很轻蔑。
另外，比如像我们今天的北斗导航：当时中国也受到了美国GPS的一些制裁，所以我们也坚定地要做自己的导航卫星系统。刚开始我们没有技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要跟欧盟合作，就是当时的“伽利略计划”，我还参加过一些外围的“伽利略计划”的会议、活动，包括一些签约。当时的欧洲人，我现在还能记得，非常非常傲慢。结果过了没几年，你先傲慢就算了，你拉着大家一起做活，中国人也拿钱了，我表达了诚意，最后呢，他还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来阻碍这种合作的成功；而且关键是到最后，他自己的“伽利略计划”还没有搞起来。
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看新闻联播，经常会冷不丁地看到，我们发了一个火箭，发了一个火箭。不知不觉之间——对老百姓是不知不觉，但对我们的战略高层是非常清晰的，有步骤、有组织、一步一步坚定地实现了我们的目标。结果等到我们的北斗系统开始导航的时候，我们成为全球三大导航系统之一，实际上可能现在是最强大的导航系统。这些过程，经过二十多年的亲身经历，回想起来，确实是感慨万千。
那么最后，回到王文兄讲的这个新战略机遇，我觉得确实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就是前面这二十年，实际上没有到二十年就结束了——2018年，特朗普就开始打贸易战了。2018年开打贸易战的时候，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和理论界确实有很多人非常不自信，一片哀鸿。
当时可能像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是国内少有的几家单位、少有的学者，公开地讲，中美贸易战我们不会输。有图有真相，大家可以上东方卫视，我在2018年的节目里讲过，我说，美国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开打，但是一旦开打，这个贸易战什么时候结束就不取决于美国了，就是你肯定赢不了的。实际上，当时我们很多人还是没有这个自信。
但是现在，经过这场贸易战——到今天也已经打了好几年了——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其实我想起一个事，特朗普第一次竞选的时候，我和王文是全国少有的几个人，我们认为特朗普能当选。这说明什么？就是战略预测有时候需要一种判断，它不一定需要有多少数据、多少统计分析、多少模型，而取决于你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个深刻的判断，对中国的战略有没有一种深刻的自信。有了这个东西，肯定能做出这样一种判断。
所以，经过贸易战打到今天，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不仅成功地实现了第一个战略机遇期的目标，而且经过2018年贸易战到今天的科技战、关税战、各种各样的斗争，我们也挺住了。孙子兵法讲“其下攻城”，就是这个打仗，你去攻城是最差劲的一个选择。特朗普的贸易战就有点儿类似于攻城战，攻城战打了8年，没有打下来，这个仗他已经打不下去了。
所以下一步就意味着，包括刚刚讲的，我们现在的科技，在材料、在AI等很多方面都已经走到前沿，那么实际上，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的战略机遇期。
我最后再讲一句：我们的“新战略机遇”和旧的战略机遇期有什么区别呢？21世纪初的第一个战略机遇，是我们中国在一个国际体系里面寻求自己的生存发展机会。今天不一样，今天新的战略机遇不仅仅是中国的战略机遇，同时也是美国的，也是西方的，也是全球南方的，甚至是整个世界的。
为什么？因为整个世界体系实际上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改弦更张的时候。中国是这个世界的和平中流砥柱，是发展的原动力，是经济的发动机，包括是全球金融稳定的一个基石；也包括这两天外媒有人在讲，中国以一个国家之力，成功地平衡了全球石油市场长达几个月，都说这是欧佩克几十年想做但没做到的，而中国证明能做到。
所以，中国今天的战略机遇，实际上已经是我们要与全人类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实现共同发展的一个战略机遇。而美国将来能够落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它和中国的关系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美国自身的福利，美国人民的命运，其实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美国自己，也取决于我们的新战略机遇期。所以这个格局不一样，层次不一样，所以对我们来讲，应该说是挑战更大，责任更大，但是我觉得这个目标更高远，前景更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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