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夏，浙江奉化溪口，蒋孝勇一家以普通游客身份走进蒋氏故居。没人举牌迎接，也没有公开仪式。患食道癌的蒋孝勇由儿子搀扶着，沿着蒋母墓道一步步上行。那条六百多米的石阶，他等了四十多年。
这次回乡，并不只是探亲。
蒋介石和蒋经国去世后，灵柩分别暂厝于台湾桃园慈湖和大溪，两处相距不过一公里。所谓“暂厝”，本就不是最终葬地。蒋介石生前交代，日后条件允许，应归葬大陆；蒋经国临终前也曾留下类似安排。
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终年88岁。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病逝，终年78岁。两人的灵柩都没有真正下葬，而是以棺木形式安置在陵寝内。这个安排，既包含个人遗愿，也牵涉两岸局势，绝非家属单方面能够决定。
有意思的是，变化先从陵寝周边发生。1996年前后，慈湖、大溪的守卫措施出现调整，原有守陵宪兵不再像过去那样长期驻守。与此同时，台湾社会对蒋介石的历史评价也发生分化，部分象征性设施被重新处理，蒋家人由此担忧陵寝日后可能遭遇不测。
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得知消息后，曾把移灵之事重新交代给蒋纬国和蒋孝勇。她的意思很明确：若台湾已经无法长期保存两具灵柩，就应考虑送回奉化；若奉化暂时不能实现，也可以考虑南京紫金山。
据蒋孝勇后来转述，宋美龄曾问他：“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蒋孝勇明白，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家事商量，而是蒋家对身后安排的重新部署。
蒋纬国的态度更为直接。国民党内部讨论“两蒋移灵”时，他提出成立筹备机构，研究将父亲和兄长的灵柩迁往大陆。面对质疑，他反问，陵寝守卫减少、蒋介石铜像遭到破坏，难道还不能算作理由吗？
这番表态在党内引发震动。有人认为移灵涉及政治、法律、社会观感以及两岸关系，牵连太广，不能只按家属意愿处理。会议虽然同意研究，却没有立即形成执行方案。换句话说，事情被摆上桌面，却始终没有真正启动。
蒋孝勇对此并不意外。他清楚，蒋家希望的是“归葬故土”，而台湾部分政治人物担心的，却是移灵所带来的象征意义。两种考虑碰到一起，家事便被推入政治争论之中。
1996年，蒋孝勇已经查出食道癌，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他秘密前往大陆，一方面寻求治疗意见，另一方面也想亲自看看祖籍地。抵达北京后，大陆方面安排医生会诊；随后，他又前往奉化溪口。
在溪口，蒋孝勇拒绝了轿夫的帮助，坚持自己走上墓道。路并不算长，对当时的他却十分艰难。蒋友柏搀着父亲，走走停停。到了墓前，一家人献花、行礼，没有公开身份，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安排仪式。
参观蒋经国故居时，蒋孝勇用宁波话同导游交谈。导游只觉得这位台湾游客口音地道，并未立即认出他的身份。直到看到墙上的旧照片，一位年长工作人员才察觉出端倪。蒋家人离开后，现场才有人低声议论起来。
这次回乡，让蒋孝勇更加坚定移灵想法。他曾对家人表示，祖父和父亲当初选择“暂厝”，本意就是等待合适时机归葬，并非要把台湾当成永久墓地。只是时机迟迟未到，家族意愿也不断受到现实牵制。
蒋孝勇对李登辉的评价，同样与移灵问题联系在一起。他曾直言：“父亲晚年看错了人。”在他看来，蒋经国当年提拔李登辉接班，是对其政治前途的重大安排；但后来台湾政治环境变化，蒋家所熟悉的许多象征和制度安排逐渐被调整，这让他产生了强烈失望。
这句话带有明显的家族立场，不能简单等同于当时所有人的看法。但它反映出蒋家内部的真实心态：他们认为蒋经国留下的身后安排，理应得到尊重，而不是被不断搁置。
大陆方面对“两蒋移灵”也没有立即作出无条件承诺。相关讨论中，身份如何界定成为关键问题。若以国民党已故领导人的身份归葬，处理方式相对容易；若以所谓“中华民国总统”身份安排，则涉及更复杂的政治考量。
蒋孝勇抱病参加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期间，曾表达三层意思：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尊重先人遗愿，并认为移灵是家族回乡安葬的传统要求。他不赞成把这件事无限上纲，认为祖先归葬故里，原本就是一件寻常的家族大事。
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结果。
1996年12月22日，蒋孝勇在台北病逝，终年48岁。临终前，他拒绝以复杂器械过度维持生命。次年1月12日，告别仪式举行；依照他的遗愿，骨灰后来安葬于美国旧金山。至于慈湖和大溪的两具灵柩，仍旧留在台湾，蒋介石与蒋经国生前设想的归葬安排，也因此继续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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