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13日，北京，王诤因病逝世，终年69岁。总参谋部拟定丧事报告时，特意没有请年过八旬的叶剑英主持追悼会。报告送到叶剑英手中，他看到“王诤”二字，沉默片刻，提笔写下：“叶剑英主持。”

这五个字，分量很重。叶剑英并非只是在追念一位老部下，更是在追念一段我军通信事业从无到有的历史。战争年代，命令能否及时送达，情报能否准确传回，往往比枪炮数量更能决定战局。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5月16日出生于江苏武进。1928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进入国民党军队，成为无线电报务员。那时的他，主要把无线电当作一门谋生和立身的技术，还没有想到，这门技术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1930年底，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缴获了一部国民党军电台。设备摆在面前，难题却随之出现：红军中懂无线电的人太少，既会操作、又熟悉敌军通信规程的人员更是难找。

毛泽东和朱德谈到这件事时，曾把目光投向战俘营。朱德说：“能不能从俘虏里找个懂电台的？”这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根据战争需要作出的判断。红军缺武器，也缺技术人员，缴获设备只是起点，真正难的是把它用起来。

郭化若负责到战俘中甄别电台人员。他找出9人，并说明红军不会强迫任何人留下，愿意参加革命的可以留下，不愿意的发给路费回家。7人选择离开，王诤和他的徒弟刘达瑞留了下来。

王诤后来回忆，真正改变他的，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红军对待俘虏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平等的相处，以及不强迫的选择，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这支队伍究竟在为什么而战。

然而，缴获的电台并不完整。王诤检查后发现，发报机已经损坏，只剩收报机还能工作。毛泽东问：“只有收报，能派什么用场？”王诤回答：“可以监听敌人的无线电，抄收新闻和电讯。”

办法就这样定了下来。

红军暂时不能向外发报，便先利用收报机接收国民党军政消息和通讯社电讯。每天整理出来的电文，成为领导机关了解外部局势的重要材料。那部“半截电台”，没有陷入闲置，反而成了红军接触外界的第一只耳朵。

1931年，红一方面军再次缴获电台后，王诤开始尝试同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夜里架天线，反复呼叫，天亮前撤收，连续坚持数月。大约四个月后，上海中央台的信号终于被接收到。中央苏区由此同党中央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政治指示、军事情报和地方情况，开始能够跨越封锁传递。

毛泽东后来概括这项工作的意义：“党中央，就等于中央委员加电台。”这句话并非夸张。红军分散在偏远山区，交通困难，消息闭塞，如果没有无线电，地方武装很容易彼此隔绝；有了通信，分散的力量才可能接受统一指挥。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王诤领导的侦听人员截获敌军电报，掌握了部队行动方向，为红军判断敌情、部署伏击提供了依据。1931年6月，第三次反“围剿”前夕，红军又通过无线电获悉敌军大举进攻的动向，及时集中兵力，避免了部队在休整状态下遭到突然袭击。

电台没有冲锋，却直接影响冲锋的方向。王诤的价值，也由一名报务员变成了通信组织者和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开创者。1933年，他获得红星奖章。1939年，毛泽东称他为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长征途中，电台更像一根不能折断的线。湘江战役时，王诤负伤昏迷，醒来后发现自己和电台被转移到竹筏上。河面枪炮不断，数名战士冒险涉水推送竹筏，其中有人牺牲。对通信人员来说，电台不仅是设备，也是部队同上级保持联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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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分散在敌后，通信对象更多，线路更复杂。王诤用不到一年时间培养出近200名无线电技术人员，并推动建立通信干部训练制度。1940年1月1日，毛泽东为《通信战士》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新中国成立后，王诤没有停留在战场通信领域。任邮电部门负责人期间，他提出建设国家公用通信网，以及军队、铁路专用通信网的设想。到1952年底，北京通往各大行政区的通信干线陆续接通，战时形成的通信经验开始转化为国家建设能力。

1956年后，他参与航空工业和导弹事业的组织工作；1963年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重视雷达、电子对抗和半导体技术，并推动组建电子干扰部队。这些工作当时不显眼，却关系到国防工业能否补上关键短板。

病重之际，王诤仍参加全军电子对抗演习。有人劝他休息，他回答：“活着就要为党工作，不工作是最大的痛苦。”1978年8月13日，他在同王震谈论电子对抗事业后离世。叶剑英主持追悼会时，对他的评价落在几件实事上：创建中央苏区和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开拓中国电子工业，并培养了一大批通信与电子技术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