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打来电话，通知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到东北局汇报工作。电话内容并不复杂，却让吴德意识到，自己在吉林经营多年的工作即将交接，而目的地不是普通岗位，是北京。
吴德很快带着材料赶到沈阳。他先汇报吉林的生产、民生和干部工作，讲得十分细。谈到离开吉林时，他没有掩饰自己的犹豫：“宋书记，我在吉林工作了这么多年，能不能不去北京，让别的同志去？”
宋任穷回答得很直接：“这是中央的决定，工作需要，不能不去。”
一句话，分量很重。
吴德没有继续追问，只是试探着询问北京的情况。宋任穷向他作了简要说明，涉及北京市委的变动时，没有展开细讲，只说到了北京，自然会有中央同志同他谈。随后，吴德开始办理吉林和东北局的交接。
这次调动，表面看是一次职务安排，背后却有着特殊背景。1966年5月，彭真不再担任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中央决定调整北京市的领导班子。北京是首都，政治、治安和机关工作牵动全局，选谁来主持工作，显然不是一般的人事调配。
5月24日，吴德抵达北京，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告诉他，中央决定由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并担任北京市代市长。刚到北京，吴德便被安排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中途进入会议，情况并不好掌握。吴德对前面的讨论缺少了解，有些内容听不明白，只能边听边记。没过多久，叶剑英又约见了他，谈到北京的秩序、安全以及市委改组等问题，话说得很重，任务也很明确。
李雪峰随后向吴德介绍情况，指出北京过去存在封闭化倾向，中央对北京市委的问题已有批评。吴德听后，没有急于表态。他明白，自己刚到北京，最要紧的不是讲漂亮话，而是尽快摸清情况，接住这副沉重的担子。
6月3日，吴德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谈到新市委名单，要求按中央决定向社会公布。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名单正式公布，吴德的职务除市委第二书记、代市长外，还包括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
这些职务放在一起，意味着他同时面对地方党政、首都治安和卫戍工作。任务交叉，责任集中，稍有疏忽，影响就不只是一个部门。吴德后来回忆，这段在北京的经历虽然只有七个多月，却成为他一生中极为特殊的一段时期。
中央为何把吴德调来北京？答案并不只在吉林。
吴德早年长期做工人运动和敌后城市工作。1933年，他在唐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接触过开滦煤矿工人，也参与过工人罢工和组织建设。唐山是重工业城市，工人的生活状况让他很早认识到，基层工作不能停留在文件上，必须落到具体的人和事。
抗日战争时期，吴德在冀东从事组织和群众工作，参与领导冀东暴动，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发生后，参加者远超最初估计，影响很大。吴德后来回忆，原本以为有两千人参加就不错，实际参加者达到十几万人。
这类经历塑造了他的工作特点：重视组织，熟悉群众，也能在局面复杂时承担责任。1940年，他到延安汇报冀东工作，受到毛泽东肯定，之后参与中央敌后城市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冀东、东北等地工作，积累了处理地方与军事、城市与农村事务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吴德先后在工业部门、地方省市任职。1955年3月，他出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在吉林的十一年里，他面对的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工业建设等一系列实际问题。
吉林地处东北，工业基础较好，农村地域又广。吴德既要抓经济建设，也要处理群众生活、干部作风和地方组织建设。1958年毛泽东视察吉林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吴德陪同参观。毛泽东询问电影生产，也仔细看了摄影棚里的布景，还笑着说，电影棚里可以“弄虚作假”。
这次视察未必只是一次轻松的参观，却让中央进一步了解了吴德的工作状态。毛泽东对干部的评价，往往不在几句场面话，而在长期观察后的判断。“吴德有德”这句话，后来成为吴德政治生涯中被反复提起的一句评语。
1971年9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丰台火车站接见有关干部。吴德谈到自己有错误时，毛泽东摆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1975年5月3日，中南海政治局会议前，毛泽东再次握着吴德的手说了同样的话。
这些话不能简单理解成个人褒奖。对当时的吴德来说，它更像是一种政治信任，也意味着在复杂局面中承担更多责任。1972年4月，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并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北京军区政委。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天安门广场出现群众自发悼念活动。吴德负责组织干部、公安、卫戍部队和民兵维持秩序，并将现场情况逐级报告。到了同年9月毛泽东逝世，首都连续经历重大变故，吴德仍处在维护北京秩序的岗位上。
晚年谈到周恩来时，吴德常提起一件小事：外交部门曾考虑修建办公楼，周恩来认为造价太高，没有批准。他还说，周恩来生活简朴，使用国产钢笔，身上佩戴“为人民服务”像章。1982年，吴德离开领导岗位。1995年11月29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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