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外交 a.外交政策
明朝的外交政策是以“宗主”自居的朝贡外交。当时的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吸引了众多海外国家,出现了各国争相来朝的盛况。当时与明朝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至近百个。前来朝贡者可分为三类:一是臣服于明朝,希望得到明朝承认、封赐与支持的国家或地区贡使;一是仰慕中国文化,想亲眼目睹中国风采的各国君主贵族;一是以贡使身份来华贸易的商人。
永乐三年(1405年),由于贡使日多,朱棣下令重置洪武中废罢的市舶司。为了与各国来人交流,同时还设置了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四夷馆下设有朝鲜、日本、安南、暹罗、鞑靼、满剌加、畏兀兀、琉球8个馆。要求馆内工作人员熟悉外语,以利于接待时的相互交谈,同时设会同馆接待外国使臣。
b.南洋诸国
永乐时期,共有4个国家的国王先后7次来访,共有来华使节318次,其中,浡泥国王、苏禄国王和古麻剌朗国王在死后均葬于中国境内,其陵墓至今犹存,成为中外友好的历史见证。这种情况是历朝历代都不曾见过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永乐年间的海外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创了古代中外元首外交的先例。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到了浡泥,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亲自来朝,十月一日,浡泥国王因病死于会同馆,明成祖特命工部为浡泥王准备棺椁、明器,将浡泥王安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的石子岗,立碑勒铭,并于墓旁建祠,谥号“恭顺”。
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与该国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故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一起带领超过三百四十人之使团来到中国朝贡,在回国途中,东王病卒于德州,以王礼葬于德州城北,明成祖赐谥号为“恭定”,苏禄东王墓和所立石碑至今尚存,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186-187]
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古麻剌朗国王干剌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来朝,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辞归,四月到达福建,干剌义亦敦奔病死在当地,明成祖闻讣后,遣礼部主事杨善前往谕祭,谥号“康靖”,赐坟墓,以王礼安葬于福州,命其子继承王位,率众回国。
c.西洋
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自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受朝廷派遣,率领规模巨大的船队七次出海远航,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和平交流(详见“郑和下西洋”词条)。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在七下西洋过程中,郑和船队一行亦秉承永乐皇帝严守道德、正义原则,恪遵明成祖“民胞物与,泛爱万物”的具体任务。
d.朝鲜
建文四年(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永乐元年(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宣德四年(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世子以荣誉的称号。
e.日本
从洪武十六年(1383年)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明成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
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明廷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等出使日本。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说:“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会检。番舶中有兵器,九槊之类,籍封送京师。”明成祖认为:“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踏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赀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李至刚认为兵器在民间不许私有,也不许买卖,明成祖令官府按照中国的市值给付给日本。“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
永乐二年至八年(1404—1410年),明廷六次派使节出使日本,日本使节也乘贡船七次入明。关系十分密切。按照规定,日本勘合船入宁波后,先由浙江布政司会同宁波市舶司检验勘合,如无诈伪,则上报京师礼部,再次验对无误后,日贡使一行才能携贡物入京。如果携带商品过多,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购,则允许日使在会同馆明朝官吏监督下贸易三天。如果勘合船人数过多,除允许少数人进京入贡外,其他随从人员则在宁波妥善安置,并在当地市舶司官吏监督下进行贸易。勘合贸易,使日本幕府大获其利。
f.帖木儿帝国
洪武二十年(1387年),帖木儿派遣回回满剌哈非思向明朝首贡,明朝给予了丰厚的赏赐,这标志着明、帖朝贡贸易关系正式建立。此后,明、帖朝贡贸易在洪武年间密切发展。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帖木儿势力壮大,野心滋生,遂羁留了明朝派出的傅安使团。从此,帖木儿对明朝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起来,最后发展到兵戎相向的对抗态势。永乐二年(1404年),帖木儿率兵东征,明朝方面也不甘示弱,积极整军备战,加强边备力量,导致明、帖关系陷入白炽化状态。明成祖即位后,随着傅安等人的归国以及双边的努力,明、帖朝贡贸易得以恢复,并在永乐年间走向繁荣。
永乐五年(1407年),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夺取帝国统治权,以赫拉特为中心,明称为哈烈国,其子兀鲁伯驻于撒马尔罕。在沙哈鲁和兀鲁伯时期帖木儿王朝与明朝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加强,使臣往来频繁,贡赐贸易活跃,彼此的友好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永乐五年(1407年)到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哈里勒、沙哈鲁和兀鲁伯统治期间,帖木儿王朝前往明朝的使团共多达次,不断向明朝贡奉马、驼、玉石及狮子等贡品,明朝则则一一予以丰厚的回赐。这一时期,明朝也多次派傅安、陈诚、阿儿忻台、鲁安、郭敬、李贵等使臣访问中亚撒马尔罕等地。
(11)轶事典故 ①自比元祖
建文永乐交替之际,朱棣多次提及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乃天命所在,以及建立了中华“垂统”的贡献;永乐十七年(1419年),在对武臣敕令时,朱棣曾称赞忽必烈的武备强盛、天下安宁。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通过深入研究后指出,永乐帝是以元世祖忽必烈自居。日本另一位明史专家檀上宽赞同认为,永乐帝的终极理想目标不是唐太宗时代,而是忽必烈时代。朱棣憧憬的君主梦,两位史学名家俱言之凿凿,持论的理由有三:
一、元明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因缘性和制度上的连续性;
二、元朝以前,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元朝以后,中国已是一个世界性帝国。这个历史遗产,接替国家不得不去面对、处置。从这个意义上,唐朝与明朝存在本质上的时代差异;
三、朱棣个人欲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希望像忽必烈那样让“四夷来朝”。
②马苑对联
明太祖朱元璋游马苑,朱棣(其四子)与朱允炆(其长孙)同侍,其时朱允炆已被属意为皇位继承人,太祖即兴出句令两人对曰: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曰:“雨洒羊毛一片毡。”太祖以为“气弱”。朱棣对曰:“日照龙鳞万点金。”后一对句比前一对句气象雄浑得多。后来朱棣取代朱允炆登上帝位并把国都由南京迁到了北京。其实,从对联一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朱棣和朱允炆的性格差异。
③驳斥迷信
贵州布政司右布政使蒋廷瓒进言,朱棣北征班师的消息传出后,思南府婺川县的大岩山发出了连呼万岁的声音,人们都说是皇上的恩威使得山川显灵,礼部尚书吕震也请求上表祝贺。朱棣却认为山谷之间发出声响是自然现象,而不是异事,是当地官员失察,吕震谄媚阿谀,非君子事君之道,拒绝了他的请求。
瓯宁县有方士向朱棣进献金丹和方书,朱棣说:“这是妖人啊,秦皇汉武一生都被方士欺骗,妄求长生不死之药,他又想来骗我,我不会用,金丹令他自己吃下吧,方书也一并毁掉,不要让他再欺骗别人。”
④知音天子
朱棣在治国理政之余,对音乐戏剧也有一定的兴趣和欣赏能力,有“知音天子”之称。当时的戏剧家贾仲明、汤舜民、杨景贤等曾侍朱棣于燕王府,编撰了数量众多的杂剧供朱棣欣赏。
《坚瓠集》记载,永乐时期,京城里有位著名的歌女名叫齐亚秀,曾经在宫里侍奉朱棣宴饮,朱棣吃饭时,便在一旁唱曲,齐亚秀出宫后跟人说:“这是一位知音天子啊,每当我唱到关键情节的地方,他便举起酒杯向我致意。”
⑤爱好书画
朱棣爱好书法,据记载,其书法“甚奇崛”,时常以御笔书法赐给宠眷的大臣,闲暇时也喜欢练字自娱、援笔肆书,欣赏书法作品时,又为其匠心独运的精妙制作而赞叹,朱棣最欣赏大学士沈度,沈度的书法丰腴温润,被朱棣赞为“我朝王羲之”,凡是朝中的金简玉册,以及一切大制作,必命令沈度来书写。
朱棣登基后,欲模仿宋代制度建立书、画二院,还喜爱画家郭纯“布置茂密”的绘画,偏爱布局较为茂密丰满、气势雄伟的北宋山水画风。
⑥北京地名
在现今北京朝阳东坝地区有马厂、马房、驹子房、行宫庙等许多与马字和帝王行迹有关的地名,这些和朱棣有关。朱棣迁都北京后,东坝以其水草丰美,宜于牧养皇家马匹,而一度成为明朝的御马苑。这里每隔三四里建一个马厂,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多个,养马若干,可谓遍地开花。每个马厂都有围墙,墙里盖有马棚,墙外草地平旷,马群悠闲自在。母马怀孕产崽,就盖了驹子房负责接生。马厂、马房、驹子房、行宫庙等与马字和帝王行迹相关的地名,留存下来了。
⑦大报恩寺
永乐十年(1412),朱棣下令在南京开工建造气势恢宏的大报恩寺,先后动用10万工役,耗费巨资,历时19年建成。大报恩寺为明初“金陵三大刹”之一,华丽精美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呈九层八面,高约32.9丈(一说约24.6丈),明末文人张岱称其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
根据《明太宗实录》中的记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因天禧寺的重建将要完工,朱棣正式赐名“大报恩寺”,并亲自撰写了碑文。清末太平天国战争中,大报恩寺毁于战火,现存琉璃拱门构件,藏于南京博物院。
⑧天津建城
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明朝政府设天津卫,天津正式筑城。相传,朱棣为了纪念“靖难之役”的胜利,而赐此地名为“天津”,意谓“天子经由之渡口”。
20世纪60年代初,在南门外大街发现了一座明代嘉靖年间所立的名为《修建三官庙碑》的石碑,记载:“夫天津小直沽之地,古斥卤之区也。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筑城凿池,而三卫所立焉。”此碑详述了天津赐名、筑城、设卫之经过,也证实了史料的说法。
⑨瑞应麒麟
郑和下西洋期间,带回了多个国家特产的奇珍异兽,其中最特别的当属“麒麟”。永乐十二年(1414年),榜葛剌国向明朝进贡实际上为长颈鹿的瑞兽“麒麟”,这一幕被绘制为沈度序本的《瑞应麒麟图轴》和曾棨序本的《明人画瑞应图卷》,它们以图画形式记录了榜葛剌国进贡麒麟一事。
这种以麒麟为主题的瑞应图像在永乐时期的政治领域扮演了一定角色,将长颈鹿认为“麒麟”并非简单的认知错误,“麒麟”的出现为朱棣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依据,被用来树立帝王权威以及教化民众,宣传太平盛世的“祥瑞”,图中特殊的麒麟形象也是中国明代与亚非国家间友好交往的见证。
时间
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
长颈鹿输出国或地区
永乐十二年(1414年)
第四次下西洋期间
榜葛剌国(今孟加拉国)
永乐十三年(1415年)
第四次下西洋期间
麻林国(今肯尼亚的马林迪)
永乐十五年(1417年)
第五次下西洋期间
阿丹国(今阿拉伯半岛,也门首都亚丁(Aden)一带)
永乐十九年(1421年)
第六次下西洋期间
阿丹国(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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