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11日,澳门监狱的大门打开,一个名叫黄裕的男人被狱警送了出来,移交出境。他不是刑满释放,也不是被宣判无罪后重获清白,准确地说,他是一名带着荒诞色彩的侥幸逃脱者。
1948年7月16日,“澳门小姐”号客机在珠江口九洲洋坠毁,机上二十七人死了二十六个,坠机的真相是一场发生在八千米以下、两分钟之内的劫机与反劫机枪战,黄裕正是四名劫机者之一。
这是人类民航史上第一起被记录在案的商业客机劫机案,也是死伤最惨烈的劫机案之一。二十六个无辜者沉在海底,唯一活着的凶手却因为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管得了他,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从此消失在内地。
这桩案子的荒诞,荒诞到半个世纪之后,全世界机场装上的金属探测门、驾驶舱里那扇从此不再对乘客敞开的门,追根溯源,都要从这一夜讲起。
故事的背景,得从澳门那场疯狂的黄金热说起。
1948年的中国,内战正酣,货币贬值如同雪崩,人心惶惶中,唯一的硬通货是黄金。而二战后的国际社会对黄金实行严格管制,唯独葡萄牙没有加入相关货币体系,于是澳门一夜之间成了远东唯一自由的黄金市场,坐稳了当时全世界最大黄金集散地之一的交椅,风头甚至盖过了香港。
香港的钱、澳门的金,都挤在珠江口这条窄窄的水道上往来。同年,港澳商人合组澳门航空运输有限公司,从国泰航空租来两架PBY-5A”卡特琳娜”水陆两用飞艇,4月4日公司开幕,由时任澳门总督柯维纳亲自主持”澳门小姐”号的命名礼,4月9日正式开航。
当时澳门没有陆地机场,飞机只能在新口岸对开的水面起降,澳门至香港全程只要二十分钟,这条航线因而得了个轻佻的外号——“香烟航班”,意思是一支烟还没抽完就到地方了。
但是这二十分钟确是不容小觑的,在当时,坐得起这趟航班的非富即贵:港澳的富豪巨贾、外国洋行大班是常客,机舱里还时常押运着成箱的金条,“澳门小姐”号事实上肩负着港澳之间的黄金转运任务,而直到案发那一刻,全世界都还没有”劫机”这个概念,机场的所谓安检,不过是地勤人员用眼睛把乘客从头到脚打量一遍罢了。
在当时,盯上这条黄金航线的,是四个来自广东中山县八区——也就是今天珠海斗门一带——的同乡。
主谋赵一明,是归侨,年轻时在菲律宾学过飞行,二战期间当过飞行员,能讲一口不错的英文,原本也算见过世面的人,可惜嗜赌如命,挥霍成性,最终把路走窄了。赵昌、赵三才是他的同乡同伙。至于黄裕,三十五六岁,本名在各方档案里写法不一,有记作黄关裕、黄关耀的,本是乡间种地的农民,有过持枪的前科。
澳门史料记载这伙人时还用了一个英文名Chio Tok,对应的就是主谋赵一明。用后来英国媒体的话说,这几个人并不是什么江洋大盗,不过是几个不甘在乡下穷死的普通村民,其中一个懂飞行,便异想天开地提出:在地上抢火车,不如上天抢飞机。
他们的算盘打得极细。四人踩点多日,锁定了一个叫黄颂平的金商——此人在港澳两地开有金铺和协丰行,经常随身携带数千两黄金往返两地,是这条航线上的”大鱼”。
赵一明把航班时刻、机型性能、机组配置摸得一清二楚,连卡特琳娜飞艇怎么操作都专门研究过——他原就是飞行员出身,这是他敢动这个念头的底气。
经费不够,赵一明和赵昌干脆变卖了家中田产充当本钱,铁了心要干成这一票。按计划,四人穿上一身体面的西装扮作客商登机,待飞机接近华界水域时发难夺机,由会开飞机的赵一明接管驾驶,把飞机迫降到中山八区小赤坎、平塘湾一带的沙洲芦苇荡里,再挨个搜身,专抢黄金现钞。为此他们专门物色了”第四名成员”黄裕——他熟悉当地水道和岛礁,负责在迫降后指路和接应。
劫机所用的枪和子弹是怎么带上飞机的?今天听来匪夷所思,在当时却是顺理成章。登机之前,三人把三支左轮手枪用黑绸纱带紧紧缠扎在大腿内侧,外面罩上西装长裤,端端正正坐着,看不出任何破绽;子弹则由赵三才藏在一只挖空了的皮鞋后跟里。
那个年代的安保只有两道:工作人员用眼睛观察,发现形迹可疑才手工搜身。四个西装革履、谈吐自若的”商人”,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带着枪弹坐进了机舱。几十年后,航空安全界回顾此案时特意提到,2001年那个把炸药藏在鞋底的”鞋弹客”理查德·里德,用的几乎是同一套路数,只不过藏的东西从子弹换成了炸药。
案发前,他们其实先失败过一次。7月11日,四人就窜到澳门买好了当日机票,谁知天公不作美,风雨交加,不少乘客临时退票,四个人嫌这一班”油水不足”,托同村一个寡妇——后来警方知道她叫赵二妹——把四张票一并退掉,静候时机。
7月16日,确认黄颂平将携数千两黄金搭乘当日班机返港后,赵昌买下四张同一航班的机票,四人提前住进连胜马路一间民居,次日西装革履登了机。
座位是他们精心安排过的:赵一明、赵昌坐在机师座舱附近,负责夺驾驶舱;赵三才坐客舱中部;黄裕坐机尾,看住乘客、临场指挥。
1948年7月16日傍晚,“澳门小姐”号从新口岸对开的水面腾空而起,注册编号VR-HDT。关于起飞时刻,各方记载略有出入,有说下午五时许的,也有说六时二十分的。机上共有二十三名乘客和四名机组人员——也有史料记载为三至四名机组人员,因此遇难人数在二十五至二十六之间浮动,但”全机仅一人生还”各方记载一致。
乘客里除华人富商之外,还有美国、英国、葡萄牙、俄国的侨民和商人;当班机长是美国人达莱·克拉蒙,副机长麦都夫,还有一名葡萄牙籍空姐迪格·科斯塔。
傍晚的珠江口,暑气未散,水面泛着金光。起飞大约八分钟后,飞机飞临九洲洋上空,客舱里那几声枪响,宣告了一个全新罪名的诞生,也宣告了二十六个乘客人生中最后两分钟的开始。
机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综合黄裕事后的供述与警方对残骸、遗体的复原,那两分钟短促而惨烈。赵一明拔出手枪,与赵昌一起扑向驾驶舱,用英文命令外籍机长克拉蒙让出驾驶位、改变航向。克拉蒙是见过风浪的老飞行员,根本不吃这一套,拒绝就范,双方僵持。几乎同一时刻,客舱先炸了锅——一名美国乘客不惧枪口,一手死死架住赵三才持枪的手,另一手一记重拳狠狠砸在他脸上。混乱中枪声响了,这名美国乘客被子弹射穿左胸,当场毙命。
劫匪喝令全体乘客举起手来。驾驶舱里的搏斗已到白热化:克拉蒙机长突然猛拉操纵杆,让飞机剧烈侧倾,想把劫匪晃倒在地;副机长麦都夫抄起随身的扳手,狠狠砸在赵昌的后脑上,赵昌应声倒地——后来验尸证实,他的后脑是被钝器击裂的。
眼看同伙倒地、满舱皆敌,赵一明回过头来连开数枪,克拉蒙与麦都夫双双中弹倒下,遗体压住了操纵杆,再没有人能把这架飞机拉起来。满载二十七人的”澳门小姐”号,就这样无人驾驶地一头扎向海面。
坐在机尾的黄裕在剧烈颠簸中眼疾手快,一把抓过一件救生衣套在身上——这个下意识的动作救了他的命。几秒后,断裂的机身把他甩出舱外,他重重摔进九洲洋,却奇迹般地浮出了水面。
夜色降临的珠江口,渔民冯万有目击了最后时刻:那架飞机突然改变航向,然后一头扎进海里。约十分钟后,整架飞机全部没顶,海面上浮起大片油污。他把渔船驶近搜寻,看见一个人抱着木块在海面上漂浮,半昏迷,一条腿断了,会喊痛。
这个人就是全机唯一的幸存者黄裕,他被连夜送进澳门山顶医院。
面对警方的询问,黄裕编了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飞机飞临九洲洋时,机头突然爆炸,他当场被震昏,迷糊中不知被谁从窗口拖出,醒来已在大海中央。
可这个说法处处对不上茬:没有一个目击者提到爆炸;卡特琳娜是出了名的结实,即便两台发动机同时熄火,也能滑翔着水,绝无可能近乎垂直地俯冲坠海;一个被”震昏”的乘客,怎么会好端端穿着救生衣漂在水里——而他被救起时,身上确实套着救生衣。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来历:他对警方自称中山农民,来澳门找工多年未着,“偶遇”一位赵姓朋友替他买了机票、答应介绍他去香港做机械学徒;可警方问他到了香港去哪家工厂上工,他的回答是三个字——“不知道”。
澳门司警不动声色,把他转入警察医院监护治疗,同时全力打捞。一场台风拖延了数日,残骸终于出水,证据链一寸寸咬合起来:机舱内壁有数道清晰弹痕,弹孔金属外翻,是子弹由内向外射击所致;舱内找到两枚弹壳和一颗未击发的子弹,弹道显示出自两支不同的手枪;验尸报告更是铁证——副机长麦都夫后颈中弹,那名反抗的美国乘客左胸中弹。
证据显示,这是一起枪战导致的坠机,是一起劫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起。
接下来的破案过程,比电影还要离奇。
警方先从售票记录入手:赵三才、黄裕与另外两名死者赵一明、赵昌的机票是同一时间、同一窗口购买的,四人皆来自中山斗门;赵三才穿着西服,腰里却缠着黑绸带——珠三角”大天二”插枪的标志,脚上那双新皮鞋的后跟,赫然是空心的。
接着警方放出诱饵,假称航空公司将对空难死者家属发放巨额赔偿,请亲属尽快来认尸登记。三名赵姓死者的亲属一个都没出现,反倒有个女人三番五次跑到医院附近打听黄裕的消息。
这个女人正是赵二妹。她向警方自称是赵一明的表妹,说表哥二战时当过空军军官,会开飞机、懂英文,这次带同乡赵昌、赵三才到澳门”揾食”;四个男人——包括黄裕——曾在她家借住一晚,只有一个手提箱,却不许她碰。警方随即搜查她的住处,搜出一条黑绸纱腰带——专为腰间插枪之用,与机上死者腰间那条同款。
为了撬开黄裕的嘴,司警用尽了心思。他们在病房里秘密藏了录音设备,又安排一名满脸涂着猪血、伪装成被警察打伤的”烂仔”的线人,住进黄裕隔壁病床,满口江湖黑话,很快与他混成了”难兄难弟”。
赵二妹再来探病时,隔着病床压低声音问”怎么把事情弄成这样子”,黄裕一五一十把经过讲了一遍,一字不落,全被”病友”听了去,也全被录了下来。
最后收网一幕,几乎可以成为侦探史上的经典桥段:审讯警员拿出一张伪造的”香港报纸”,指着上面的新闻对黄裕说——赵一明、赵三才、赵昌三人已被英国军舰救起,押在香港受审,他们供认枪是你买的、人是你杀的、劫机是你指挥的,他们三个只是被迫跟从。
黄裕猛地从床上撑起半个身子,脱口喊道:不关我事!明明是阿明策划的,他懂得开飞机,要不是他,我们怎么会选飞机来行劫?我才是”跟班”!
这一句抢白,等于把一切都招了,整个劫机计划的细节就此和盘托出。
证据链至此完整无缺:弹壳、弹孔、中弹的遗体、同伙遗物、黄裕的完整口供,环环相扣。所有人都以为铁案如山,可接下来发生的,才是这桩案子真正荒诞的部分。
黄裕在法庭上突然翻供,声称自己只是跟”同房病友”开了个玩笑,而管辖权的问题随即浮出水面——当时全世界还没有一部处理劫机案的法律,这个罪名闻所未闻。
澳门方面说,飞机在香港注册、属英国籍公司,乘客多是香港人,应由香港审理;港英政府则说,坠机地点在中国内水九洲洋,香港无权审判;葡萄牙当局更表示,他们无权审判在英籍飞机上、发生于国际空域的罪行。
皮球踢了将近三年,黄裕在澳门监狱里关着,案子却谁都懒得接。
1951年6月11日,案发近三年之后,黄裕被无罪开释,递解出境,回了内地。坊间还流传着一种更黑暗的传闻:若黄裕咬死飞机是”意外”,保险公司就得掏出天文数字的赔款;于是保险公司买通关节,让黄裕承认”确有劫机”但与自己无关,作为交换,他得以脱罪,保险公司也省下巨款。
沉重的是,二十六个无辜者的死,没有换来凶手伏法,却逼着整个世界改了规矩。
案发后港澳人心惶惶,视乘机为畏途,国泰往返广州、上海的航班一度一个乘客都接不到,公司几乎陷入财政危机,后来不得不吸收太古入股才渡过难关。
澳门航空这条开航仅仅三个多月的黄金航线,也随之黯然结业,成了澳门航空史上的一则奇闻。此案被公认为全球首宗商业客机劫机案,它赤裸裸地暴露了法律与安保的双重空白。此后的三十年里,劫机事件逐年攀升:1948到1957年间平均每年一起多一点,到1968至1977年间,年平均数字飙升到四十一起。
国际民航组织这才被迫行动:1963年《东京公约》首次界定机上非法行为,1970年《海牙公约》更进一步,确立”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劫机者落到任何一个缔约国手里,都必须被惩处或移交,再无安全港可钻。
至于金属探测器,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才走进机场,而驾驶舱门的加固、机组的反劫机训练、乘客登机前的层层安检,无一不是用类似”澳门小姐”号的血案换来的。
那个唯一活下来的劫匪,后半生同样逃不出一种黑色命运的嘲弄。他回到中山荔枝山老家,摔断的腿渐渐养好了。
解放初期,他再度作奸犯科,这一次没有任何管辖权的扯皮,内地法院干脆利落地判处他有期徒刑四年。杀害二十六人的元凶,在三国法律的夹缝里全身而退,却因为小偷小摸坐了四年牢——历史的黑色幽默,莫过于此。
有记载说他死于1968年,正是风声鹤唳的年代。
至于那批据说随机遇难的黄金,则和飞机残骸一起沉在九洲洋底,至今下落不明,成了一个永远无法打捞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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