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35岁以上的人求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香港呢?35 岁非但不是职业的终点,反而往往是职业生涯的黄金起点。不少猎头会把 35‑45 岁的专业人才当成香饽饽,年龄很少成为淘汰候选人的硬性标尺。
不是说香港职场遍地完美,中年人毫无生存压力,而是两地截然不同的产业结构、用工环境、劳动力供给,共同塑造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中年职场处境。35 岁危机从来不是什么命中注定,而是现实叠加出来的社会现象。
核心的根源,是两地产业底色的巨大差别:职场到底是吃青春体力饭,还是吃经验资历饭。
香港的经济支柱,高度集中在金融、法律、会计、咨询、医疗这类专业服务业,还有大量成熟稳定的商贸服务业。这类行业拼的从来不是谁熬夜更久、谁加班时间更长。一个投行从业者、资深律师、会计师真正值钱的,是长年累月沉淀下来的行业判断力、客户信任、风险把控能力与人脉资源。同样一份业务,40 岁从业者积累的行业认知、处理复杂问题的经验,远远超过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这里,人的年龄增长,等于专业资产的增值。年龄越大,往往越具备市场竞争力。
就算下沉到普通基层岗位,出租车、物业、零售餐饮这些普通服务业,香港劳动力长期存在缺口,中年求职者拥有充足的岗位缓冲。就算白领遭遇失业,依然有大量基层岗位可以作为退路,不至于落到彻底无路可走的绝境。
反观内地过去二十年,互联网平台经济、高速扩张的制造业、大批飞速成长的中小企业撑起庞大就业市场。大量岗位的核心诉求,是高强度执行、快速迭代产出。这些岗位更需要源源不断的体力输出:高频加班、快速响应、持续高强度内卷。对于企业来说,年轻员工的优势十分直观:精力充沛,家庭牵绊少,薪资预期相对更低,更容易接受无节制加班的工作模式。
很多岗位并不那么依赖几十年沉淀的深度专业判断力,更看重短期的产出效率。人到 35 岁之后,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责任压在身上,很难像刚毕业的时候不计代价熬夜加班;同时随着工龄增长,薪资待遇也会随之上涨。站在企业短期成本的角度,同样的工作,替换成更年轻、人力成本更低、能承受高强度劳动的新人,似乎是更划算的选择。于是就催生了残酷的 “35 岁淘汰” 逻辑。
这不是中年人的能力集体滑坡,而是这类岗位的商业模式本身,就不奖励长期积累的经验,优先消耗年轻人的体力。当然内地也并非所有行业都信奉这套逻辑,医生、律师、高级工程师、科研技术岗位,同样是越积累越吃香,35 岁危机主要集中在标准化、高强度执行、迭代速度快的岗位。
其次,制度约束的差异,让年龄歧视一个停留在台面之下,一个会付出现实代价。
香港没有专门的反年龄歧视成文法案,但平等机会委员会有清晰的行业指引。企业、猎头如果在招聘中公然设置 35 岁以下这类年龄门槛,就属于不良雇佣行为,会面临民众投诉、舆论压力,猎头行业会主动规避拿年龄筛人。面试环节,也不会直白打探年龄、婚育家庭状况,一旦遭遇投诉,企业需要承担调解和解的风险。年龄筛选不敢摆在明面上。
我们国家法律同样明确反对就业年龄歧视,问题在于缺少落地的惩戒手段。企业不会把 “35 岁以下” 写在招聘公告上,但是 HR 筛选简历、猎头对接需求的时候,会把 35 岁当成一条隐形红线。简历系统直接过滤掉超龄求职者,这套潜规则在行业内部心照不宣,却很难被追责。
裁员逻辑上,两地也存在明显区别。香港没有法定强制退休年龄,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工作年限。企业大规模裁员,需要支付高额遣散补偿,单纯因为年纪大裁掉老员工,企业要承担很高的经济成本,所以不会简单拿年龄作为裁员理由。
而在内地,经济下行周期,不少企业降本增效的时候,会优先优化工龄长、薪资高的中年员工。更加有意思的是,原本公考的 35 岁报考上限,被大量民营企业照搬借鉴,从公共领域扩散到整个市场化就业市场,慢慢演变成全社会默认的标尺。
再者,劳动力供给的多寡,直接决定企业有没有底气拿年龄粗暴筛选。
过去数十年,内地每年都有上千万高校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年轻劳动力供给十分充沛。对于很多企业 HR 来说,年龄是最低成本的筛选工具。不需要仔细甄别每一份简历的能力差异,直接过滤 35 岁以上,就可以收获海量年轻候选人,极大降低招聘筛选的工作量。当人才供给远远大于岗位需求的时候,企业就拥有了挑选的底气,年龄就变成一道简单粗暴的过滤网。
香港人口基数不大,老龄化程度高,整体劳动力长期处于短缺状态。雇主很难肆无忌惮地用年龄一刀切把大批有经验的中年人排除在外。很多行业招人本身就不容易,如果再把一大批经验丰富的中年人拒之门外,企业会面临招不到人的困境。
不一样的劳动力大环境,也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职场。
香港职场普遍把职业当成一场漫长的长跑。行业共识是三十岁重在积累沉淀,35 岁之后才迎来个人价值释放期。35 岁之后转行、跳槽换赛道是十分普遍的现象,40‑55 岁依旧是高管、资深专家的主力群体。猎头挖人的时候,优先看项目履历、客户资源、解决复杂难题的硬实力,年龄只是次要参考。当然普通人同样会遭遇行业衰退、经济下行带来的失业冲击,但不会单纯因为年纪到了,就被贴上淘汰标签。
内地很多高速迭代行业流行的,却是 “短跑式” 职场文化。行业三五年就会迎来一轮大洗牌,企业期待员工永远维持刚毕业年轻人的高强度输出。很多岗位默认职业黄金期锁定在 22‑35 岁,社会叙事里,35 岁如果没能晋升管理岗,就等同于被行业淘汰。但现实是,管理岗位的名额本就十分稀缺,绝大多数职场人注定没有机会走上管理岗,同时市场上资深专家岗位供给不足,于是大量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三十五岁以上普通从业者,求职四处碰壁。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香港想象成中年人的职场天堂。那里同样存在年龄偏见,部分基层岗位依旧会隐性偏向年轻人。经济下行的时候,也有不少中年中产失业之后,只能转向出租车、保安这类基层工作。区别在于,它没有演化成全社会通行的 35 岁红线,专业领域中年人的价值,能够被市场承认。
说到底,35 岁危机,并不是刻在我们身上的职场宿命。它是多重现实叠加出来的产物:高速扩张催生的消耗青春的产业模式、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供给、缺少有效约束的隐性年龄筛选、管理岗位供给不足,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造就了这道社会难题。
香港职场不拿 35 岁当作门槛,本质上是市场交易逻辑不一样:企业购买的是人的经验价值,而不是单纯购买年轻人的体力与廉价工时。
放到当下,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年轻劳动力供给正在逐步收缩,社会也在呼吁破除年龄歧视。一个健康的就业市场,本该尊重不同年龄层劳动者的价值。人的职业生涯长达三四十年,如果仅仅因为三十五岁这个数字,就直接否定一个人的可能性,无论对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是一种巨大的人才浪费。对于打工人而言,也要看清行业属性,尽量往真正看重经验积累的赛道深耕;而社会层面,也需要完善落地机制,撕掉这道无形的年龄枷锁,让中年人不用再为数字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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