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重庆渣滓洞，黄茂才请假回乡探望病重的母亲。临行前，他来到女牢房，与江竹筠告别，并问她有没有信件需要带出。那时的江姐已经预感到形势险恶，郑重写下一封信，托他送往重庆中山公园附近的育才小学。
信中有对儿子彭云的托付，也提到黄茂才在狱中帮助革命者传递消息，是经过考验、值得信任的人。黄茂才并不知道，这封信后来会成为江竹筠留下的重要文字之一，更没有想到，自己因此背负的罪名，会持续三十多年。
黄茂才原是四川荣县人，出身贫寒。少年时父亲病故，祖父曾为安葬儿子四处求人，甚至向地主下跪。为了躲避抓壮丁，他年轻时离开家乡，辗转进入国民党系统，先做文书，后来成为渣滓洞的看守。
他没有受过系统的特务训练，能进入监狱，多少带有偶然因素。1948年7月，江竹筠被押入渣滓洞，黄茂才恰好负责登记。他从押票上看到“江竹筠”三个字，早已听说这个女共产党员经受酷刑却不肯低头，心里便产生了敬意。
登记时，江竹筠写下“四川自贡大山铺”。黄茂才借着乡籍攀谈，低声说：“有事可以找我。”这句话并不响亮，却给了狱中同志一个判断他的机会。
曾紫霞和刘国志此前已经与黄茂才接触。他们发现，这名看守并非坚定的反共分子，只是贫苦出身、误入其间，对现实处境有许多不满。几次谈话后，黄茂才逐渐明白，共产党所说的“翻身”，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与他童年经历直接相关的事情。
江竹筠得知情况后，没有急着让他承担危险任务，而是提醒大家保护好他。她说：“不要让他过早暴露。”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争取一个看守不容易，保住一个可靠的联络人更难。
后来，黄茂才开始替狱中同志向外传递消息。他利用外出机会，把信件送到重庆大学医学院一名学生手中，再由外界转交组织。为避免暴露，江竹筠等人约定，重要信件尽量由固定人员经手，不随意增加知情者。
他还设法购买报纸，带回监狱供同志了解外部局势。有一次，一名囚犯看报入神，错过打饭时间，遭到看守毒打。面对盘问，那名同志只说报纸是在角落里捡到的，没有供出黄茂才。双方都明白，一旦有人松口，后果便不只是个人受罚。
有意思的是，江竹筠等人还为黄茂才织过一件毛衣。她们让他买来蓝色毛线和竹片，几个人轮流编织。黄茂才知道，监狱里的冬天很冷，更知道这些人随时可能被秘密处决。那件毛衣后来一直被他保存着，成了他与江姐之间最后的实物见证。
1949年10月1日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加紧清理所谓“不可靠人员”。黄茂才回乡后，因读过中学，被安排在村里教孩子识字。1951年2月，他突然被公安机关带走。当地关于他“杀害江姐”的传言迅速扩散，但当时既缺少完整档案，也没有及时找到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人。
1953年7月20日，荣县人民法院以相关罪名判处黄茂才死刑。面对围观人群，他高喊：“我是冤枉的，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这句话使执行人员意识到案情可能另有隐情，死刑没有立即执行，案件转入复查。
此后的日子并不轻松。1955年1月，黄茂才被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1964年9月，他获减刑出狱。但“杀害江姐”的帽子并未随释放消失，妻子杨淑琼始终相信丈夫没有说谎，独自照顾老人和孩子，等他回来。
1979年，黄茂才分别向公安、检察和法院递交申诉材料，却因缺少直接证人，复查一度陷入停滞。直到1981年5月，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整理档案时，发现了狱中材料，里面记有黄茂才为革命者传递信息的情况。
在纪念馆工作人员帮助下，他找到了曾紫霞。多年未见，曾紫霞起初没有认出眼前这位白发老人。黄茂才哽咽着说：“曾老师，我是渣滓洞的黄茂才。”曾紫霞确认身份后，立即整理证词，并联系其他知情人员。
1981年冬，荣县调查组走访当事人，查阅相关档案。经过核实，黄茂才并非杀害江竹筠的凶手，而是曾在狱中帮助革命者工作的看守。1982年4月12日，荣县有关方面为他平反，随后增补其为县政协委员。
1997年10月，73岁的黄茂才受聘到重庆烈士陵园，参与渣滓洞旧址修复工作。他站在女牢房外，取出那件保存多年的毛衣，久久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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