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北京，律师张思之与李作鹏谈及往事。年近九旬的李作鹏没有从战场硝烟说起，而是提到长征中的军委二局。他说，那时敌军四处围截，如果没有破译敌方电报，红军很难走出草地；又说了一句颇为自信的话：“当年过草地，不是我，也难。”
这句话传开后，争议便集中到了一个问题：李作鹏究竟在长征情报工作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要回答它，不能只看一句晚年谈话，还得把当时的战场环境、军委二局的分工，以及李作鹏本人承担的具体职务放在一起考察。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会师并没有立即带来一条畅通的北上道路，松潘反而成了摆在红军面前的一道硬门槛。
此前，胡宗南已经判断出松潘的重要性。1935年4月下旬起，他率部向平武、松潘方向推进。到5月中旬，国民党军控制了这两个川西北要点。松潘扼守川西通往甘南的通道，红军若要北上，必须面对这一处险要地区。
红军随后在松潘一带展开战斗，但守军凭借地形固守，红军粮弹补充困难，部队伤亡也在增加。经过较长时间攻击，至8月下旬，红军未能夺取松潘，只能转向北面草地。
这个细节很关键。红军进入草地，并不是单纯依靠某一份情报临时选定的路线，而是敌军提前卡住要道、松潘久攻不下之后形成的战略选择。草地是一条艰难的退路，却也是当时能够继续北上的现实方向。
情报当然重要，但情报工作的内部岗位并不相同。军委二局承担着侦收、译电、校译和密码破译等任务，几项工作相互关联，却不能混为一谈。
长征时期，曾希圣担任军委二局局长，钱壮飞任副局长，钱壮飞牺牲后由宋裕和接任。二局下设不同科室，负责破译、校译和侦收的人员各有分工。曹祥仁、邹毕兆等人长期从事密码破译，红四方面军方面则有蔡威、宋侃夫等重要情报人员。
李作鹏早年曾任周恩来的机要译电员，主要负责电报收发和译读。1933年调入军委二局后，他担任的是二科科长，职责偏重校译。所谓校译，是把已经获得的电文进行翻译、核对和整理；破译则是从密码本或电文规律中找出敌方密码体系，技术性质并不一样。
有意思的是，李作鹏后来回忆自己的经历时，也曾使用“译校科长”这一职务称谓。这说明他在情报系统中确实有位置，却不能据此证明他就是红军密码破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1935年4月30日，军委二局译电员陈仲山在云南寻甸羊街掉队，被滇军俘获。其身上带有部分已经译出的敌军电报。龙云随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更换密码，并要求各部增加密码种类、缩短使用周期。
这件事反过来说明，红军的破译工作曾给国民党军造成实质压力。但密码更换后，红军能够掌握的内容必然受到影响。进入四川后，敌我双方接触方式发生变化，红军面对的主要困难，逐渐从敌军调动转向山地、粮食、伤病和草地环境。
如果密码破译足以决定一切，松潘战斗也不会持续那么久。战场上的情报是条件，不是万能钥匙；它能够帮助判断敌情，却代替不了兵力、粮秣和地形。
李作鹏的长处，更可能体现在机关组织、上下沟通和综合协调上。他长期工作在参谋、作战和机要岗位，熟悉部队运转，也善于处理与上级、同僚之间的关系。罗荣桓对他的提拔和使用，正与这种能力有关。
至于他说“没有我就难以过草地”，若理解为自己参与过重要工作，话中有事实基础；若理解为红军能否走出草地主要取决于他，则明显夸大了个人作用。长征从来不是某一名干部的单独功劳，而是指挥中枢、作战部队、地方群众和后勤系统共同支撑的结果。
李作鹏在革命战争年代确有长期贡献，后来也担任过重要军事职务。评价一名将领，没有必要把所有功劳都集中到密码破译上。战功归战功，岗位归岗位，能分清这两层，才不会被一句晚年自述带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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