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北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卫生工作。谈话原本围绕医疗队下乡、经费安排和医务人员分布展开，直到一组数字被说出来，屋里的气氛突然变了。
当时，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已有一百四十多万名，可高级医务人员大多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有关材料显示，城市占用的医疗经费约为四分之三，农村只能分到四分之一左右。人口最多的农民，恰恰成了医疗资源最薄弱的一群。
毛泽东听完后站起身，批评卫生部门没有真正把工作重点放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他说：“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者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句话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医生，也不是否定城市医疗建设，而是直接指向当时医疗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城市有医院、有设备、有专家，农村却常常缺医少药。农民患病后，能不能找到医生，往往要看距离、交通和口袋里的钱。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一直在设法改变这种局面。发展中医，是其中一条思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中医诊疗对大型设备依赖较少，药材费用相对低，在基层有一定便利条件。
但问题并没有因此自动解决。培养一名合格医生需要时间，而经过正规教育的医务人员，很多又留在城市医院。农村人口分散，卫生机构基础薄弱，单靠少数中医和个别医生，难以覆盖广阔乡村。
于是，城市医疗队开始下乡。1965年1月，毛泽东批转卫生部关于组织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要求城市医院抽调人员巡回诊疗。此后数月，全国有近三千名城市医务人员参加相关工作。
这项安排确实带来了帮助，却也暴露出局限。医疗队人数有限，一次只能覆盖少数乡镇；随队设备简陋，专科力量不齐，复杂疾病很难处理。城市医院要重新排班，乡村还要解决住宿、交通和药品供应。热情可以动员人下乡，却不能单凭热情建立稳定的基层医疗体系。
钱信忠的汇报，正让这些矛盾集中显现。毛泽东随后明确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的设想很实际：农村需要的不是只能在大医院工作的专家，而是数量足够、费用较低、能够处理常见病的基层卫生人员。
这场谈话后来被称为“六二六指示”。名称来自谈话日期，核心却不在称呼，而在培养什么样的医生、为谁服务的问题。按照这一思路，医学教育不能只盯着城市医院，也要考虑农村的承受能力和实际需求。
不久，卫生部门开始推动农村卫生员培训。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动作较快，1965年夏天办起医学培训班。学员多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一，学习时间也比正规医学院校短，内容集中在常见病识别、简单治疗、护理和防疫等方面。
王桂珍就是其中一员。她没有读完中学，学习基础并不突出，却肯下功夫。课堂上听不懂的内容，她反复琢磨；晚上熄灯后，还会借助手电筒继续看书。培训结束后，她背着药箱走村串户，逐渐接触到最普通、也最复杂的乡村生活。
村民起初并不完全信任她。一个只学了几个月的年轻人，能不能看病，谁心里都有疑问。王桂珍没有急着证明自己，而是从测量、询问、护理和常见病处理做起。遇到患者害怕针灸，她先在自己身上示范，再耐心解释。一次次接触后，信任慢慢建立起来。
黄钰祥则是另一种类型。他毕业于苏州医专，早年便在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有正规医学训练和基层经验。后来，他参与培训农村卫生员，王桂珍正是他的学生。一个负责传授基础知识，一个走进村庄实践，构成了基层医疗人才培养的雏形。
江镇当地水稻种植较多，农民下田时常常赤脚。王桂珍看病之余也参加劳动，乡亲们便把这种半农半医的卫生员叫作“赤脚医生”。这个称呼起初只是地方说法，却因为一个基层医疗实践案例，逐渐走出江镇。
1968年，上海记者到川沙调查采访，将江镇经验写成《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刊登后，引起较大反响；同年9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转载了这篇报道。“赤脚医生”由此成为全国熟知的称谓。
毛泽东看到相关报道后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随后，半农半医的基层卫生人员在各地推广。他们不能替代专科医生，也不具备大型医院的诊疗条件，却承担了常见病治疗、妇幼保健、卫生防疫和健康宣传等大量工作，成为农村医疗网络中最靠近群众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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